企业成长战略研究的三种理论基础观

　　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转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中国企业作为经济转型与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微观载体,其成长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转型经济独特情境下,中国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和理论解释是否也具备足够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富含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问题。

　　企业究竟是如何选择成长战略、如何成长起来的,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永恒焦点。目前,在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方面,西方理论界已经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基于企业外部环境的产业基础观(IO)、聚焦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资源基础观(RBV)以及关注制度情境的制度基础观(IBV)。其中,IO主张企业成长的外生性,强调企业外部环境,尤其是企业所在产业结构特征对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并认为企业成长或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的吸引力[1]。RBV则强调企业成长的内生性,认为虽然市场结构、产业基础等外部因素确实会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但它们并非决定性因素。企业内部异质性资源与能力才是企业成长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3]。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制度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逐渐为学者们关注,IBV也因此逐渐形成。

　　IBV认为,制度并非企业战略分析的背景条件,而是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4]。相关研究发现,IBV更适于解释转型经济情境下的企业战略行为,其已成为探究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战略选择的第三根支柱[5]。

　　以上三种理论视角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然而,单一理论视角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其它理论视角因素的影响———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影响,结果造成必要条件变量的缺失以及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事实上,国外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单一理论视角严重削弱了理论对企业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6]。因此,学者们呼吁从整合的理论视角研究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问题,以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然而,这三种理论视角中哪种理论视角更具解释力?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机制?如何整合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国转型期的独特情境对于三种理论视角的有效整合是否存在影响?企业又该选择怎样的成长战略?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与意义所在。
　　
　　1研究设计与说明

　　1.1样本和数据

　　本文研究对象是中国企业,主要研究问题是三种理论视角对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解释力,因而本文仅检索中文文献,并按照如下方法和步骤构建样本文献库:①选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作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与收录期刊规模更大的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相比,CSSCI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人文社科领域档次更高、影响力和针对性更强的专业数据库;②采用多重并行检索、分步检索与近义检索等3种方法对“篇名”与“关键词”进行检索,以收集文献。

　　例如,在收集RBV视角关于企业成长的文献时,采用“资 源 基 础 观”、“资 源 基 础 理 论”、“资 源 基 础 模 型”、“RBV”与“企业成长”、“企业绩效”两两搭配进行并列检索,力求结果更精确而又不至于遗漏重要文献;③通过上述方法与步骤,研究获得34篇文献样本;④详细阅读、分析和比较这34篇文献后,手工剔除内容类似、重复发表或没有涉及到相关理论视角假设检验的8篇文献,最终形成样本文献库———包括26篇研究范式相似且数据质量相近的文献样本,发表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

　　1.2研究方法

　　元分析方法(Meta-Analysis)和平行分析法(Par-allel Analysis)均可用于检验不同理论视角的解释力。

　　其中,元分析是对同一研究问题多个相互独立的研究结果进行合并分析以综合评价理论解释效力的统计分析方法,其要求:①存在较大数量针对某一问题的定量研究文献,符合Meta分析对于文献数量的要求(50篇或以上),并可从多个不同视角审视与发展现有理论;②各样本文献涉及范围有限,研究结论迥异或不具有普适性,通过Meta分析可获得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③样本文献必须具有同质性,相关信息完整,如必须提供相关系数r和相应标准误差se。平行分析则是对同一主题(视角)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对照分析,该方法具有测量指标简单且非衍生(Non-De-rived)等优点,能对具有较长发展周期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与实证的相互印证,以分析理论的解释力。

　　本文获得的样本文献在数量、同质性以及信息完整性方面无法满足Meta分析的要求,而平行分析除了要求样本文献有较长时间跨度之外,在样本文献数量与信息完整性等方面的要求没有Meta分析严格。因此,本文选择平行分析方法,将理论观点与实证研究进行比对,以检验三种不同理论视角对企业成长战略的解释力,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解释[7]。

　　具体研究过程包括:①收集实证研究文献,标注其所述主要理论视角;②提取每篇文献验证的理论假设及研究结果;③如果发现理论假设未获得实证结果的支持,则说明该理论假设解释力较弱,不能很好地解释相关现象;④统计并计算每种观点的理论-实证相互印证度。与实证文献相互印证度较高的观点具有较强解释力,该观点将作为整合理论视角采纳的基本观点。

　　2 主要理论视角及相关假设

　　2.1产业基础观及相关假设

　　产业基础观(或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由Mason和Bain创立,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构造,包括两个主要学派: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2.1.1市场结构与企业成长哈佛学派采用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因果联系:行业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企业战略),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8]。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经典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根据该范式,如果行业集中度很高,那么该行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通过设置进入障碍与提高价格来谋取垄断利润,结果将阻碍技术进步,并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因此,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9]。根据SCP范式,市场集中度以及市场份额均与企业绩效显着相关。

　　企业通过兼并等方式提高市场集中度、扩大市场份额,可以获得更强的市场支配能力来促进企业成长。因此,本文拟检验如下理论假设:

　　H1:市场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

　　H2:市场份额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

　　2.1.2规模经济与企业成长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滞胀”现象。很多研究者将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哈佛学派主张的强硬反垄断政策[10-11]。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Sti-gler为代表的一些芝加哥大学学者对哈佛学派的观点展开了激烈抨击,逐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 “芝加哥学派”。他们用“规模经济”理论解释垄断的合理性,认为随着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的不断扩大,平均成本将不断降低。由此可以推断,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反而会因平均成本的降低带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拟检验如下理论假设:

　　H3: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

　　2.2资源基础观及相关假设

　　RBV最早可以追溯到1959年Penrose出版的《组织不均衡成长理论》一书。在该书中,她提出,企业成长的主因在于组织剩余(Organizational Slack)的存在,异质性 资 源 是 企 业 成 长 与 获 得 持 续 竞 争 优 势 的 源泉[12-13]。依循Penrose的研究,Wernerfelt于1984年正式提出了RBV,强调内部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之后,RBV逐渐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即资源学派与能力学派。其中,资源学派更强调组织内部异质性静态资源对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而能力学派则主张组织内部异质性配置与运用资源的能力对企业成长具有关键作用。

　　2.2.1企业资源与企业成长资源学派认为,同外部资源相比,企业内部资源对获取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企业成长主要依赖于企业拥有的具备异质性、难以模仿、效率高等特点的专有资源[14-17]。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不断产生、有效配置与利用这些异质性优势资源。作为资源学派的重要理论观点,异质性假说认为,企业在生产率、物质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静态资源的差异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着影响。因此,本文拟检验如下理论假设:

　　H4:企业异质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

　　2.2.2企业能力与企业成长能力学派主张,能力由企业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识构成,它们是企业成长和创新的源泉[18]。甚至可以认为,企业本身就是一个能力的集合,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成长的规模和边界,也决定了企业成长战略的广度和深度。在能力学派中,Prahalad和Hamel于1990年提出的核心能力理论影响最为广泛。核心能力是指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有机融合多种技术流派的知识,其蕴含于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具有明显优势的个别技术与生产技能的结合之中,强调企业内部行为和过程所体现出的特有能力[19]。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异质性静态资源需要通过核心能力(如知识管理)才能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并提高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拟验证如下理论假设:

　　H5:知识管理在企业异质资源促进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随着核心能力理论的快速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在动态环境中,如果企业核心能力得不到更新,其终将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核心刚性”。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动态环境下核心能力的演化问题。

　　1994年,Teece等提出了动态能力概念,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以及重新配置内部与外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动的环境的能力。具体而言,动态能力能够驱动企业战略过程,进而促进企业通过吸收整合内部资源以获得新知识与能力,最终使企业在动态、复杂和不确定环境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20]。因此,本文拟验证如下理论假设:

　　H6: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

　　2.3制度基础观及其相关假设

　　与产业基础观关注企业外部环境以及资源基础观关注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不同,Peng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基础观更关注国家、政府、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对企业成长战略选择与战略行为的影响,Douglass将这些因素 定 义 为 “制 度 框 架 因 素”(Institutional Frame-work)[4,21]。为应对制度环境和制度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企业往往需要实施非市场战略以构建社会资本或政治关联。因此,制度基础观对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解释更多地通过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来体现。

　　制度环境是组织为获取合法性和外界支持而必须遵守的规则[22,23],由多种因素构成。这些因素往往与国家、政府等政治因素相联系,如政策规制、优惠、审批程序、政府质量等。制度因素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行为[24]。具体而言,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或做法是否会损害组织效率。

　　制度基础观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市场机制尚不完备,正式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此时,社会资本、政治关联等非正式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对企业战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国转型经济时期,企业面临规则不完善、资源为政府控制的正式制度情境以及关系取向的非正式制度情境。为应对这种独特的制度情境,企业(高管)总是希望并尝试与政府(官员)建立特殊的权力、利益和关系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甚至替代,高层管理者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并对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25]。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关联等概念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解释转型经济下中国企业成长问题[26]。企业家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在于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获得诸多政府支持: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更多进入房地产行业以及获得政府补贴的比例更大等[27]。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拟检验如下理论假设:

　　H7: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

　　H8:制度环境能够调节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每种理论视角对企业成长问题都有专门的解释和分析。

　　Meyer等人认为,对于企业成长,三种理论视角解释机制的本质是类似的———各因素均通过影响企业战略的选择来影响企业成长。究竟哪种理论视角的哪些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成长,并获得更多实证支持呢?接下来,本文将利用比对文献库进行详细分析。

　　3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比对文献库的26篇文献分别采用IO、RBV和IBV理论视角就各自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本文采用平行分析法对每种视角理论假设的解释效力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1所示。

　　IO理论视角包括3个假设,涉及6篇文献,共17次假设检验,总的假设支持率为70.59%;RBV理论视角包括3个假设,涉及14篇文献,共14次假设检验,总的假设支持率为85.71%;IBV理论视角包括2个假设,涉及11篇文献,共12次假设检验,总的假设支持率为83.33%。【1】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各理论视角的解释力,本文按照各假设所属理论视角进行逐一分析。

　　3.1市场结构与企业成长

　　IO理论视角市场结构相关假设的分行业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H1和H2在电力、钢铁与小额信贷机构行业的实证研究中获得了支持,但在以商业银行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未获得支持。【2】

　　为什么在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中,假设H1与H2未获得支持?部分研究认为,导致假设不成立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市场份额不具有绝对优势,尚未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因而不能很好地通过市场势力获得高额利润[28]。这说明只有市场结构需要达到足以形成垄断的市场集中度,市场结构相关假设才会成立。在此之前,市场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其他一些学者则以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因素加以解释,认为国内部分行业(如银行业)现有市场结构更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物,体现了历史和现实保护性政策的作用结果,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市场结构变化对绩效的影响不显着[29]。

　　另外,对选取变量进行研究发现,以生产率作为企业绩效变量的研究支持假设H1和H2,但在采用利润率等反映盈利能力指标的研究中H1和H2却未获得支持,说明企业生产率与利润率可能存在一定背离。

　　基于上述市场结构与企业成长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①市场结构假说在电力、钢铁等生产性行业的解释效力似乎比在金融保险业更强;②市场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集中度更适合作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垄断的指标,而非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③引入制度环境因素分析能够强化IO理论视角的解释效力;④市场结构学说更“擅长”解释生产效率方面的企业成长问题,而不擅长解释企业盈利方面的企业成长问题。

　　3.2 规模经济与企业成长

　　IO理论视角下,规模经济相关假设分行业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假设H3在电力、银行以及小额信贷机构的实证研究中均获得支持,但在钢铁业的实证研究中未获得支持。【3】

　　为什么在钢铁业的研究中,假设H3未获得支持?

　　学者们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钢铁行业的规模弹性。

　　钢铁产量越大,其规模弹性越低。例如,当钢铁产量为1万吨/年时,再增加50万吨,其吨总成本仅下降2%。

　　由此说明,当产能达到1万吨,再继续增加产量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便可以忽略不计了。中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规模远远超过1万吨/年,其规模效应导致的成本节约已经非常不明显。同时,中国钢铁产业市场结构极为分散,大型企业合并无法带来市场势力的显着提高。相反,在管理技术没有得到实质提高之前,合并首先带来的只是管理上的困境和资产整合的困难[30]。

　　另外,本文发现,上述研究均采用DEA生产率作为绩效变量,除钢铁行业之外的其它研究均支持假设H3,这进一步印证了IO理论视角对企业生产率更具解释力。

　　基于以上规模经济与企业成长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①规模经济假说的成立需要考虑规模弹性以及企业已有规模等因素。对于大型企业,规模经济未必是其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②引入RBV视角,结合企业内部管理能够更好地解释规模经济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3.3企业资源与企业成长

　　RBV理论视角下,企业资源相关假设分行业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假设H4在银行、保险、小额信贷机构和医药行业的实证研究中均获得支持,但在制造业的研究中未获得支持。【4】

　　为什么在制造业中,假设H4没有获得支持?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假设不成立的原因主要是某类具体IT投资并不能保证企业获得预期绩效。企业绩效取决于企业拥有的异质性资源是否得到相匹配知识管理能力的支持。即使一家企业在IT项目上投资巨大,例如引进了国外豪华系统,但如果没有结合自身特点提高知识管理能力,那么企业绩效也不会很好[31]。其他学者则认为,不恰当的政策尤其是规制政策也是造成假设不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32]。

　　基于以上企业资源与企业成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异质性资源对于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获得了较高实证支持率,提高企业生产率与综合资源水平,加强物质资本投资与人才培养等都是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的有效途径。部分行业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企业异质性资源需要与企业能力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促进绩效提升的作用。

　　3.4企业能力与企业成长

　　RBV理论视角下,企业能力相关假设分行业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H5在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获得支持,但在以创业板企业为对象的研究中未获支持。

　　H6在所有以上市公司或问卷调查所得企业样本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均获得支持。【5】

　　
　　为什么对于创业板企业而言,假设H5未获得支持?学者们认为,其原因在于知识管理能力并不能单独对组织绩效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它需要与组织环境、经营战略等变量相互配合并形成一定关系模式才能有效提高组织绩效[33]。

　　基于以上企业能力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①企业能力假说能够较好地弥补资源学说的不足,提高RBV视角的整体解释力;②企业资源与能力相辅相成,不能将其人为分割。只有将资源与能力有效结合,才能提高企业绩效。

　　3.5社会资本、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

　　IBV理论视角下,社会资本、政治关联相关假设分行业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假设H7总的假设支持率为85.71%,仅在一次以民营企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未获支持。

　　表6涉及的7篇文献,其研究对象均为上市公司,如上市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等。在变量测量方面,企业成长(绩效)的测量主要采用了通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获得的资产负债率、ROA、贷款结构、融资便利性等指标,以及通过企业背景调查得到的虚拟变量,例如,是否进入管制行业等。社会资本(政治关联)的测量则采用了高管团队政治背景、SEC系数、政府干预程度等指标。【6】

　　绝大多数研究(7篇文献中有6篇)为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由此说明,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有效执行时,社会资本或者政治关联就可能作为正式司法体系的替代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对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可作为一种替代性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制约,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促进企业发展。事实上,当企业融资便利性作为企业成长的替代变量时,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促进作用的假设获得了实证研究的一致支持,即政治关联有助于提高企业融资便利性从而促进企业成长。然而,当采用企业价值等作为企业成长的替代变量时,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正面影响并没有获得一致性检验结果。例如,吴文锋等[34]研究表明,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公司价值,社会资本(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没有显着关联。

　　基于以上社会资本、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研究的相关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社会资本(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便利性的强弱。然而,相关实证文献对于社会资本(政治关联)能否提升企业价值、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仍然存在分歧。

　　3.6制度环境与企业成长

　　IBV理论视角下,制度环境相关假设分行业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该部分涉及5篇文献,其主要研究样本 为 民 营 上 市 公 司 (仅1篇 文 献 的 研 究 样 本 为 台企[35]),假设H8的支持率为80.00%。企业绩效、社会资本(政治关联)等变量测量与表6中的7篇文献类似,制度环境的测量则主要采用了樊纲等学者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多数文献(5篇之中的4篇)研究结果支持假设H8,说明制度环境对社会资本(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调节效用。具体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更强。然而,制度因素对企业价值(上市公司价值)的直接影响并不显着。

　　基于以上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引入制度环境因素,才能更好地解释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对企业融资便利性的积极影响。然而,IBV理论视角对企业价值(上市公司价值)的解释仍无法令人满意。【7】

　　
　　4 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26篇实证文献,检验了IO、RBV以及IBV等理论视角对中国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解释力,获得如下结论:

　　(1)在解释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三种理论视角中,RBV获 得 的 支 持 率 (85.71%)最 高,IBV支 持 率(83.33%)次之,IO支持率(70.59%)最低。从支持率数据来看,任何一种理论视角都没有获得100%的支持,说明这三种理论视角或多或少存在瑕疵,需要加以整合。但即使是支持率最小的IO视角其支持率也超过了70%,说明这三种理论视角均具备较强解释力,整合理论视角需要对这三种理论视角进行综合权衡,缺一不可。因此,从推动企业成长战略理论的发展而言,未来构建整合理论视角的路径应以RBV为主体,IBV和IO为重要补充。

　　(2)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三种理论视角对企业成长不同指标的解释力也存在差异。IO对企业生产率的解释力更强,RBV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盈利能力,而IBV能够更好地说明企业融资便利性。上述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如果战略决策者认为企业的劣势在于生产效率,那么战略重点应放在提高市场占有率方面,依靠行业整体力量(如行业协会)推动行业内整合比仅仅关注内部能够更有效地提高企业生产率;如果战略决策者认为企业的劣势在于盈利能力较低,那么其战略重点就应该是强化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如果企业的劣势在于融资能力弱或存在进入特 定 行 业 的 障 碍,那 么 战 略 重 点 就 需 要 转 移到———根据企业所处区域的制度环境情况,加强社会资本与政治关联的构建和积累。

　　(3)三种理论视角对企业成长不同指标的解释力表现出差异,说明可能存在影响中国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独立于三个理论视角之外的独特情境因素。因此,未来理论视角的整合不仅需要以RBV为主体、IBV和IO为重要补充,而且需要将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中国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独特情境因素加以考虑,并尝试情境理论化。这样才能提高整合理论视角对中国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解释力,更好地发展战略管理的中国理论。

　　(4)本文还研究发现,企业成长的不同指标,如生产率、盈利能力以及融资便利性之间并未表现出一致性,有可能存在企业生产率高但盈利能力反而低的“悖论”。对于这种情况的深入探索,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其相关研究结果,能够为整合理论视角补充新的内容。

　　4.2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启示:对于中国大陆企业而言,若想在转型经济的独特情境下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首先需要立足于RBV,关注自身资源与能力培育,尤其是内部知识管理、学习与创新等异质性资源能力的构建;其次需要重视IBV,深刻理解中国转型期独特的制度环境以及不同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的重要约束,通过主动实施非市场战略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得制度资源;第三,企业还需要密切关注IO,清晰地认识到市场结构与规模对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从而在积累丰富资源能力(包括制度资源)的基础上,突破区域制度障碍,积极开展横向与纵向整合,即实施“先做中国第一”战略。只有通过以上3方面的深度结合,中国企业才有可能真正成长为“世界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