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国防教育史的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对惨遭列强瓜分殆尽的中华大地和晚清政府的腐朽没落，数千年来蕴藏于神州大地的民族精神终于在沉睡多年之后爆发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言，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精神总能振臂一呼，作为“一种本身直接具有火的力量的主体”，①成为挽救国家、挽救民族的支柱。近代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怀揣着救亡图存的理想远涉重洋，渴望寻找到一剂良药，改变列强眼中“东亚病夫”的孱弱形象，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大力推崇尚武精神培育的军国民教育理念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众多的教育领域中得以贯彻落实。特别是“癸卯学制”中兵式体操作为官颁教学内容得到了肯定与推广，更开启了近代学校国防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先河，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为 1921 年孙中山先生在《十年国防计划书》中首倡“发展国防教育计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目前由于学校国防教育尚未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防教育史的研究提出管窥之见，为国防教育学科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广泛传播

　　军国民教育是由日、德两国传到中国来的，它是指对国民进行广泛的军事教育，使一般国民具有军人的精神，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实现全民皆兵。1902 年，留日的蔡锷首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介绍了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做法，提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要兴学校昌教育，学习日本的重武尚武精神，以开民智，“而今日反谓从军乐者，抑亦由于学校而教育昌，教育昌而民智开耳。积热之士，复从而设推行之方，深与国民皆兵主义以助力，日人之兴，其尚无涯矣乎! ”

　　②他认为要实现举国皆兵，首先必须培养国民尚武精神，铸造国魂，“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有了这种国魂，可以极大地激扬民族斗志，自立自强，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对世界诸国进行对比之后，蔡锷勾勒出了一个尚武教育的渐进图，即“坚壮不拔之体魄→百折不屈之精神→鬼神莫测之智慧→负重荷远而开拓世界”，认为有坚忍不拔体魄之国民，将可以开拓世界、征服世界、称雄世界。

　　①受蔡锷影响，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中，正式提出在中国实行“军国民教育”，即通过在学校、社会、家庭实施“三位一体”的军国民教育方法来培养民众的爱国心、公德心、名誉心、忍耐力。在他看来，爱国主义“由国民爱国精神之热血所酝酿胚胎以成。此为一种不可思议之妙物。其为用也，乃能举一切上下社会而熔铸之，无大无小，使成一忘死舍身之烈士”。

　　②如果国民没有爱国主义，即使有土地、人口，国家终将灭亡。自蔡锷、蒋百里倡导军国民教育后，军国民教育思想逐渐为各阶层所接受，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并得到政府的提倡与支持，逐渐成为一种救亡思潮。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虽没有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但在甲午战败之后，他上书清廷: “伏惟皇上受祖宗付托之重，忧国家土地之割，起卧薪尝胆之发愤，重整军经武之远谋，乞立下明诏，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并广设武备学校，先于京津，遍于各省，小校大学，次第备置，科程功课，仿德国、日本例，必令入学乃为将校，下令所司议行，其旧武举人生员咸听入校，其生童愿补练兵者听。仍多派强健才武有志之学生，就学德、日兵校，亲与德、日兵士习验，然后归教兵学，且统戎旅，兵事乃可得而整理也。”

　　③梁启超在关注教育、社会、史学等研究的同时，于 1903 年在他撰写的《新民说》一书中增加了《论尚武》一节，倡导要“实行尚武政策，进行军国民教育”。针对中国兵少兵弱的现状，他还提出了“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④的对策。

　　1903 年，年仅 18 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邹容在《革命军》中强烈呼吁“全国男子有军国主义之义务”。他还大力倡导“革命之教育”，即“革命之前，须有教育; 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其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⑤邹容虽有排满的种族主义思想局限，但他十分强调革命前后国民的教育。黄兴认识到，“惟欲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当先提倡国民教育”，“用知政治不改良，必无教育发达之望。而吾所谓军事的国民教育，尤将等于梦呓矣”。⑥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常求教于日本军官讲授军略，暇即参观士官联队各地兵操。且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馆，演习枪弹骑射”。⑦天长日久，竟练得弹无虚发。1903 年黄兴在日本参加拒俄运动，组织义勇队，教授枪法。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也于 1903 年前后产生了尚武思想，“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⑧同年，他在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社，规定该社的宗旨是“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

　　⑨这些认识与实践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兽性培养”的教育方法，以锻炼青年人之“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之精神奠定了基础。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甚至亲力亲为下，一时间，“尚武”“爱国”“军国民教育”呼声甚高，加上报刊、杂志的宣传，特别是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期刊《东方杂志》，连续在甲辰年( 1904 年) 第 7 号上发表《采王船山成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乙巳年( 1905 年) 第 5号上发表《论尚武主义》、同年 6 号刊载《论自强存图》等文章，鼓吹尚武自强。“军国民教育”思潮从而深入人心，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为中国近代学校国防教育的倡导与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近代学校的创办和军国民教育的开展

　　随着军国民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展以兵操或兵式体操为形式的军事教育活动。不同于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是，这时学校的军事教育已将强身健体与保国强国、抵御外侮等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近代学校国防教育由此滥觞。

　　在投身革命的漫漫征途中，孙中山不但深切认识到培育尚武精神关系到国力的强弱与民族的盛衰，“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而且主张通过开办新式学校，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

　　①早在 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建立了一支“华侨兵操队”，借用当地一所学校，聘请丹麦教官柏氏对队员进行每周 2 次的军事训练。

　　②这成为日后孙中山创办军事院校，践行其“准备军事干材乃当务之急”理念的基础。

　　1903 年他依靠日本朋友的帮助在东京郊区建立了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设置了军事基本知识、兵器学、战略战术、散兵战法及夜袭法等主要课程，并传授枪炮火药制造方法。他还专门为当时的训练班学员写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③的誓词。学校培养训练了一批革命干才。

　　在东京体育会，孙中山亦办过“革命军事学校”。他还认为，“国民教育发达之故，每县各得有国民军，于是国本立，国防固，而民权制度亦大定矣”，④主张每县建立国民军。

　　近代中国教育社团也为学校的军事教育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1902 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它以“教育中国男女，开发其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并创办了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为表明自己的决心，他曾断发短装而习兵操。

　　爱国学社的师生思想非常活跃，在校可以高谈革命。学校重视对学生进行民主自由思想的陶冶和军事训练。历史课以学习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和俄国虚无党故事为主，理化课主要讲解炸弹的制造方法，体育课则主要进行兵操练习和实弹射击，培养和提高学生参加暴力斗争的能力。爱国学社的经历还影响到了蔡元培日后的教育思想，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

　　⑤1903 年 5 月，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陆师学生章士钊、林立山等人分任教练，志愿入会者共 96 人，分为 8 个小队，早晚训练。

　　一些实业家也兴办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近代着名爱国实业家张謇在 1902 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该校将兴教育提高国民的素养作为职责。张謇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国民知国、爱国，爱国的表现包括纳税和服兵役: “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夫目前之国势如此其危，期望人民明白纳税当兵之义如此其急，而教育之不易进行如此其确，不亟图设法变通，而惟是雅步徐行，上欺下饰，是何异掘井以济渴，揖让而救焚，庸有幸乎?”①而接受军事教育则是服兵役前的必修课。

　　西方人在中国直接创办的教会学校是兵式体操的积极倡导者。早在 1888 年，美国着名传教士卜舫济出任由基督教教会在上海较早设立的一所着名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 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 校长时，创建的“第一个学生体育组织是射箭俱乐部。20 世纪初学校又规定学生每天早晨要做 15 分钟的哑铃操，每周一、三、五还要做军事操”。

　　②东吴大学( 今苏州大学) 之前身中西书院早在 1901 年就举行兵式体操活动。学校 1902 年财务报告中甚至还列举了相关费用: “兵操制服和设备，计 723． 3 墨西哥元”，而当时一所学院支出总费用为 12528． 71 墨西哥元。

　　③到了 1907年，学院学生兵操练习的费用和住宿费、学费等共涨了 35% ，④但申请入学的学生数依旧有增无减。学院还聘请了外籍兵操教练，把兵操练习作为加强学校纪律和团队精神建设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⑤由美国圣公会 1903 年在武汉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1905 年秋曾组织过一支带有鼓乐队的学生军训队，受训项目有兵器教范、队列、劈刺和陆军战术。军训期间，学生还长途行军、参观工厂等。1906 年 4 月 21 日，学生军训队首次身着军装，由鼓乐队引领在大街上列队进行长途行军，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由此不难看出，在清末 10 年中国的各类学校中，尚武、爱国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初步实践，这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也为学校国防教育的正式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癸卯学制”与兵式体操课程的开设

　　基于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实践经验，在对国外特别是日本教育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与借鉴的基础上，本着“中体西用”的理念，1904 年清政府颁发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我国正式在全国实施的第一部具有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的法令。该学制提出了“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的教育宗旨。1906 年又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0 个字。“癸卯学制”的内容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通则》《任用教员章程》等 20 个章程条例，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及其他相关内容都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自它颁发之后，清朝末期的新教育可谓有了完全的系统，其后虽略有修改，但大要不出它的范围，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学制系统，亦完全由此损益而成的”。

　　⑦根据“癸卯学制”的规定，全国各类学校从小学堂到高等学堂，直至大学堂都要开设兵式体操课程，主要包括柔软体操、各个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等。如，高等小学堂必修课程表明确规定: 一至四年级体操课程包括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兵式体操三种，每周 3 课时，共计 12 课时; 中学堂必修科课程表规定: 一至五年级的体操课程包括普通操、兵式操两种，每周 2 课时，共计 10 课时，并且特别要求“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如东南大学在其前身三江、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发展时期，就设有“兵式体操”科目。两江师范学堂附设中小学校长余恒都曾上书江苏都督及民政长“应准另发赫法奥步枪壹百支，俾资练习兵式体操”。

　　①“癸卯学制”颁行后，全国各地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接受以兵式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据清末民初教育行政机构公布的统计数字，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全国各类学校有 37888 所，学生 1024988 人，至民国元年( 1912 年) ，学校数达到 87272 所，学生总人数达 2933387 人。4 年间学校增加约 1． 4 倍，在校生数增加约 2 倍。

　　②也就是说，1907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接受国防教育的在校生为 100 万左右，民国初年则达到约 293 万人。“癸卯学制”的颁行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兵式体操作为官颁教学内容也因此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既达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又强化了国民的尚武精神，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国防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开始。

　　结论

　　( 一) “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校国防教育制度化的先河
　　1904 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是晚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为挽救其岌岌可危的统治，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其提出的以兵式体操为主的教育内容，是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理念的反映与 20 世纪初军国民教育思潮发展的产物，也是尚武爱国的时代精神在学校教育中的弘扬，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国防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它揭开了近代中国学校国防教育制度化发展的序幕，也为民国初年政府提出包括“军国民教育”在内的“五育并举”之教育方针奠定了基础。诚然，“癸卯学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和方法，并初步奠定了日后 10 多年教育体制的基本范式，但它仍旧未能改变清朝封建统治最终土崩瓦解的命运。

　　( 二) 清末学校国防教育的滥觞使“寓兵于学”的理念深入人心
　　清末以兵式体操为学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对提升学生军政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学生步伐业已整齐，自须练习枪操，俾形式精神均有进步”。③一些有识之士认其为“寓兵于学”“全民皆兵”的有益尝试。例如，黄兴 1904 年回国后在对当时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曾提出: “以吾国现在之生产力论，实无此养育巨额军队之能力，故今后宜注意于军事的国民教育”。他不仅主张在教学中常以尚武爱国思想教育学生，强调强国必先强身，而且还提出了实现全国皆兵的具体方案，即“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中加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军在千万以上”;④“中学而上，令学兵学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矣”。

　　⑤作为“癸卯学制”倡导者之一的张之洞亦有类似的观点，他多次强调在地方学校开展兵式体操教学的重要，并将这一思想实施于他所创立的存古学堂中: “规矩整肃，衣冠画一，讲授皆在讲堂，问答写于粉牌，每日兼习兵操，出入有节，起居有时，课程钟点有定，会食应客有章，皆与现办文武各学堂无异，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其中虽间有年长身弱者，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均应一体演练”，⑥从而真正达到他在《军歌》中所倡导的: “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

　　⑦就连成立于1905 年“专事研究本省学会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教育团体———江苏学务总会，也将“注意尚武教育，使地方人民皆有军国民之精神，以立强国之基本”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到了民国时期，各地政府均十分重视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形式的学校国防教育，甚至提出“惟现时政治与军事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寓兵于学实为将来军制之惟一基础”。①
　
　　( 三) 清末学校国防教育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从 1902 年军国民教育提出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10 年中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其中不乏英勇善战的军事人才。而清末以兵式体操为主的学校国防教育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力量支撑。1905 年，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创办了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该学堂以培养小学体育教师为名，实则为浙江革命党人训练军事干部。正如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所说: “凡党人来者，仅习兵工体操专修科，均以 6 月毕业”，于是，“大通师范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

　　②学堂主要设置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等课程，还购买了枪支弹药。这期间大通师范学堂招收了四批学员，毕业 300 多人，不少人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骨干。秋瑾 1907 年 1 月接管了大通师范学堂后，仍然坚持学校以往的传统和做法，实行军事化管理，并将兵式体操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她自己作为一校之长，也常于大庭广众之中骑马戎装，身体力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盛时期，莫不与执政者提倡尚武精神、培育国民国防意识相关; 而国家衰败亦与朝野上下轻视武备、国防废弛相连。因此，从教育入手增强国民国防意识、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诉求。在军国民教育思潮的推动下，清末学校国防教育通过“癸卯学制”以兵式体操的形式得以确立和发展，尽管在教育宗旨上带有较浓厚的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但对今天国防教育的开展仍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