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符号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方法论基础
3.1 异化
任何的一种理论，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和现实基础之上的，对于消费社会理论就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才能将这一理论与政治、经济、文化对接起来。消费社会将社会现实作为批判的对象，作为一般性的消费社会理论，必须将社会现实作为直接的考察的起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不是并非是建立在某个人的理论之上的特殊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和一般性，然而基于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我更多的是去探讨关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理论。顾名思义，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是建立在消费社会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批判理论，它首先属于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内在的传承关系，也包含有鲍德里亚异化的思维模式。鉴于这种情况，我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将鲍德里亚早期的消费社会理论作为本章节写作的核心参考资源。同时，尽可能的将视野放得更加宽阔，在消费社会理论的一般批判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寻求出一种特色和差异性。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做一个初步的界定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工作，在我看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以消费社会为批判背景，以符号学为其批判工具，以异化思维模式为批判思维方式的一种批判。
研究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首先要对消费问题进行探讨。经典的批判理论对消费问题的看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探讨消费问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产和消费的二元对立。大众文化对于个体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通过将个体纳入到现行的社会体系之中，从而使个体对现行社会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认可。这种认可使得消费产生了一种“虚假”的需求，然而这种“虚假”的需求又通过消费被“虚假”的满足了，所以，我们绝不能仅仅的将消费看作是生产的一个环节，而是应将其看作是一个可以与生产相提并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马克思将物质生产视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概念阐述了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将生产看作是构造人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的途径，然而从消费社会的理20论出发点来看，消费是将人纳入到现存社会关系的途径。消费创造了需求，在媒介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从而产生的消费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工业的繁荣不断的满足着人们对物的需求从而，实现着对人的统治。
传统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虚假的需求和真实的需求，所谓真实的需求值得是用以满足“必要需求”的商品。这种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不可或缺的、出自人真实的需要。而虚假的求求需求则是超出了必要需求而被制造出来的。这样的表述还不够确切，我无法用直白的语言在准确的表述二者的区别，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表述或许能说明问题。马斯洛将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最基础的需求被称作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一需求类似于真实的需求，在这一层次之上的爱、被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则类似于虚假的需求。我的这一区分仅仅是为了增强理解，并不能准确的说明二者的区别。
马克思似乎也无法说明这两种需求的差别，马克思将人类的第一历史需求规定为生产满足吃喝穿住等必须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人的第一个需求被满足之后，人们就会产生新的需求，用来满足新的需求的生产被视为第二个事实。按照传统消费理论批判家的论述，可以制造出来的并超出基本需求的“虚假”需求不再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而是可以操控人的价值取向的“消费”活动，当消费成为一种消费主体表征自身存在意义的符号的时候，即消费所指向的不再是维持生存所必须之物，而是用以彰显一种阶级等级。
其三，传统消费理论家对“虚假”需求的批判存在着一种从异化思维模式，他们往往将生产看作是积极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而消费则被视为是消极的、被动的活动。因此异化的复归成为他们追求的一种目标。
基于上述的分析，传统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将消费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然而，在消费社会理论家那里，情况就不同了，消费社会从被批判的对象，逐渐的变成了一种进行批判的视角。再从传统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到消费社会理论过度的过程中，符号学的方法称为了一个完成这一转向的重要工具。从索绪尔开创符号学以来，罗兰巴特将其运用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最终称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以能指与所指的对立统一作为立足点，将符号的任意性作为分析的原则。在索绪尔那里能指所指的关系还是概念与用以表达概念的音响形象之间的对应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应不是一种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符号具有任意性。但是这种任意性也不是绝对的任意性，而是说，对于语言整体来说能指与所指具有这种任意性。在对于生活在既定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不以生活在其之下的个人和群体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一旦选定的东西无法被其他东西替代。以符号学的方法研究消费问题的旨在将这种规则形成一种系统。需要指出的是，符号学的这一目的性，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当消费成为符号消费的时候，消费的现实基础被遗弃了。消费社会理论家将物的价值分为物质性价值与意义性价值两个维度，即物的物质性价值与物的意义性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财富逐渐的丰富，媒介的发展将物的意义性价值凸显出来，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了媒介所制造的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消费和生产的二元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变得逐渐模糊，通过符号学的方法生产和消费得以统一，这是消费社会理论的基本前提。消费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批判正是通过符号的批判来完成的。符号的介入把现实的存在抽象化了。传统批判理论对社会的批判往往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到了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消费社会理论家那里，符号取代了物，对社会的批判也从现实的维度转向了虚拟的维度。这一转向说明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社会的异化程度正在逐渐的加深；其二，从物的批判走向对符号的批判以为这一般消费理论初步形成。
3.2 消费社会的文化视域
消费时代到来的社会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资本主义初期，消费还是一个经济概念的话，那么社会发展至今天这个消费的时代，它已然转换成了一个文化的概念。我们不禁要问，消费是如何从一个经济概念转变成一个文化概念？消费与文化的契合点又在哪里体现？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去寻找。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着的变化莫过于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变，科技的进步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人类文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进行其社会理论研究的时候，是从生产开始的，他把社会财富产生的过程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无论是重商主义者还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者，或关注交换或关注生产，消费似乎从经济学的视野中淡出了。然而消费不仅是商品流通环节的终点也是其目的，并且，消费行为能够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引起正果商品流通过程的环节。正是马克思看到了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将消费的物质性维度和意义性维度区别开来，凸显了消费的物质性维度，而将消费的意义性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之外。然而，问题出现了，消费的意义性维度为什么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在资本主义初期，甚至是中期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将财富的积累看作是头等大事，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并不能得到满足。在这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尽可能多的生产物质性生活资料，发展生产力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鉴于此，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将研究视野投向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将生产之外的其他环节作为服务于生产的环节。他们的这一做法一方面凸显了生产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消费，准确的说是消费的意义性却被淡化了。当社会逐渐的从物质匮乏的时代走出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使得社会商品的总量超过了社会需求的总量。如何将剩余的社会商品消耗掉，成为再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时候，消费的意义性逐渐的浮现出来。
人们对物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使物的性质发生了分化，物的两个维度，即物的功能性与物的符号性，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需求层次。功能性对应着一种物对人现实需求的直接满足，譬如，渴了就要喝水，这里的水是一种差异性的一般的水，只因为是水只是因为他有一种解渴的功能，没有意义上的差别。然而物的符号性就存在这一种差异性，它所对应的是一种人们对价值层面的需求，这种需求摆脱了物的功能性，体现了一种同种物的意义上的差异性。正如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所提到的那样：“就物品而言，正是拥有超越它的‘功能’的可能，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并且也代表有可能在一个普遍的记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①不得不说，鲍德里亚对物的符号性维度的论述是深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物的功能性的被遮蔽与物的符号性的凸显使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当物的符号性作为文化领域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意味着消费与文化具有了一种统一性。此时，物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载体，而是作为了一个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使者。物的这一功能的直接后果就是日常功能的审美化。物的功能的审美化又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物的符号化。
3.3 物的符号价值体系
鲍德里亚以符号学为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一套物的符号价值体系。这个符号价值体系是如何被建立的呢？在消费社会的社会背景之下，物被划分为两个维度：物质性的维度和意义性的维度。
作为物的物质性维度，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共同构成了物的价值。作为物的意义性维度，符号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共同构成了物的价值，无论是物的物质性维度还是意义性维度，有一点没有改变，即使用价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不存在符号的使用价值。
之所以能被消费，是因为物具有一种有用性。在消费社会中，物用以满足人的物质性需求和意义性需求的界限十分模糊，并没有一个定量的规定。但，物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符号价值之间，经过符号学方法的改造具备了一种联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别对应着物本身的“质”与“量”,物以自身属性的特殊性去满足人需求的特殊性，这一过程实现了物的使用价值。当物作为商品以一种特定的比率进入到交换环节的时候，所体现的是物的交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商品作为一种交换价值的载体是可以被量化与抽象化的。交换价值作为一种物的量的表现形式与作为物的质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存在着一种特许性与一般性的辩证统一，作为一种物，商品自身的属性具有特殊性，可以满足人各式各样的需求，作为一种物，他又具备了物的一般性--有用性。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完成了其价值体系的构建。然而，作为商品一般性的有用性是不可以作为交换的依据的。它仅仅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消费社会符号价值体系中，使用价值完成了对有用性的超越。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遵循差异性的原则，这种原则所凸显的是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停留在物的有用性的层面，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对物的意义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使得使用价值摆脱物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走向物的意义性维度。
物的意义性维度赋予了物的使用价值一种可比较性。这种可比较性使得在物质性维度上具有相同功能的物形成了一个序列。这一序列表现出一种等级性的特征与人的社会等级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使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被抽象成为一种符号。这种符号表述了一种意义维度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中，对于物的功能的消费与对于物的意义的消费共同存在于同一个消费过程之中。使用价值首先被抽象成符号，然后进入到一个由人的需求组成的庞大的符号数据库之中进行匹配。一旦匹配成功就表示消费的完成。需要指出的是，人的需求并不是一种真实的需求，而是由媒体制造出来的需求。当人们沉迷于这种意义的消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他们被符号所奴役。
在鲍德里亚所构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鲍德里亚承袭了马克思批判理论，并力求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问题进行补充。然而，他对马克思的物质性维度的全盘否定，以及对意义维度的片面强调，导致他忽视了物的现实性，从而走向了马克思的反面。事实上将物的意义性维度和物质性维度割裂开来都会导致理论现实性的缺失。一种成熟的批判理论必然是建立在真实的物之上的，必须是聚焦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的矛盾并寻求一种现实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仍然具备着一种不可替代性。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要求建立一种符号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为起点去揭露并消除现实社会存在的矛盾。在消费社会中，物以符号作为自己的存在状态。由此而产生的符号价值体系自然需要以符号学的方法进行解读。正是因为如此，鲍德里亚将符号学方法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方法和解决消费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既然符号学的方法是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对符号学的发展进行梳理，以及对符号学基本概念进行阐释成为必然的要求。然而，符号学本身，由于其流派众多且没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这导致对符号学的分析成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鉴于个人理论基础的欠缺以及时间所限，在此，我仅将对鲍德里亚影响最为深刻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巴特的神话学是一个阐释符号的产生与探讨还原符号可能性的系统化的理论。在巴特看来能指所指之间的指涉关系，形成了一个初级的符号系统，然而这一系统并不是巴特所说的神话。当我们将这一初级系统作为一个客体去对待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真实的物，而是一种形式化了的符号。当这形式化了的符号作为能指，进入到新的指涉过程的时候，神话就产生了。因为，在第二个指涉关系中没有掺杂任何现实的东西，能指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这个过程使得符号变成了一种被赋予一定意义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当形式化的符号作为能指而进入到能指所指的复杂系统之中以后，它就进入到了一个无限的意义赋值的过程。新的意义不断的被呈现，又被不断的赋予新的意义。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被不断的制造出来，形成了一个符号爆炸的世界，巴特的“神话学”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初级的符号系统的形成和在此之后形成的神话是有区别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在于能指的改变，在最初级的符号系统中，作为能指的物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在此以后的能指变成了形式化的符号。在符号的增殖过程中，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的多元化。在这种多元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意义的泛滥，这种意义的泛滥在消费社会中制造出了虚假的需求，使物的自然性被遮蔽。当能指从现实的物变成了一种空洞的符号，历史、真实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虚无的符号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