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概述

　　随着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向前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一道路也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国外、境外的不少学者都在倾心研究中国道路。无疑，所有这些研究对我们真正认清自己所做的一切，更自觉、正确地走这一道路，是极有价值的。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我们在这里就对他的相关研究作一简单的评述。

　　一、尽管丁学良先生对中国模式形成的背景的分析充满着片面之词，但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并指出正是这一模式带来了“中国的再崛起”

　　人类社会进入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为什么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大地上会出现“中国模式”这一独特的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和具有正确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显然丁教授缺少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他对中国模式形成的背景的分析有不少属耳食之言、孤行己见。起码有以下三点我们不能苟同。

　　其一，他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后 30 年截然对立起来，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前中国执政党所执政的 30 年对中国模式的作用。在丁教授的眼里，从1949年到1976年的将近30年里，中国是“连续不断的破坏”，“政治上的破坏，文化上的破坏，教育上的破坏，经济上的破坏，社会肌体的破坏，大饥荒中人口的破坏”，“破坏即革命才是主旋律”。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被严厉督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而所谓“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实际上就是“以破坏为主”，“能够有机会破坏就先破坏了再说”[1]30。正是基于对中国前30年是“一无是处”“漆黑一团”这一基本估计，他就提出中国模式是完全针对由毛泽东所领导的这一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而形成的。他对中国前30年的成绩否定得一干二净，与此相应，他对中国前后30年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全盘抹杀。他不但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隐含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遗传下来的“基因”，而且也一笔勾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前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点上开创的。

　　其二，他把中国模式的开辟，主要归结为一个“偶然因素”，即“纽约和华盛顿遭受‘基地’组织突然袭击”的 9·11 事件。在他看来，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实际上美国已把中国视为其头号敌人。美国正把拖垮苏联的套索抛向中国。而当中国急需要摆脱困境寻找“帮忙人”时，“帮忙人就到了”。9·11 事件的爆发，“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大局面，美国政府顿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的头号敌人的座位上挪下来，换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他进一步指出，“这实在太幸运了，对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有了9·11 恐怖袭击，原来美国政界军界要把中国当成它的长期的主要威胁的战略构思和部署突然被打乱了”[1]85，原用来对付中国这个潜在的头号敌人的主要物力和精力都转移到他人那里了。中国正是利用了这一“天赐良机”，“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重要决定”，即“在国际新一轮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大决战中，不做美国的敌人，而是跟美国合作”[1]85。中国“埋头搞经济发展”，不把有限的那点家当挤出来搞战备，而是“闷声大发财”[1]86。总之，在丁教授看来，中国模式的形成充其量是中国人“拾了一个皮夹子”，这里没有什么“被必然的力量所主导”，“偶然因素起着极其关键的改变事态方向的作用”[1]88。

　　其三，他把“改革”与“开放”分离开来 ，认为中国模式的开创主要利益于“开放”而不是“改革”。他这样说道：“越是从长距离回顾那段历程，我越是感到‘开放’比‘改革’更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强调，中国不怕没有改革，就怕没有开放。”[1]33在他看来，“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开放”统领“改革”；中国模式的开创过程，就是“开放”的过程，辅之于“改革”或“改良”，只有“开放”先行了，那么“改革”会“越革越新”，“改良”
会“越改越良”。他说，追溯中国这些年的成功其实缘由十分简单，这就是“门一直开着”。中国在以往也曾“改革”过，但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关起门来搞改革。而这次邓小平的“改革”，是在“对外开放的大前提下，放在与世界作常规互动的背景和环境中进行的”。他强调说：“中国这次改革之所以有更实在的成功，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门一直是开着的，虽然有时开得大，有时开得小，但基本上是开着的。”[1]35而所谓“开放”，他认为就是“向资本主义学习”，对资本主义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中国在80年代初先是向“修正主义”学习，后来马上改变方向跟着“资本主义走”。丁教授把中国模式分为“史前阶段”与“正史阶段”，而他所说的“正史阶段”，“正”就正在门户完全打开，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

　　丁教授用上述这些来说明何以会出现中国模式，甚至更进一步用来说明这一模式何以能够获得成功，显然是穿凿附会，不得要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模式”的认定。自从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以来，围绕着“中国模式”所展开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中国模式”存在与否，这实际上也是围绕着“中国模式”展开的所有争论的逻辑起点。丁教授无论在其研究中国模式的专著《辩论“中国模式”》中还是在其他场合，一再强调“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他发表于《深圳商报》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2]。他认为，在探寻中国独特发展路径与方式的意义上，“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不论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都不可否认，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整个过程中，在中国这个地方向人们展现了一条与西方有别的发展模式。

　　丁教授本人一再声明，“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是中性的，把一种发展道路称之为“模式”并不表明要突出这种发展道路的“普适性”。这就是说，他认可“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意味着对其百般推崇。尽管如此，他实际上如许多研究者一样，认可“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就首先隐含着对这一模式的肯定与赞赏。他在岭南大学做演讲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3]

　　他主要以“两个着眼点”来肯定中国模式的成就：一是“以国家机器为着眼点”。他说：“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国家政权的位置上，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作出的贡献，那它的头等功绩当然是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之不被挑战的唯一执政党地位。”[1]94
　　
　　他把“中国国家政权综合实力的持续和显著的增加扩张”视为“中国模式”的首要功绩。这是丁教授用其特定的语言肯定了“中国模式”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二是“以全中国为着眼点”。他引用了一系列的数字来说明“中国模式”产生了长时间里经济高速增长的实际效果。

　　他认为，要对中国这几十年的成就做出评估，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对照系，即跟谁比?跟哪个阶段比?如果从一个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把中国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原先与中国处境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那么就表明“中国模式”确实是成功的，它引来了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赞赏与效仿绝不是偶然的。当丁教授把“当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加以比较时，他提出了“中国的再崛起”这一概念。他追溯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好几个世纪里，它的经济总量都是世界第一；在很多时间段里，中国人的人均GDP也都是名列前茅的；直到18世纪以前，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生产技术、经济组织、市场化这些方面都属于世界的前列。在他看来，当今“中国模式”所导致的“经济实力显著的上升，国际贸易额大幅度提级，人均收入显著的改善”，“把所有这类正面的因素放在一起”，表明“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再崛起”的过程中。他说，把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同它在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是一个“竖的比较”，这样一比较，“天下大势、历史大潮，我们都能够看得明白了”[1]108。丁教授的“中国的再崛起”这一概念确实非常贴切地揭示了“中国模式”的历史成就与历史位置。他对“中国模式”的成就所做的这一番分析，富有说服力地增强了我们对这一模式的自信心。

　　二、尽管丁学良先生对“中国模式”的特征与内涵的描述带有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但是他真实地揭示了“中国模式”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
　　

　　丁教授认为，如果谁要从“发生学”的角度，用一个“恰当的、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科学术语”，给“中国模式”进行界定，那么他一定会失败，其原因很简单，主要在于这一模式“完全不是按照逻辑设计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综合体”[1]38。

　　在丁教授眼里，“中国模式”竟然成了毫无逻辑性、规律性的“捏合体”。在他看来，正因为“中国模式”本身充满着矛盾和对立，所以“拿任何一顶不同款式的帽子去套中国模式脑袋的时候，似乎都能够盖住这个脑袋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脑袋完整地罩进去”[1]40。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创新的产物，用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难把握和理解这一新生事物的，但“中国模式”绝不是如丁教授所说的那样杂乱无章、不知端倪。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丁教授把“中国模式”说成是一个不知所云的“矛盾综合体”，但是他还是力图把这一“矛盾综合体”的内涵与特征揭示出来。

　　而当他揭示“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时，他所用的语言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所用的口气是嘲讽的，并且当然主要从否定的、贬低的含义上去说的。

　　“列宁主义”这一概念在丁教授那里，与在其他资产阶级学者那里一样，绝对是个贬义词。当他用“核心的列宁主义”来表达“中国模式”的第一个支点，或者说第一个特征时，显然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批评与不满。他认为，“中国模式”奉行的是“高度垄断的政治架构”，所以“作为中国模式三大支点最顶端的权力架构这一部分，称它为核心的列宁主义，是恰当的”[1]44。他一方面承认正是有了“核心的列宁主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另一方面又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主要通过把“核心的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加以比较，来说明“中国模式”坚持“核心的列宁主义”与世界源流相违。他说，“从一个多世纪以后的综合效果来看，这条议会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通了，而且带来了西欧北欧的模式在全世界评比尺度上的优先位置”[1]44，而正是由于“中国模式”走的不是这一条道路，从而实际上它“在全世界评比尺度上”不拥有“优先位置”。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总把“中国模式”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方式描述为一种专制统治，丁教授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模式”的第二个支点，或者说第二个特征就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他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里，“当然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型即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系统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这就是“社会控制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有力的实施机构”是“正规的国家机器部分”，但又与后者有着重大的区别，即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尽管不是“独立于正规的国家机器”，但是“远远超出”后者的范围[1]47。他把职工所在的工作单位、居民生活的居住点等都列入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认为在当今中国已形成了对社会成员“进行无微不至、灵活多样监控的超级庞大工程”。在他看来，这些由方方面面所构成的社会控制系统使“中国模式”成了世界上专制性最强、最有效的统治人的一种方式。丁教授竟然把中国当今所实施的“维稳”说成是运用社会控制系统对人的强力统治，他说，“‘维稳’机构每天都必须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状况着手上紧发条”，中共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是“不问任何代价成本”来实施统治。

　　丁教授用“管制的市场经济”来表达“中国模式”的第三个支点，或者说第三个特征。他认为，这第三个支点与前两个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模式的前两大支点既是第三大支点的政治环境和社会保障，两者又是从第三个支点即市场经济那里吸纳鲜血和氧气，取得各类物质资源”[1]54。但总的说来，这第三个支点最引起全世界的注目[1]54。

　　丁教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受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表述为“管制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种经济模式的一种不满的态度。他竟然认为，要理解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关注点不能放在“市场经济”上，而应盯住“管制”两字。纵观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就可知道，“在诸多关键的领域和枢纽点上，政府有形的手抓得紧紧的”。

　　人们总对中国大型国营企业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实际上这些国营企业都是政府通过“管制”“养育”而成的。他这样说道：“中国正是有了这些战略制高点上的有力控制，中央一级的大型和超大型的公司，才可能做得越来越大；不论这类公司实际经营效益是好是坏，也不论中国的经济景气是处于低迷状态，还是处于高度亢奋时期。”[1]55他还提出，中国的这种“管制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学的是“国民党掌控之下形成的官僚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则借鉴了“东亚资本主义”，但与东亚的其他国家相比，显然“中国政府控制的力度和深度、其各级官员可以操纵的空间要大得多”[1]60。

　　丁教授不但论述了“中国模式”的特征，也进一步剖析了“中国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所支出的成本。我们一是赞同丁教授强调所有这些成本代价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如他所说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过去二十多年来产生了这么多的成果”，必然会伴之于“极其巨大的成本代价”[4]。我们二是赞同丁教授所提出的对这些成本代价千万不能“低估”，也正如他所言：“成就不能低估，但付出的代价更不能低估，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于对问题的反思，不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进行实事求是的检讨和反思，将会堵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5]

　　与他对“中国模式”形成背景与主要特征的分析一样，他对“中国模式”的成本代价的论述也带有一定的偏激情绪，但显然后者要比前者有价值得多。虽然在当今中国并不存在他所说的对这些成本代价有意尽量加以“掩盖”，后来实在“掩盖不下去了”才有所披露[5]，但对这些成本代价重视不够、估计不足是确实存在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丁教授把“中国模式”的成本代价系统、深刻、尖锐地揭示出来，活生生地呈现给人们，其意义不可小视。

　　丁教授把“中国模式”的成本代价概括为四个方面，按照他的说法，前两个方面是“物质性的”，后两个方面是“非物质性的”。他还特地申明，“非物质性的”“不一定是看不见的”[1]114。

　　他所说的第一方面的成本代价是“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剥夺”[5]。他说，“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模式所取得的绩效里面，不可否认包含有很多的泪和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那几种弱势对象长年累月当了‘垫背’”作为基础的[1]120。中国广为流传的一个术语“带血的 GDP”有力地表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这种增长下面两极分化日益加强之间的依存关系。

　　他所说的第二方面的成本代价是“对中国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5]。

　　他说，“任何人只要有机会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半圈”，“都会痛切地感到，中国这些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背后，生态环境的成本代价已经支付到了多么可畏的地步”[1]121。他还特别指出，在当今中国“在无语的受伤的环境”背后，会“发现受伤的弱势群体”，那些无助的“普通居民”，“才是支撑着脆弱的生态系统的终极受害者”[1]127-128。

　　他所说的第三方面的成本代价是“掌握公共资源部门里持续、大面积，而且是不断的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这些不规则行为中包括腐败，但比腐败更广”[5]。他说，“现在只要有足够的信息流通”，“你就知道”在当今中国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腐败”，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4]。他强调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救药”的。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深入到不仅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深入到社会和民间的方方面面”[1]133。当今许多中国人都在控诉腐败，但自己本身“也不得不进入腐败的明流暗流”，这就是问题严重之所在。

　　他所说的第四方面的成本代价是“公共政策领域受到限制越来越严格，使得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5]。他把“这种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讨论的状况”，把“由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称之为“制度性的愚蠢”。他认为，这种“制度性的愚蠢”在当今中国“已经愈益淤积停滞”，“被堵到了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的地步”我们可以批评丁教授上述对“中国模式”成本代价的分析言过其实了，也可以对他所用的一些言词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他所说的基本上都是符合当今中国之现实的。另外，我们注意到，他出版《辩论“中国模式”》这一专著的 2011年前后，对这四大成本代价的分析是按照上述顺序展开的。但在近年，他分析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他已把“环境生态的破坏”和“体制性的腐败”列为成本代价的第一、第二位，而“被相对剥夺的弱势”从第一位下降为第三位，最后一位仍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这反映了丁教授对“中国模式”的成本代价的思考和认识的变化与深入。

　　三、尽管丁学良先生认定“中国模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从而需要“更新换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他提出“中国模式”应当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给人以启发

　　中国人民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一道路还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中国模式”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接受丁教授关于“中国模式”必须加以改朝换代的观点。丁教授明确地指出，“中国模式”发展到今天，非但“不可持续”，而且急需“更新换代”。他说：“如果把既有的中国模式当作试验的对象而不是迷信的对象，那么我们可以很理性地说，这个模式多年来承受着极其紧迫的更新换代的压力。”[6]

　　对某一事物进行“更新换代”，就意味着不是在原先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和发展，连“扬弃”也谈不上，而是“推倒”后加以“重建”[1]189。丁教授正是这样看待“中国模式”的。在2010 年 2 月于北京举办的“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期间，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然把“中国模式”比喻为不能再参与跨栏比赛和跳水比赛的刘翔和郭晶晶。他这样说道：“一个模式刚出来的时候可能 3、5 年，那个时候很多具体的毛病都能看出来，运行的过程中，像刘翔第一次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几年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他不能再跑了。像郭晶晶一样，不是马上嫁到香港去了嘛，她跳了那么多年以后知道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跳了，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模式已经到了‘郭晶晶退休的时候”了。”[7]

　　后来记者发表这篇访谈时所用的标题就是《中国模式已经到“郭晶晶退休的时候”》。在他看来，中国高层领导的讲话中已经把“更好”放在“更快”前面，这实际上也承认需要对原先的“中国模式”动大手术了。他指责中国政府已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应对“中国模式”实行“改弦易辙”了，却还在那里要增强对这一模式的自信。他说，“抽象地讲，只要你不顾代价，什么模式都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但问题是这个代价很快地会把你葬送了[1]140-141。

　　丁教授认定“中国模式”“已经到了郭晶晶退休的时候了”，“中国模式”急需要“更新换代”，是基于他对“中国模式”目前处境的基本估计。他对“中国模式”当下处境的基本估计就是“内外交困”。如许多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一样，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三个轮子支撑”，不过在他看来，这“三个轮子”实际上在当今中国已“转不下去”了，这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萎缩”，“中国模式”陷于困境。

　　他认为第一个“轮子”“出口”现在是“拉动乏力”。依靠出口贸易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这本来是“东亚模式”的主要内容，“中国模式”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创造，只是把“东亚模式”移植过来而已。

　　而确实这一增长的“驱动轮”在过去几年的中国越转越大，但须知这是在一种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实现的，现在这一背景改变了，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轮”就必然转不下去。而且中国的“体量”实在太大，本来整个世界就承载不了这一轮子的转动。他说道：“我们不得不正视，中国模式的第一个GDP驱动轮从今以后遭遇越来越大的阻抗力。”[1]148他认为第二个“轮子”“投资”呈严重的“低效率”。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都普遍患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说的那种“投资饥渴症”，即对于投资的近乎疯狂的追求。他说：“由于层层决策者对于扩大投资始终饥渴难当，导致有限的国民经济资源不合比例地大量用于基本建设，结果是大面积浪费。”[6]

　　他认为，中国的这种疯狂投资之所以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关键在于“这些浪费型的巨大投资造成的”后果与“那些决策者”不用承担责任，相反他们还可以从中获取无穷无尽的利益，即“有助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的个人收益以及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裙带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1]151。

　　他认为第三个“轮子”“居民消费”本来就十分弱小，现在是持续下滑。在他看来，中国“居民消费”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是“民穷”。当今中国政府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大于原先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间消费在人均 GDP 里所占的比重是在全球最低的[6]。只要中国一直维持这种“国富民穷”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居民消费”这一轮子的转动永远是“有气无力”的。

　　丁教授基于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三个“轮子”“照老样子转下去越来越艰难”[1]159，具体地说就是：“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前面的道路会越来越坎坷，转速会越来越慢”[1]162。

　　丁教授认为，在这三个“轮子”转不下去背后的更深层的危机是当今中国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和“低环保的优势”的双重丧失。“中国模式”原先依靠这两大优势维持，但这两大优势现在不再存在。他说：“这两个优势在最近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还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越来越强硬地阻抗着中国模式以它原来的方式运行下去。”[1]142丁教授把“中国模式”的发展归结为“三个轮子”的驱动未尝不可，他提出这“三个轮子”的转动遇到了阻力、坎坷也无可厚非，但是他竟然说这三“轮子”在当今中国已转不下去了，从而“中国模式”也急需“改朝换代”，就属于言不及义、一面之词了。丁教授是在 2010 年做出他的这一判断的，事实是对他的这一判断的最好的驳斥。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自2010年以来，这“三个转子”在中国非但没有停止转动，而是转动得更协调、更有效率了，从而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获得了发展。

　　丁教授在揭示“中国模式”内外交困的基础上，力图为“中国模式”摆脱这一困境指明一条出路。

　　他所说的“出路”就是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而正是这一思路，成了他研究“中国模式”的最大亮点。他确实从某个角度为“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他把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逐步成型的“中国模式”称之为“小众市场经济”。他这样说道：“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向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即从‘大众平均亦赤贫’，转向‘一部人先富起来’，进而演变为特权参与市场交易，我把之称为小众的市场经济，尽管在整个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生活水平普遍被显著提升，但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享有新创造财富的一大部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177显然，丁教授之所以把“中国模式”称为“小众市场经济”，主要缘于在他看来，这一模式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毛泽东时代的“均而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一小部分”也就是少数人先发财，是“中国1970年代末以后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关键在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什么样的“少数人”?他分析说，开始时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分子”，即“在毛泽东时代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贱民’”，后来则主要是“党政官员”。他还分析说，“中国模式”的这种“以政府官员及其亲友为主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显然有别于印度的那种“以商人、实业家为主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政府官员授予商人的发财特权可大可小，可以随时拿走，而他们自己（包括亲属密友）享有的发财特权相对而言却多多益善并牢固得多。”他赞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即把“印度式的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腐败”称为“金字塔结构”，而把“中国式的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腐败”称为“倒金字塔结构”。在他看来，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中国官员的权力和他们非正规财富之间的正比关系”[1]176。

　　他认为，中国的“小众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具体地说就是：“私人财富的集中变得越来越突出，那些实权派加上跟他们直接或间接相连的那一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富，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他认为中国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已超过美国，“美国5%的人口占有了全国60.5%的财富，而中国1%的家庭则占有了全国财富的 41.4%”[1]178。他认为中国的“小众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不稳定不仅仅在于与这种经济模式相伴随的“两极分化”状况特别严重，而且在于“先富起来的人”的身份特殊。这部分人由于具有显赫的身份往往享受着诸多的“特殊照顾”，“在别人被‘红灯’拦住的关卡上，他们却走‘绿灯’通道畅行无阻”。这些人“原罪”在身，有许多“把柄在别人手中”。一旦出现什么新的形势，这些人就成了中国动乱的源头。丁教授认为把中国的“富豪榜”称为“杀猪榜”确实有其道理[1]173-174。

　　丁教授为“中国模式”摆脱困境所开出的药方就是“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他说，“从价值观和体制渊源来说”，他所提出的“大众市场经济”“既有来自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人民资本主义’的启发和源泉”，“也有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启发和渊源”[1]180。他之所以致力于创导“大众市场经济”，为的是“让更多的中国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于乡村和还是城市的，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推出更多的新型企业的机会”。“大众市场经济”“不但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走出困境是明智之途，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安定都是基础性的善政”。“大众市场经济”与“小众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大众”两字，即它不是着眼于“小众”，着眼于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一切从“大众”的利益出发。而中国的发展一旦转到“大众市场经济”的轨道上，那么当今中国就能够有效地消解“三富三贫结构”，即“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结构[1]184。他说，停留于“小众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受“三富三穷”结构所支撑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当今中国的上上下下都在“提心吊胆中国会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而一旦中国从“小众市场经济”道路转变为“大众市场经济”道路，那这种危机感马上会减弱甚至会消解。

　　丁教授不但向我们指出了从“小众市场经济”向“大众市场经济”转变的方向，而且还阐述了如何具体实现这种转变。他认为这种转变必须首先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是“人力资本领域”。要通过强化公共教育系统等措施，让“很多贫寒子弟”“获得上升通道”。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翻身的机会太少了”，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他说，加大对弱势人群的教育投入，“降低职业训练和转行的个人和家庭成本”，“是‘大众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的支点之一”[1]182。二是“创业机会领域”。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与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如现在那样垄断在政府手中，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那里。“大众市场经济”就是要“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创业拓展公平合理的门路，从而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1]185。

　　丁教授在这里实际上用他特定的概念“大众市场经济”表述了“共同富裕”的含义。追求共同富裕，正是当今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模式”的期望，丁教授用“大众市场经济”的表述体现了这一期望。他对实现“大众市场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面的“抓手”也十分在理。

　　四、尽管丁学良先生对建立以“大众市场经

　　济”为标志的“新中国模式”的前景并不看好，强调会遇到深层阻碍，但他对“新中国模式”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阐述非常具有吸引力丁教授力主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对当今的“中国模式”加以更新换代，建立新的“中国模式”。但他实际上对建立“新中国模式”的前景并不看好，也就是说，并没有信心。他明确地说道：“中国模式两部曲，第一部曲，那个老路是很难再走下去。新的一步曲刚刚迈出。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刚刚开了一个头，能不能走下去，得看有没有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还不足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信心。”[4]

　　这就是说，建立“新中国模式”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刚刚开了一个头，他就已没有信心了。

　　他甚至还提出，对“新中国模式”没有信心感绝不是他一个人，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都是如此。

　　他为什么会对“新中国模式”如此没有信心呢?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建立“新中国模式”会遇到深层阻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阻碍在当今中国是不可克服的。他所说的“不可克服的深层阻碍”就是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他说：“要想成功地将现有的发展模式更新换代，我们就必然要面对很多的深层次阻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8]

　　他特地申明，“毫无疑问，这个回答是符合公众这些年来对现状的观察的”[1]190。他认为，在过去3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系统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一集团具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同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相一致的，甚至是冲突的。为了维护其自身特殊的利益，这一集团根本反对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中国模式”更新换代了，变成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谋利益了，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被剥夺了，于是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拼命阻挡“中国模式”朝着这一方面发展。所以只要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着，建立“新中国模式”就无望。他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今中国是“政治资源和商业资源的结合体”，“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1]198。

　　在丁教授看来，“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如此稳固，这一集团对走向“大众市场经济”的阻抗之所以如此有力，主要是因为这一集团的命运与“官僚体制”“血肉相连”[1]194。在这里，他提出了“官僚体制”，以及相应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既有的“中国模式”的“原生态”的惊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基的，但是毛泽东本人 1949 年以后对这个一步步建立和强化起来的官僚体制爱恨交加，时间一长，恨的成分越来越多于爱的成分。毛泽东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打破这个碍手碍脚的官僚体制。邓小平从一开始把自己推动的施政路线称为“新长征”，其实“新长征”就是“走老路”，因为“它的主线”是回到“像‘文革’前那样依靠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僚体制”[1]195。所以，“官僚体制”是与既有的“中国模式”相伴而生。正是这种“官僚体制”使中国“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也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1]203。完全可以这样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由这种“官僚体制”所滋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正效应越来越小，相反负效应越来越大，一直到今天竟成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拖累者和扭曲者”。他这样说道，“官僚体制”“特权资本主义”是“拖累”当今中国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性障碍”，“他们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之强，令改良的步伐迈出一寸都难上加难”[1]201。

　　丁教授认为，当今中国人面对这种“官僚体制”“特权资本主义”基本上是无可奈何的。他设想了种种可能的结局，但认为所有这些结局或者本身不合理，从而比处于当今的“官僚体制”“特权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还不如，或者不可能持久，很可能昙花一现。第一种结局是“军人当政”。这在许多国家曾出现过，但往往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无法用“枪杆子来推动向‘大众市场经济’发展”，“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第二种结局是“暴民政治”。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暴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结果是“官僚体制当然被打碎了，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受到全面的损伤”。第三种结局是“开明专制”。这种办法在新加坡等国家曾经有效地实施过，但对“中国大陆基本上不适合”。他这样说道，“中国大陆 13 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缺乏多方面多渠道的透明监督”，所谓的“开明专制”就会变成“一个巨型黑洞”，怎么可能像新加坡等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达到有效的平衡呢”?[1]208第四种结局是“民众参政、推进公平的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实施西方那种宪政模式。丁教授作为一个“毫不含糊”的“西化派”，对这种办法他当然推崇备至。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警惕把中国推向与世界主流对着干的企图”，“我们要越来越明智地趋向文明世界发展的主流”[1]113。在他看来，这第四种结局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丁教授虽然有着把中国推向世界文明主流的强烈愿望，但在具体论述如何落实时又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值得警醒的是，他再三叹息中国实施宪政民主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

　　总之，贯穿于丁教授的整个行文之中的是一方面强烈希望打破既有的“中国模式”建立“新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建立这种“新中国模式”心灰意懒，不时地打退堂鼓。由于我们本来就不接受他关于既有的“中国模式”需要更新换代，用一种新的模式取而代之的说法，所以我们对他这些关于“新中国模式”遇到不可克服的阻碍而无法实施的论述也只能姑妄听之。非常有趣的是，尽管丁教授对建立“新中国模式”没有信心，但是他还是对这种“新中国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做了充分的阐述。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他说道：“如果中国能够从既有的小众市场经济转向大众市场经济的新模式，那将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因为它突破了中国历史的顽固旧轨道。不但如此，它在世界史上也将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它不是通过战争或革命改朝换代，而是和平转型过渡成功的。”[1]233丁教授在这里不但肯定了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建立“新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本身的意义，而且也赞扬了其世界意义。前者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中国历史的顽固旧轨道”，后者的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开创了“不是通过战争或革命改朝换代，而是和平转型过渡成功”的人类文明新路径。下面，我们就看一看他对这两方面的意义的具体阐述。

　　丁教授回顾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始终没有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持续稳定成长，没有做到自主地巩固自己的地盘，然后对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产生全面的延伸。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1980 年末以后逐渐形成的那种中国发展模式，以及由这种模式所滋生、壮大的“特权资本主义”，在它二十余年后的今天，能够逐渐脱胎换骨、更新换代陈学明 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到“大众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就可以宣称，这样的一种具有广泛民众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地出现的”[1]239。由于这种新的模式一方面是“自主的”，另一方面又是“本土的”，从而它一出现就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突破”。他说：“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良性的模式转型，那是非常值得国人庆幸的。”[1]240在前面我们已有过介绍，丁教授曾经对既有的“中国模式”也做出过一定的肯定，认为既有的“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的再崛起”。在丁教授看来，“新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意义远远超过既有的中国模式。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继续把“新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意义说成是带来了“中国的再崛起”，但后者的“再崛起”的内涵要比前者丰富得多。如果说，既有的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的再崛起”，主要体现于GDP的增长，那么“新中国模式”将带来的“中国再崛起”已不仅仅体现于此，而是一种综合的、全面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将是一种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持续的，特别是真正属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崛起”。

　　丁教授从国际视野里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现一些“后工业化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之所以能够转向“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原先都是由“国家资本主义”膨胀为“军国主义”，接着被打败了，它们在“胜利国家占领军的强制下”实现了这种转型。他说，“如果中国能够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出来，过渡到大众的市场经济”，那么这纯粹是属于“自己政权的明智之举”，这并不是那种“出现了一个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被打败以后在战胜国的强迫之下做出的转型”[1]243。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出现了如这些“后工业化国家”那样的向“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但是实现这种转型的背景与原因则是完全不同于这些“后工业化国家”的。在丁教授看来，这正是“新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之所在：它开创了一种新的转型的道路。他说：“假定中国的模式转型能够成功的话，这将是 20～21 世纪的世界史上头一回，头一个在非战争时期，在本国政府自愿主导下实行的一次走向大众的市场经济这个更公平、更有广泛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1]243他还特别强调，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将产生重大意义的中国的这种和平转型模式，是“13亿中国公民的公共财富”，正在向整个人类展开的21 世纪是“中国全体民众”的而“不仅仅是中国官方”的“盛世”[1]245。

　　尽管丁教授在阐述“新中国模式”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时总是采用“如果……那么……”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尽管在他眼里，“新中国模式”的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不确定的，只有打破了既有的“中国模式”，真正从“小众市场经济”走向了“大众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谈及这些意义，但是他的所有这些对意义的阐述确实有助于我们增强对坚持和开辟中国道路的自信心。退一步说，我们即使姑且接受他把这些意义说成是潜在的、不确定的，那岂不是也意味着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所有这些意义就能从潜在的变成现实的、从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就能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吗?

　　参考文献：
　　[1]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丁学良“.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N].深圳商报，2011-04-27.
　　[3]丁学良.中国发展与中国模式的未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EB/OL].
　　[4] 丁学良. 中国发展模式的两部曲 [EB/OL].
　　[5]丁学良.中国模式巨大成就的四大代价.南方都市报[EB/OL].
　　[6]丁学良.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EB/OL].
　　[7]丁学良.中国模式已经到“郭晶晶退休的时候”了[EB/OL].
　　[8]丁学良.升级中国模式[N].时代周报，2011-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