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考证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1]这里所说的全部意义是指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揭示人类社会进程与经济内在运行之间的一般规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具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特性的着作，也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恩格斯称自己写作该书是在执行遗言①,这就证明了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性质问题上是秉持广义态度的。尽管恩格斯多次提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创立的且具有活的灵魂②,但是学术界存在一些忽视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并质疑马克思本人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观点。例如，威廉姆·肖（William H. Shaw）在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因素问题上企图用技术决定论推翻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2]柯尔（Cole）则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以后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态势作进一步研究，换言之，即《资本论》只能够解释19世纪7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3]

　　笔者认为，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的理论绝不是一种拘泥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应用的狭义体系。

　　本文拟从《资本论》创作史、劳动与资本的从属关系、分工理论的二重意义等角度，依托《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等材料，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考证。

　　一、《资本论》创作史反映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要义

　　《资本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高和成熟之作，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文本考证的首要问题是《资本论》是否具有广义特性。一般意义上，学术界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规律的研究，所以它是狭义的。然而，从《资本论》的创作史来看，上述观点有失偏颇。《资本论》创作史包括两个方面，即《资本论》从何而来和《资本论》的内容体系。

　　图1是作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手稿而画出的《资本论》创作史简图，其分为前史、正史和后史三个部分。《资本论》前史，主要涉及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形成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二重特征，③即有正确的一面---主要是指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般方法论的批判并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阶段性，同时包括错误的认知，比如，马克思1844年对《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评语中否定劳动价值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漠视等。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知逐渐加深，他们开始抛弃完全否定的立场，并重新评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其典型例证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李嘉图式的劳动价值论对蒲鲁东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

　　1849年，马克思陆续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也没有提出属于他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尽管如此，《资本论》的前史为其正史的形成和发展铺下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和他自己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过程是统一的，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副标题的重要原因。

　　《资本论》正史，主要指三部手稿，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形成《资本论》第一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手稿）》形成《资本论》第二稿；1863 ~1865年手稿和1865 ~1867年新情况增补形成《资本论》第三稿。其中《资本论》第二稿的23个笔记中，第6 ~15本笔记和第18本笔记形成《剩余价值理论》，也是《资本论》第四卷的唯一草稿。

　　1863 ~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在重写《资本论》第一卷的同时确立了第二、三卷的内容，并于1864 ~1865年写作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

　　1865年手稿完成后，一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都在根据最新情况进行增补。比如，他在1865年11月20日致信恩格斯：“不要忘记从诺耳斯那里替我弄到必要的资料……我在得到这些详细情况以前，就无法着手抄写第二章”.[4]上述《资本论》正史的材料也佐证了马克思1877年告知济格蒙德·肖特关于《资本论》的写作情况，“……因为我的着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资本论》后史，主要指在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将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结论后，马克思继续运用唯物史观探讨未来共产主义的一般特征、落后地区和国家经济制度运行规律的思考而形成的晚年经济思想，以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主要的代表作包括《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资本论》后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本人在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上的宏伟计划和本质特征，即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进程，抑或是基于逻辑演进都是具有广义性质的。

　　另外，《资本论》的内容体系也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的广义内核，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资本论》四卷本的内容分别解析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理论史，前三卷的内容体系越来越丰富，并逐渐从理论抽象转向现实研究。根据马克思自己的阐述，《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部分,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马克思自己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商品章为开端，但是，他的手稿写作是以考察货币理论开始的。特别地，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李嘉图的货币流通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深入到对商品价值的研究，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中价值理论研究的部分被称为《货币章》。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是商品交换在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如果抛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而仅仅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研究货币范畴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的。另外，从商品二因素理论到劳动二重性理论以至剩余价值论的形成，马克思能形成如此科学严谨的思想，主要依赖于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分析。由此，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的表现必然是广义的，否则，单以某一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都不可能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中有“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内容，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开始拟定的《资本论》是具有广义特性的，但是在1867年的最终定稿中，这一部分被删去了。笔者进行了大胆揣测认为，马克思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在1857 ~1858年手稿中出现是符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着作的写作计划的，但是在后续研究中，马克思逐渐调整了政治经济学六分册计划，并以《资本论》作为主标题将其部分着作出版，并且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此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文本中有特定含义，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它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界限，所以是马克思刻意在《资本论》中缩小并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第二，马克思将涉及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运行规律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单独划在一边，试图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性地研究之后再另做打算，这和马克思晚年对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人类学笔记摘录相得益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曾指出，该书的完成是在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兼之马克思在《反杜林论》中默认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未创立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资本论》在其思想体系形成和后续发展，即创作史，都充分体现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要义。

　　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转变与资本主义生产界限

　　写于1863年7月~1864年6月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广义性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这一部分手稿应当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束部分，由此过渡到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详细剖解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的转变。实际上，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手稿）》中就已经细致研究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马克思逐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性和必将被共产主义制度取代的结果。

　　《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在1863年马克思拟定的《资本论》写作计划中处于第七部分---生产过程的结果，由于第一部分的“引言：商品，货币”马克思并没有写，故而变成了第六章。将1863年《资本论》第一卷写作计划与1867年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篇章结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五部分内容基本一致，而写作计划中的第六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则变成了第七篇的第二十二章，计划写作的第七部分“生产过程的结果”、第八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第九部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在1867年正式出版的第一卷篇章结构中没有体现。笔者认为，马克思这样调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的转变在根本上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部分内容已经在第3 ~5篇中进行了阐述，为了避免重复，“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剩余价值理论”都被删除掉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则以附录的形式最终被编入《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其二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在内涵上直接体现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六分册计划的第一分册内容，是马克思留给自己的后续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