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如今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日益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与此同时，跨国之间投资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因而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资本国际化的重视度也随之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各国和地区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世界各个经济体都凭借其进行国际竞争的参与和海外市场的争夺，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正经历着正由出口导向型逐渐转向对外投资导向型的关键时刻。因而，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效应的研究对于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开始接受 FDI（外商直接投资）。之后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萌芽阶段（1979-1984）、初步投资（1985-1991）、快速发展（1992-2001）和稳定发展（2002 年至今），如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便是其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已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大国，其所占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而从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角度看，中国又是世界资本的一大供给源。近几十年来，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以此为依托，其越来越坚定地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此时，中国无论是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对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方面，其数量和质量均在不断提升。
一直以来，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相比于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在规模上差距仍然存在，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不容小觑，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在 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三位。其中，中国占全球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77%,成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最主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国。2013 年，中国引进的外商对华投资流量仅比流出的多 160.6 亿美元。《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预测中国可能在 2014 年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事实上，2014 年全年，这一差额已缩小至 35.6 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双向投资已逼近平衡，同样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应该与引进的外商投资相差不远，中国自身对国外的直接投资的重视度应提升到对应的高度。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蓝皮书主编王辉耀指出，2014 年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市场大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开始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出现好转；从中国国内宏观环境来看，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相关审批政策全面放松；从企业角度来看，国内公司在对外往来中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化经验，这些条件都推动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此前，相关研究多是针对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各方面效应，其中最多的是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所依据的理论也多为更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传统 FDI 动因理论。与此相类似，目前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各方面效应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而上一小节中所陈述的内容表明，中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长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模式正由出口导向型逐渐转向对外投资导向型，转型可能还未完成，但中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愈加显着。虽然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还未进入稳定成熟阶段，规模相对较小，作用不够显着，但其增长势头之迅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通过对这方面发展已臻成熟的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指美国）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有助于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探讨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效应，能够对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战略提供一些启示和指引。这即是本篇论文研究的价值意义。
1.2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界定
作为资金流出的经济活动， 与引进外商投资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显着。后者往往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发生作用，即通过对各个经济变量发生作用，从而传导给整个经济。在这里，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是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全面经济效应，也包括其主体跨国企业所取得的经营成果。1前者为宏观经济效应，一般包括对国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状况、产业结构优化、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国内就业水平的影响。后者所包括的内容较多，如投资利润率的升高或降低、商品出口额的增加或减少、内部转移价格带来的经济效益。另外还有一些难以计量的因素，如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技术、管理能力的提升等。
从影响的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可能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两种影响，因而可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从宏观角度来看，正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般来说包括了产业结构优化、稳定汇率、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对外出口、获取稳定充足的能源供应等等。而对负效应的担忧则主要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资本外流，从而对本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过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此外，产业空心化也是很多学者担忧的一点。
本文主要选取技术进步、贸易出口与产业结构优化三方面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侧重于其带来的正效应。
1.3 文献回顾
1.3.1 国外研究状况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早，因而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颇多，包括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典动因理论和部分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影响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经典理论多是研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原因，而用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不多。这些早期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最早开始于20 世纪 60 年代初，并发展成三个体系：一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分析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寡占反应，如“海默（Hyrner）-金德尔伯格（Kingdleberger）”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和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竞争跟进理论，这些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是巴克利（Buckley）和卡森（Casson）开创的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吸收了交易成本学说和企业行为学说的部分结论，主要是研究跨国公司通过外部市场替代，实现其生产、交易行为；三是从宏观层面研究一国如何参与对外投资和市场交易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又称“小岛清模式”），其主要运用了比较成本原理，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将日本与美国进行对比，并指出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独特道路。之后，更多的学者综合并发展了这些理论并发展，如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美国哈佛大学弗农（Vernon）教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论、理查德森（J.D.Richardson）的组合动因模型等等。这些主流理论基本都运用到了比较优势来进行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而关于其对母国经济的效应却极少涉及到。具有代表性的是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贸易出口和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动态效应，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
相对于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有不少学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效应。1936 年，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次提出，从母国角度，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会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而具体是何影响及程度如何并为做太多解释。1938 年，经济学家 Lewis以美国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自身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Muddle（1957）提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贸易出口存在替代效应。1960年，Jasay 从就业的角度出发，研究得出一国进行外商投资会对国内的就业发生作用，并且他认为这是一种替代作用。不过，他的结论的前提是假设投资国的资源较为有限。MacDougall 运用国际资本流动模型1进行了研究，他从投资国国民收入角度出发，发现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也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其产生影响。
进而促进双方（母国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结论。这些成果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思想和方法。
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效应逐渐得到关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仍主要集中于对出口和就业两方面的影响。Blomstrom 与不同学者合作，先后分别研究了瑞典、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出口和就业的影响。Pain 和 Wakdin （1998）发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在特定产业甚至总体上都是替代关系。Gopinath et al. （1999）对美国食品加工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发现了其对母国出口产生了负效应。Falzoni （2005）选取意大利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同，其对母国经济的效应也会不同。Kokko （2006）从出口、产业结构、国内投资、国际收支平衡、技术进步和母国政治决策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1他考虑的因素较多，但无法完全剔除各因素直接的内在关系，因而无法得出综合效应。
1.3.2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一开始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近年来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达到一定规模。相较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等并不明显，但却拥有更大的母国市场和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成长速度，且国内企业自身的积累和提升也极为显着，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进而不少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身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各种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的体制问题。Buckley 等（2007）主要关注了中国的制度性问题，认为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国内很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资金获取的低成本，同时海外众多的华人社区形成的网络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所有权优势，此外，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内经济，这些都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各种优势与便捷条件。其中有部分学者专门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如Morck 等（2008）认为， 中国国有企业由于获得了巨额的国内资金支持，因而成为了最主要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相应的，他们也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控制程度过高，这有可能会导致企业决策者过分受到政府的牵制而难以从经济学利益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投资。以上这些偏重于制度性问题的研究大多都缺乏较为严谨的实证检验。
国内学者很多参考了国外已有的相关理论成果或研究方法，配合中国独特的国情，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角度出发进行了不少研究。其中以动因研究成果居多。宋亚非（2001）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原因主要是国家利益，而微观原因则是企业利益。其中企业利益主要是更广阔的市场和经营资源、国外的融资渠道以及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等。陈清泰（2009）认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际市场和资源，对于国家来说，则可以借此在国际分工、资源分配中争取到一定的地位，并改善去他国之间的关系，并可以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产业和资源的整合以及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意义的龙头企业。也有部分学者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构建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如吴彬和黄稻（1997）的“二阶段理论”、洗国明和杨锐（1998）的“技术累积与竞争策略模型”、马亚明和张岩贵（2000,2002, 2003）的“策略互动和技术扩散模型”,楚建波和胡里（2003）的“跨国投资门滥论”,齐晓华和王跃生（2004）的“综合比较优势论”,裴长洪和郑文（2010）的“国家特定优势论”等。2以上这些更多的着重于理论上的分析，而缺乏足够的实证结果支撑。
少部分学者直接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宏观经济效应问题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文字描述或简单统计分析上，由于缺乏实证数据，可信度无法保。而国内的学者，如刘红忠（2001）、刘长庚（2002）、李优树（2004）、马春媛（2004）、项本武（2005）、裴长洪（2011）等，则做了一些对应的实证分析。
1.3.3 相关文献述评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至今仍然缺乏一个一致的研究结论，由于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并且很多研究所探讨的数据或案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到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用。此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的经济效应，包含的因素很多，而现有文献对此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专门针对中国的完整研究。大多对此课题进行过研究的学者往往只着眼于某个单一的经济效应，如贸易出口、技术进步等。因而现有文献仍需继续深化完善，从而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效应的研究，早期多为定性研究。其中大多研究是从政策层面出发，且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出如何推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法。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统计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进而部分研究开始引入实证计量研究的方法，并且不再限于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开始涉足于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总体上还不够多，且不够系统完善，因而对指引我国将来如何继续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帮助有限。
1.4 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我国学术界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极少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效应的，因而决策者在这一块的思路和政策方面没有足够明确的指导。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更全面、深入地分析。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与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重大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但需要更适用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实证研究的要求，从而，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文在全面总结已有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对国内技术进步、贸易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作用，也即是这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一方面，从多个方面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发展已臻成熟的发达国家（美国）对比，从而发现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阶段；另一方面，寻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性。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措施中的有用之处，并结合中国国情，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一定的建议。
3.数据计量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一方面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因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只能做一定的参考，无法直接得出必然的结论，因此本文另外将从微观层面，选取了单独的几个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状况进行具体案例研究，以此来考察反应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对国内经济的效应。两个层面的研究可能都无法得出严谨的结论，但宏微观层面的相结合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分析结果。
1.5 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到底现状如何，处于哪个阶段，以及其对国内经济三个方面的效应如何，这都是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这也是本篇论文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以下将对之后的章节内容作简要介绍。
第二章主要阐述已有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主要分为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传统动因理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理论和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效应的部分研究。由于前两部分理论较多，因而各选取了三个理论作为其代表。而第三部分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不成体系，因而对其做了梳理，按三个不同因素角度进行了划分。
第三章主要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进行了阐述。为了更形象地表现中国的各项特点，将其与美国进行了对比，并分了四个角度进行特征描述。同时，为了对中国的发展阶段有一个较准确的判断而将其运用于邓宁的投资周期理论中。对邓宁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利用其模型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计量。最后根据计量结果探讨了该理论的适用性及对中国目前所处阶段作了一些解释。
第四章会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出口方面论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传导机制并进行实证研究；这里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可用数据不多且不具有代表性，得出的结果会有偏差。
第五章从微观层面，选取一些企业案例分析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发展的效应，从而间接反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效应。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目的，主要考虑了技术获取、出口贸易和资源寻求三个层面。
最后一章则是对前面所作分析的总结以及对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建议。
1.6 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多是以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且主要是研究其最初进行跨国投资的动因，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研究有限，且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技术溢出两方面。本篇论文更偏重于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传导、影响国内经济的三个因素以及产生的影响如何。
2.通过对美国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的详细对比，并利用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实证，检验出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从而可以找到准确的出发点，发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进而获得一些成功经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提供启示，找到更适合的发展路径。
3.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情况，除了整个国家层面出发的实证研究，本篇论文也选取了中国具体的一些企业作为研究案例，分析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来考察其动机和特点以及其对母公司的三个层面的影响，从而映射出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效应。
本文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数据的缺失。我国正式确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的年限比较短，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许多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效应的研究并不精准。同时，一些变量（如技术进步）的统计口径也存在争议，尽管通过其他间接的数据可以进行计量，但得到的数据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此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虽然能大概对应到投资周期理论的轨迹上，但考虑到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可能具体到三个经济因素的数据并不能很好的解释提出的观点。
2.理论的适用性不足。早期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对于中国的研究可能并不适用，只能做一定的参考，而关于新兴经济体或者说中国的理论研究并未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体系，因而只是主要是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部分的理论指导，并不能做出完全的解释。另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可能并没有一个完全匹配的理论来解释验证，本文虽然引用了 Dunning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但该理论提出时间太早，如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程度跟当时完全不同，因此并不一定适用。
3.模型中测度指标的选取有失偏颇，不能完全代表或覆盖所要描述的变量所包含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