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及所处阶段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中国入世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国贸易壁垒的大量减少和国民待遇的实施，不仅过国内市场面临着大量外国企业的进驻，中国进入国外市场，抢占份额的阻碍也大幅度减少。这对国内企业来说，意味着竞争愈加激烈的国内商品和服务市场和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而企业只有积极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参与到国际经济竞争中，才能获取稀缺资源和市场份额，达到双赢的局面。因而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是必行之道。
根据 2007 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向四个方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资源类、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类、研发中心类以及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服务业类型。总而言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主要在于获取技术、带动出口以及稳定资源供给。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起步。1979 年，国务院出台了 “要出国开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被确认为国家政策。自此之后，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向海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并占领部分国际市场，至今已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至今为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以及发展了三十多年，其规模和实力有了质一般的飞跃。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试探阶段（1978 年-1984 年）1979 年 4 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之后分别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经济特区，开放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在国务院“出国开办企业”政策的推动下，最早尝试海外直接投资的公司多为一些长期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专业外贸公司以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国际经济技术公司。其中，在东京开办的中日合资公司“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始。这一阶段，中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多为在对外事务上有较多经验的公司，数量和规模都极小。
第二阶段：初步投资阶段（1985 年-1991 年）1985 年 2 月 8 日，《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开发浦东的设想获得了中央的肯定，也带动了推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截至 1991 年底，近 2000 家中国企业获批在海外设立公司，其中超过半数为非贸易性企业共 1008 家，且其每年平均增加 77 家，这大大不同于第一阶段仅有少量外贸性质公司的试水。而这一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几大特点。
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较小，从 1985 年到 1991 年，仅上升了 11.98亿元。第二，地域分布不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港澳等地，而只有极少的部分投向了其余八十多个国家。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基本都是中外合资公司，并且中方企业投资占比较小，没有足够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利。第四，中国企业在海外主要是投资于餐饮服务行业，只有少部分开始涉及能源、加工制造等行业。而前者涉及到的技术含量较低，可以认为是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行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
第五，这期间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多为国有大型贸易公司，其他行业由于对外活动少，因而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和限制更多。
第三阶段：发展阶段（1992 年-2000 年）以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国内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中国政府进一步确定了“出口导向型”政策，这一政策推动着企业更积极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而 1997 年党的十五大鼓励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合理运用其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海内外市场及全球资源。同时，国家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单 1999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就达到了 5.91 亿美元，增长率高达 128%.在这期间，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其目标行业的分布和以及所处区位的选择都在不断地扩大范围，开始遍及各大行业，各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布局变得分散且均匀。其中除第二阶段就已经涉及的贸易、能源、餐饮服务等行业外，加工装配、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具有更多技术含量的行业或业务类型逐渐受到关注。此外，中国不仅增加了在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同时加投资方向一部分转向了与我国地理位置较近且文化风俗差异不大的东南亚国家，这比较接近于前面提到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第四阶段：壮大阶段（2001 年-2008 年） 中国入世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和层次得到进一步扩大。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作为中国进行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这里第一次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摆在了一起，又一次提高了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的地位。2002 年被称为“中国并购元年”,此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是以合资的形式，而这一阶段，中方公司开始并购外国企业，这一形式最大的特点在于，中方企业可以取得主动权，并且能够接触到被投资企业以及国家的资源或者各方面信息。在此期间，除了政策的支持，国家在财政方面也给予国内企业很多的优惠以调动其积极性。这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直线上升之势。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12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存量达到 572 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投向了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 2007 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在两年内翻了接近一倍。同时，单项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最高达到了几十亿美元。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开始在通信行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寻求的导向性越来越突出。
第五阶段：新战略实施阶段（2009 年至今） 2008 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都出现了急剧萎缩。 2011 年，中国进入“十二五”阶段，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措施，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开始超过引进外商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战略开始转为投资导向型。同时，更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以及外汇资金管理的放松也更加方便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这一阶段，尽管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不是很乐观，但中国却仍旧保持增长。尤其是在 2012 年，中国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这主要归因于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积极统筹，意味着国家的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3.3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况对比
由于新战略实施阶段的时效性更强，其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更大，因而下面主要对这一阶段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3.3.1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比较
截止到 2011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约达 3660 亿美元，流量达到651.17 亿美元。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比重由 2007 年的 1.02%上升到 2010 年的 4.74%,并且在 2012 年成为全球三大投资国之一。而单 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较上年增长了 22.8%,高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率 21.4%.
截至 2011 年，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全球第一，其中流量为 3966.56亿美元，存量约为 45000 亿美元。美国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而连续下降，与 2007 年相比，降幅达 46.54%.2010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恢复增长，较上年增长 14%,达到 3043.39 亿美元。总的来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与全球总体情况基本保持一致从目前中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基数还是增长幅度，两国之间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到 2013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10.40%.从 2007-2013 年中国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例来看（见图 3-2），基本呈持续上升趋势，与美国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但除 2008 年增长幅度较大之外，整体增长速度比较稳定，幅度不大。
虽然由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08年和09年出现了负增长，但从流量变动百分比来看，美国的趋势图表现为平滑的上升曲线，即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而中国则相对不稳定。
图 3-3 为 2008-2013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动百分比综上所述，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数量上差距仍然不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逆势上扬，其流量在 2008 年实现了 131.82%的增长后仍然保持增长，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了两年负增长。乍看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着快速增长，且与美国之间的差额在不断缩小。但弱考虑两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相对变化，可以发现，中国近几年的增长属于相对缓慢的。
3.3.2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
不同于前四个阶段，近年来，中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多，其种类也呈现多元化，不再是国有企业占据极高比例的局面。截至 2011年，中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己基本包括了所有的公司类型。从各类型的数量占比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占比最高，约为 57.1%,国有企业位列第二。私营企业仅占总数的 8.2%,但相比于之前的二十几年，增加幅度十分明显。从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金额来看，截至 2013年，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5434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贡献了 55.2%,而单独 2013 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中，国有企业的占比为 43.9%.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减少了接近 10%,而这部分则代表着其余非国有企业的增加额。
美国企业没有国有和私营之分，全部都为私营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实力雄厚，多为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挤身世界前列的数量最多，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并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部分由国有企业产生；而美国则全部为私营企业。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实力已经有所提升，民营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的数量逐年增加，但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实力仍有很大差距。这一差距从两国对外投资主体在世界500 强中的排名可以看出。
3.3.3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比较
截止 2011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已遍布世界各地，覆盖了全球约 72%的国家和地区，但其分布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存量并不平衡。2011 年末，中国约71.9%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亚洲地区，而在拉丁美洲的投资额为 438.8 亿美元，两块区域总共占据了总量的约九成之多。2013 年，中国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同比下降了 15.4%,在北美洲的投资额基本没有变化。而其在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投资额均发生了较快的增长，尤其是，相较于 2012 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额增长率高达 132.7%.
图 3-5 为 2013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前十大国家（地区）对比图（单位：亿美元），其中，中国吸收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4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对非洲和大洋洲投资流量的增幅较大；美国则主要在欧洲及拉美和其他西半球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有 70%以上流向“避税天堂”.2013 年，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卢森堡均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中流向香港的数额为385.05 亿美元。总的来说，中国企业倾向于对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导向特点十分突出。而美国偏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地区）。
3.3.4 中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比较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基本覆盖了各行各业。其中五大行业1的累计投资存量达 5486 亿美元，其存量和流量均占总额的八成之多。而从 2013 年的数据来看，美国主要集中对控股公司（非银行）和制造业进行投资，两者之和约占总额的 70%,而矿业仅占 6.85%,这意味着美国明显不是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美两国发展至今，其对外直接投资所覆盖的行业类别都比较全面，但侧重行业却不尽相同，分布的格局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中国企业倾向于在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上述“五大行业”.尽管中国的投资开始部分地转向较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以及软件业等，但后者的占比依旧远远地低于美国。而美国的投资更多集中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其 2013 年控股公司（非银行）超过 50%的投资额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特征。相比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仍处于较前期阶段，因而其行业分布参差不齐，更多的侧重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分布结构较为低端化。
而美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远远长于中国，是最早进行跨国经营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其投资中端的行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大幅度地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中制造业的份额已经缩减至 20%,更多的转向了高端服务业。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判断--基于 Dunning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各方面中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因而我们需要对此作出判断。
3.4.1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中，我们简要述评了的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在此基础上，邓宁又做了发展和完善，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着名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1该理论动态地分析描述了一国国际投资发展演变过程，很好地解释了其整体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在该理论中，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的五阶段，如下图 3-7:
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在前四个阶段大致呈现一个J 形曲线分布， 而后在第五阶段又将返回水平轴。其中各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人均 GNP<400 美元），该阶段的国家几乎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国内市场小，资本投资回报率不高，考虑到其可能蕴涵比较丰富的某种自然资源，因此只会有小量规模的外资流入。因而，位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处于空白状态；第二阶段（400 美元<人均 GNP<2000 美元），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有所扩大，加上当地政府各方面给予的优惠，来自海外的投资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这一系列的条件使该类型国家的企业形成了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优势不大。因而，这类国家会开始出现少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开始缓慢增长，但流出的投资额会明显低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净投资额仍旧处于负值阶段；第三阶段（2000 美元<人均 GNP<5000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国内部分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得到了加强，因而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这类国家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不再急剧增加，或者说有了更多获取资金或其他资源的途径，从而内流的投资增速开始减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逐渐加快。不过总的流动方向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本国；第四阶段（5000 美元<人均 GNP<10000 美元），处于该阶段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开始赶超外商直接投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已经足够大，因此其在与进驻本国的跨国企业进行竞争的同时还有进行海外市场扩张的余地。同时，这类国家的部分产业已经出现潜在比较劣势，为了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必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类产业转移到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第五阶段（人均 GNP> 10000 美元）： 处于该阶段的国家的流入和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都有所增长，而两者之间的差额进一步缩小，净投资额等于零或接近于零，两者间存在动态地均衡。此时，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跨国企业的内部交易，且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进行。并且，该阶段国家的企业竞争能力更多地体现为获取全球战略资源和资源配置方面，对于母国的要素资源的依赖性大大降低。
3.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Dunning投资发展阶段理论，2006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而2013年为6086美元，应当处于整个周期的第四阶段。但由于人民币近几年快速升值，换算成美元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对应到Dunning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具体五个阶段。在实际情况下，Dunning的理论中的第五阶段受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极小，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交叉投资的活跃度。因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只需考虑前面四个阶段，因而应该是符合J型曲线。即一国经济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相互影响关系。从而我们将就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进行如下实证分析。
选择我国净对外直接投资额NDI（亿美元）为因变量， 从1985年到201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美元）为自变量。其中中国流入和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UNCTAD,计算可得出净值NDI;GDP、人口总数和汇率均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采用邓宁的二次函数形式来检验我国的投资发展路径，建立如下非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 PNDIt 是t年的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 PGDP t 是相应年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J型曲线图， 式（3.1）中的β和γ应分别小于零和大于零。
首先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PGDPt 和PNDIt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检验结果如下表3-8: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NFDI与PGDP经过二次差分后平稳，两者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从（3.2）式的回归结果来看， R = 0.6534,表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高。通过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低于2010年，201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也仅大概回到了2010年的水平。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TAD）发布《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速低于全球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流出量减少5%,这是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为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带来了挑战。
抛开2011、2012年的数据，对1985-2010年的数据进行非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从（3.3）式的回归结果来看，R? = 0.8147,意味着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并且各系数的t检验都较为显着， 说明我国的人均GDP与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变动趋势是符合Dunning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J曲线”假设的。单从曲线分布来判断，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大致处于图中的第二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若将回归公式（3.3）进行计算，在方程的最小位处，PGDP等于2105美元，此时我国将应该会从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而实际上，早在2007年我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这一数值。若代入实际GDP值，模型的计量和图形上的结果都表示中国目前是处于第三阶段的初期。对应到具体武大阶段情况的解释，目前中国仍尚未形成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企业的内部化和所有权优势没有达到最优，其在海外的投资主要依靠的是区位优势而非所有权优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继续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实力，但短期内，其净投资额仍将是负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模型能更好的拟合，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被剔除了，而事实上，从2012年以来的数据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数额上已经可以称为大规模，并且在全球排名升到了第三。因而，上述理论模型只能大体解释2011年之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Dunning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证基础是1967-1978年的数据，至今以及过去了三十多年，全世界的经济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都在不断发展，尤其是中国，从1978年才刚开始接触海外投资，因而即使这个理论在当时能够解释总结大部分国家的情况，在今天，可能其适用性已经大打折扣。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我国 2011 年以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适应性，虽然中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平滑，但是总体趋势基本符合 J 曲线的趋势走向；第二，分析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概处在第三阶段的初期，但并没有很好地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第三，2011 年之后，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无法再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与全球整体水平的全面提高有关，中国可以凭借“后发优势”缩短其部分发展阶段的时间，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自身政策、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