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形神合一

　　3 碑刻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形神合一

　　碑是碑刻的载体，碑刻作为书法艺术的表达方式之一，其选材、雕刻技法与镌刻内容应该与书法形式、碑文内容及表达的情感思想做到形神合一。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欣赏碑刻艺术时不但可以感受到碑刻艺术的刚柔并济，而且可以由内而外的体味到我国书法艺术的形式美、内容美及意境美相融合的形神合一之美。本章通过对碑刻的起源和发展介绍，讲述碑刻艺术与书法艺术的渊源，从而阐明文章观点，即碑刻的选材及镌刻技法要与碑文的内容及书法艺术相统一，最终做到碑刻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形神合一。

　　3.1 碑刻的起源和发展

　　3.1.1 碑刻的起源

　　碑刻是我国文化发展中重要的实物见证和文献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创造力，时至今日依然在文化传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9].纵观碑与碑刻的发展历程， 可将碑刻的起源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说文解字》将碑释为："竖石也".早期的碑是在地面上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者标识物，上面没有刻文字，仅作为一种标志。当时的碑石有三种用途：一种是日冕，是古代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第二种是用来拴牲口的柱石；第三种是竖立在墓穴的四角，用以牵引绳索将棺材放入墓穴中。这是碑在早期不作文字记载之用而作为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可称之为无字碑时期。

　　（2）刻字碑时期。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在碑石上镌刻文字或者图像，称为碑刻。古代人认为，碑是一切石刻文字的总称。事实上碑刻是石刻的一种，后来人们将碑的含义加以引伸拓展，把所有刻有文字的石刻统称为碑，包括：碑、碣、摩崖、造像、墓志、刻石、刻经、塔铭、石阙铭、题名、题诗、界石、井栏题记、桥栏桥柱题记、祠堂纪事、画像石、碑版等[30].我国最早的碑刻，是战国时代的《石鼓文》，它的书体在金文与小篆之间，是周到秦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开辟了碑刻艺术之先河。（图 3-1）由于碑刻能够长期保存，所以古人将石头作为书写的材料，用来刻文记事，所以民谚有"金石同寿"之说。千百年来，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碑刻用以记史述事，而且将许多经典古籍、名家法帖刻于石上，供后人传承学习。

　　3.1.2 碑刻的发展

　　将碑刻艺术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 碑刻的萌芽期。秦时期的石刻为初始发展期。宋代史学家郑樵《通志·金石略》记载："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说明自秦朝起，夏、商、周三代在青铜金属器具上雕刻金文的做法，开始转变成为在碑石上刻字的方式[31].

　　（2）碑刻的发展期。汉代碑是碑刻的发展期，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碑刻书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秦以前的文字大多都属于篆书体系，直到汉隶的出现，汉字实现了由象形到意符文字的演化，而成为定型的方块字。行书和草书都是在隶书上变化发展而成。

　　（3）碑刻的高峰期。六朝时期是碑刻创新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名碑极多，就书法艺术而论，其书体风格也如汉隶多变。从契刻之法说，碑刻更多变化，更为丰富和成熟，既有阴刻，又有阳刻，还有反刻，奇趣横生，极尽变化。其中北魏出现的魏碑体是碑文书体由隶书向楷书演进的过渡字体，被誉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绚丽奇葩。

　　（4）碑刻的成熟期。唐代是碑刻艺术发展成熟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碑刻之多，刻法之精，形制之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书法名家书碑风气盛行，行、草、隶、篆四体皆有。其中楷书碑刻严密精工，行书碑刻风采烂漫，隶书碑刻工整规范，篆书碑刻，栩栩如生[31].唐碑是碑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巨大的丰碑。

　　总而言之，经过秦、汉、六朝、唐四个阶段的发展，碑刻艺术终于达到了碑刻艺术的最高峰。

　　3.2 碑刻的选材与内容的统一

　　碑刻既是碑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碑林中的独特景观。从书法的角度讲，碑刻的字体要与碑石的材质做到形神合一。无论是书体、结构、章法都要与碑石的材质、特性浑然一体。如果说碑刻书法属于艺术美范畴，碑石景观属于自然美的范畴，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是艺术美和自然美的统一。

　　碑刻的书法艺术使原本静止的石头赋予了生命感，变得光彩夺目，意味深远。古人对碑石景观和碑刻书法艺术品的结合不仅重视，而且在这方面创造了相当完美的结合形式。

　　被称为草隶鼻祖和楷模的东汉碑刻《石门颂》，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既整齐规范，又富于变化，富含感情，不拘一格，被书家称为"隶中之草".那博大的气势和动态，那令无数书家望尘莫及的艺术巅峰，就是因为它"自然的书法",以山林为背景，以山石为材质，其神采与韵味是仅用纸墨在书斋中难以寻求的。

　　在我国现代碑林景观设计意识中，更多的是注重碑刻的书法艺术与碑文内容，而忽略了碑刻的形式及碑文内容与碑石的统一。碑作为碑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石材的选择应与碑刻书法的形式以及文章内容风格相一致，才能达到碑林空间整体的和谐统一。

　　孔子与老子，儒家与道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尊"仁，礼",而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则重"道，德".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认为在这个世上任何事物的运行自然有其规律，不需要人再去调节了。因此，《道德经》的雕刻所选择的石材特质，应当与其思想内容一致。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2].从自然的山石中取一块天然的青石，不做任何的修琢，顺着岩石的自然肌理刻以古朴自然的书体，欣赏者才能真正体会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而青石的平凡、质朴，同时也表达了道家的淳朴与不争的品格。

　　若是要在孔庙碑林中刻以《论语》，选择的石材就不能直接用天然的岩石了。《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对当代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因此《论语》的雕刻应该采名山佳石，磨平打光，书法家书丹其上，再由雕刻工人精雕细刻。碑石模拟书简之形，用整齐规范的小楷书加以雕刻。使"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教育一代代中华儿女。

　　碑石与碑刻形式及内容的合一主要表现在，碑石的形状、材质以及肌理应当与书法风格和文章思想形神合一。李白的《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是诗人自信的表现，也流露了怀才不遇和渴望重用的积极思想感情。诗句深沉浑厚，气象不凡。情极悲愤狂放，语极豪纵沉着，大起大落，奔放跌宕，表达了诗人旷达的胸怀。雕刻时自当选择粗狂的石材配以豪放的狂草与诗文相配。而象征权贵的武皇圣旨碑刻，也只有洁白、名贵的汉白玉质与之相配了。因此，在碑林景观空间设计中，应将碑刻艺术与碑石融为一体，使碑石风格与书体风格和文章内容协调统一。游人可以"远观石，近观字，"先赏字再观石，兴味倍增。

　　3.3 碑刻的技法与书法艺术的统一

　　对于碑刻而言，除碑石材质外镌刻手艺也是极为重要的。刻石是碑刻书法艺术的重要步骤之一。古人初刻时有镌、凿、雕、切等各种称呼，实际上都是刻石时的技法。碑刻的艺术价值体现在书丹镌刻构成汉字群体的优美造型，并形成各自的风格、面貌。可以说碑刻就是刻在石头上的书法艺术。书法注重的是笔墨情趣，讲究用墨、运笔、结构、章法、气韵等表现手法；碑刻则是讲究刻字的刀法，意在保存书法的结构、章法、笔势、笔意和结构的形神[31].

　　刻工是中国书法三千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参与者。对那些负责镌刻丛帖的刻工而言，没有相当的书法修养，几乎是不可能胜任其事的。从身份和修养上看，很多刻工兼通书法，或者本身就是优秀的书法家。对书迹笔划及字体结构没有充分理解，很难想象下刀镌刻之时能有良好的表现，所以，不兼通书法便很难成为优秀的刻工。镌刻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将书法的笔墨神韵再现在石刻之上，自然更不容易。正因为如此，一些书家干脆亲自操刀凿字，客串刻工角色。著名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等曾经怕有的刻工技术不佳而亲自书丹刻石，可见碑刻的技法与书法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碑刻技术也是书法艺术的体现。

　　书法家沈鹏曾提到："在笔发明以前和发明以后，"刀"曾经很长时期是书写用具。甲骨文、金文、碑帖上的文字，无不是刻制出来的。"因此，刻工也是另一种形态的书法家。从纸面到碑石，载体的材质明显不同；柔软的笔锋与坚硬的斧凿，虽然二者所用工具不同，但是他们表达出了共同的"意",即笔意和刀意。因为，刻工用刀的"书写"是以书家用笔的书写为基础的[33].

　　不言而喻，刻工与书法家关系密切。书法家自兼刻工，刻工也兼通书法，两种身份混同融合，这是一方面。书法家尊刻工为宾客，相处和洽，这是另一方面。刻工与书法家，在碑刻艺术上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两者相辅相成，因为笔法字势、点画字形都以刻工高超技艺最后体现在碑石上。正因为碑刻在镌刻时体现出了书法艺术的刚柔并济之美，才使得我们在欣赏之时，透过那刀与石碰撞，看到了毛笔的柔美，看到了书法线条的运动美和速度美。这种美是墨迹与碑刻共同给予我们的，是中国书法碑刻所特有的，无与伦比的，也是现代碑刻失去意义与价值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