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视角与经验视角下研究的概念探析,自然辩证法论文

　　摘要：　海德格尔曾经提出科学的本质是研究。然而,关于研究的意义,人们却众说纷纭。通过对康德、海德格尔、拉图尔与莱茵伯格的讨论,可以区分出两种视角:先验视角与经验视角。根据前者,研究为科学提供了可能性的先天条件。根据后者,研究必须通过现实实践才能展开,它构成了知识的后天条件。尽管存在深刻差别,两种视角的旨趣是一致的,即通过刻画研究概念以阐释科学的本质及其特征,而不同的研究概念代表了阐释科学的不同方式。

　　关键词：　研究; 科学; 先验视角; 经验视角; 科学哲学;

　　Abstract：　Martin Heidegger famously proposed that the essence of modern science was research. However, Kant, Heidegger, Latour and Rheinberger give u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research. They could be classed into two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named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research should be seen as condition a priori of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it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that make scientific knowledge possible. Different view of research represents different view of science and different way of do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word：　research; science;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 empirical perspective;

　　在“世界图像的时代”,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着名命题:科学的本质是研究(Forschung)。然而,到底什么是研究?这个问题却众说纷纭。1934年,波普尔发表《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将研究表述为“猜想与反驳”的逻辑过程。20世纪90年代,拉图尔(Bruno Latour)倡导从“科学的世界”转向“研究的世界”(world of research)。此外,德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莱茵伯格(Hans-J?rg Rheinberger)尝试将研究置于“实验系统”(experimental system)中加以刻画。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可以区分两种视角:先验视角与经验视角。根据前者,研究为科学提供了可能性的先天条件。根据后者,研究必须通过现实实践才能兑现。尽管存在深刻差别,两种视角的旨趣是一致的:通过刻画研究概念以阐释科学的本质。

　　一、康德与先验构造

　　谈到先验视角,不能不提及康德的伟大贡献,尽管他并未直接讨论研究议题。常识告诉我们,科学是对自然的表象(representation),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然而,至少从康德开始,这样的思维方式已成问题。《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指出,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走上康庄大道,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培根,正是他赋予实验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将近代实验科学传统称作“培根科学”,其核心特征是“扭住狮子的尾巴”:“这种实验要求制约大自然,强迫自然在那种没有人的有力干预便不会出现的条件下显示自己”。1康德认为,以培根科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代表了一场思想方式的革命。为获取知识,理性必须受教于自然。在这一点上,他与近代经验主义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学习的方式,康德与后者分道扬镳了。理性绝不像学生那样仅仅重复老师所教的内容。相反,它更像是一位法官,“强迫证人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2理性不能被自然牵着鼻子走,被动接受自然的教诲,而必须让理性原理先行,在走向自然的时候一手握着自己的原则,一手握着实验。“甚至物理学也应把它的思想方式的有益革命归功于这样的灵感:理性自身无法知道并且必须从自然那里学习的,它必须按照自己放入自然中的东西在自然中寻找(而不只是为自然捏造)”。2

　　康德推崇培根或许令人费解。哲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培根开创了归纳传统,倡导从经验到理论的上升路线。这与康德的先验哲学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正如哈金(Ian Hacking)所说:“作为一位实验哲学家,培根并不完全符合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的简单二分”。3在《新工具》中,培根刻画了一幅“蜜蜂”形象:“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4根据这一形象,认知主体不仅“采集”资料,而且要用理性“消化”资料。借用康德的术语,如果“采集”代表着感性的接受性(receptivity),那么“消化”则代表着知性的自发性(spontaneity)。作为对自然的主动介入与干预,实验是认知主体自发性的典范。这样看来,蜜蜂形象与康德的思路颇有契合之处。

先验视角与经验视角下研究的概念探析

　　康德对实验本身着墨不多,他更关心培根科学表现出来的思想革命。众所周知,他把它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经验主义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符合对象,主体必须绕着客体转。现在,康德颠倒了哲学参照系,让客体围绕主体转,正如哥白尼让太阳成为宇宙的中心一样。《纯粹理性批判》写道:“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源于经验”。2“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是对经验原则的认可。但是,仅凭这一原则尚不足说明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于是,康德注入了先天的成分,即直观形式与知性概念。感性是心灵接受刺激的能力。只有通过直观,对象才能被给予。尽管直观的质料是经验的,但对象如何被给予即直观形式是先天的,这些形式包括空间与时间。知性是对感性直观的杂多进行思维的能力。纯粹知性概念包括十二范畴,它们是知性思维对象的先天条件,是对感性杂多进行综合的先天形式。这样,康德在经验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添加了先天原则。只有同时借助于这两个原则才能回答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于是,科学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被动表象,心灵绝不是罗蒂(Richard Rorty)描绘的如一面镜子。不妨借用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比喻:心灵与其说是一面镜子,不如说是一盏灯。5理性只能认识那些由理性之光照亮的事物,处于黑暗中的东西是不可知的,如物自体。主体无法认识绝对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本体世界,但绝对可以认识由主体构造出来的现象世界。“人为自然立法”鲜明体现了康德所说的思想革命的精髓。辛迪卡(Jaakko Hintikka)指出,康德的革命实质上继承了作为制造者(maker)的知识传统。6总之,主体对自然的先验构造为科学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二、海德格尔论研究

　　如果说康德着眼于“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认识论的先天条件,海德格尔则着眼于“现代科学如何可能”的存在论的(ontological)先天条件。科学作为独特的现代现象始终是海德格尔的重要课题。然而,他对科学的阐释方式并非始终如一。基西尔(Theodore Kisiel)指出,在海德格尔那里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科学形象:生存论的(existential)与形而上学的/时代性的(epochal)。7生存论的科学形象主要体现在《存在与时间》中,科学被放置在在世存在框架内加以阐释。形而上学的/时代性的科学形象主要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此时,科学技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存在历史的独特阶段。这里主要讨论后者。

　　在“世界图像的时代”海德格尔提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本质乃是研究”。8何谓研究?“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建立为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程式’在这里不单单指方法和程序:因为任何程式事先都需要一个它籍以活动的敞开领域。而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启,恰恰就是研究的基本过程”。8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的特征不在于它是事实科学、实验科学或计算科学,这些不足以将现代科学与古希腊或中世纪科学区别开来。9毋宁说,现代科学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对物的筹划(Entwurf)。筹划作为对存在者领域的开启或解蔽,正是研究这个词表达的意思。与康德不同,海德格尔更关注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条件而不是认识论条件。与康德相似,海德格尔主张这些存在论条件同样是先天的(a priori),尽管它们同时是历史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对“先天性”表述得更加明确:“任何情况下,‘科学上’可知的东西都是通过科学本身决不能把握的‘真理’预先给定的,一种关于被识别的存在者领域的真理。存在者作为一个领域先于科学;它们构成被设定物(positum)”。10

　　那么,使得现代科学区别于古希腊与中世纪科学的研究或筹划方式是什么?使得现代科学成为可能的对存在者的独特设定(posit)是什么?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已经给出了答案。现代科学是“对自然本身的数学筹划”,“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又不在于数学的东西本身,而在于:数学筹划对先天的东西有所开展”。11研究或对自然的筹划不仅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先天条件,而且它们对存在者领域的开启方式是数学的。这并不是说现代科学是对数学的应用,而是说数学筹划是以数学的、可计算的、精确的方式解蔽自然。简单地说,任何X若要成为科学对象,必须以可计算性的方式呈现自身。任何不以此方式呈现的X都无法成为科学对象,对科学来说等于无。进一步说,研究与表象(Vorstellung)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当而且只有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8研究作为对自然的数学筹划,其实是对自然的摆置(stellen)。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将世界表象为图像。所谓“世界图像”并不是关于世界的一幅图像,它意味着任何X只有作为被表象或被摆置的对象才是存在的。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将这种表象方式定义为“座架”(Gestell)。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把事物解蔽为持存(Bestand),甚至人也处于座架之中,被削减为“人力资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何以主张技术先于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就是技术或《哲学论稿》中所谓的谋制(Machenschaft)。

　　概言之,研究作为对存在者领域的特殊解蔽,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存在论条件。这种解蔽方式决定了现代科学的独特性:表象、控制、计算、征服。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关于实验的独特看法。在康德那里,实验代表了思想方式的革命,即理性在自然面前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与此不同,海德格尔主张,现代科学之所以需要实验,是因为对自然的数学筹划要求科学家必须做实验。“因为现代‘科学’(物理学)是数学的(不是经验的),所以它在测量实验的意义上必然是实验的。”12实验与测量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研究已经将自然筹划为数学的、可测量的或可计算的。

　　三、从先验视角到经验视角

　　康德与海德格尔对科学的阐释均采取了先验视角,即着眼于现代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这类条件既然是先天的,故无法由科学自身给出。在海德格尔那里,正是研究提供了这类条件,因此研究逻辑上先于科学。康德并未如海德格尔那样明确涉及研究,但可以在类比的意义上说,在他那里这些条件是由先验主体提供的,所谓研究即“人为自然立法”。不同的是,康德更加侧重认识论,而海德格尔更加侧重存在论。在康德那里,这些条件是非历史的、永恒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它们是历史的、可变的。

　　20世纪中期以后,先验的探究方式遭遇了重大挑战。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奎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标志着思想风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无法根据逻辑句法分析得到规定,意义在于使用,它植根于生活形式。为了理解语言的意义,必须将具体的用法描述出来。库恩主张,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不应脱离历史,对知识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形式分析层面,必须深入科学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以往的科学形象。奎因认为,传统认识论致力于为自然科学奠基,如今它不应再将自身放在先于经验的位置上。相反,认识论必须植根于经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旧认识论渴望着包含自然科学;它要以某种方式从感觉材料中构造出自然科学。相反,在新背景下的认识论,作为心理学的一章被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13必须承认,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在后续发展中饱受争议。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他们决定性地改变了20世纪后半期的哲学走向:先验视角的衰落,经验视角的兴起。

　　我无力全面阐释这一转变的意义,而将讨论范围限制在与科学技术有关的议题。对于上述转变,不妨借用技术哲学家们的说法称为“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根据传统,技术哲学是对作为一般现象的技术作抽象反思。经验转向则主张,技术哲学应该“讨论那些与‘技术的运作方式’或‘形成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the making)直接相关的哲学问题。”14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和技术过程,并将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伦理要素展示出来,而不能将技术抽象地理解为一种整体。其实,技术哲学家所谓的“经验转向”,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库恩之后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STS)的发展。它们主要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科学人类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这一发展试图摆脱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规范认识论范式,提倡对现实的、具体的、情境化的科学实践进行经验考察。对此,有学者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刻画:第一,从研究科学产品到研究科学过程;第二,从先天的、理想化的科学说明到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说明;第三,从规范研究到描述研究;第四,反对辉格史与合理重构;第五,从祛情境化、纯认知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到情境化的、社会的、集体的立场;第六,从沉思世界到改造世界。15

　　倘若认可“经验转向”并从先验视角转向经验视角,如何重新理解研究概念?首先,人们不再能够如康德和海德格尔那样首先预设“科学一般”(science in general),然后反思性地追问其可能性条件。相反,我们面对的将是具体的、流动的、实践的复数科学(sciences)。其次,先验的反思方法将让位于经验的描述方法。反思方法致力于追溯科学之为科学的逻辑在先的必要条件。描述的方法则致力于展示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知识的意义。再次,原本作为先天条件提供者的“研究”将被拉到经验层次,成为现实科学家的实践过程。最后,这意味着哲学的任务不再是为自然科学奠基,或者为它提供先天条件。相反,通过对实践过程进行经验描述,哲学家同时也就揭示了特定知识的后天(a posteriori)条件。甚至,这样的视角转换会改变原有问题的意义。例如,即便认可海德格尔的观点即“对自然的数学筹划”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我们依然需要回答:这种筹划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实施的?它遭到了哪些抵抗?筹划者如何为自己的筹划活动辩护?辩护的手段与策略为何?

　　四、拉图尔与“研究的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图尔敦促我们从“科学的世界”走向“研究的世界”。16他写道:“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科学的发展波澜壮阔,但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发生了急剧变化。这被表述为从‘科学’文化到‘研究’文化”。17拉图尔认为,“科学”与“研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科学的方式,或两种不同的科学形象。对于前者,他也称为“大写的科学”或“科学一”。对于后者,他也称为“复数科学”或“科学二”。这两者的差异何在?“科学是确定的;研究是不确定的。科学被认为是冷的、直接的、超然的;研究是热的、参与性的、有风险的。科学裁决人们之间的争吵;研究则制造争议。科学极力挣脱意识形态、激情与感情的羁绊而获得客观性;研究则以所有这些为养料以让探究对象为人所知”。17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关于研究的哲学或“研究哲学”(philosophy of research)尚付之阙如。

　　“科学”与“研究”的区分让人想起《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勾画的两种形象:“既成的科学”(ready made science)与“形成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18所谓既成的科学就是已经完成的、写在教科书或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科学。它的典型形式是方程式、理论、命题等等。作为知识生产实践的结果,这种科学是确定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的,并且构成了传统哲学的首要论题。对此,拉图尔写道:科学的“第一种意义是大写的科学,理想的信息传输——无需讨论、没有扭曲。这种大写的科学不是对科学家所作所为的描述。用一个老派的词,它是一种意识形态。”19这种形象是人们最熟悉的,也是“科学”一词最广为人知的含义。

　　什么是“研究的世界”?如果选择“形成中的科学”,我们获得的就是“研究”。对此,他也称为“科学二”:“形容词‘科学的’的第二种意义是通过实验与计算掌握如下存在物,它们最初并不具有人类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科学二处理的是非人(nonhumans)。它们一开始外在于社会生活,之后逐渐借助实验室、探险、机构等等在我们中间社会化”。19拉图尔的这个定义有些奇怪。以沃森与克里克的双螺旋结构为例,它是拉图尔所说的非人存在物。最初,双螺旋结构绝不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它是一个假设、设想、有待解决的问题。随后,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试错、计算、制图等一系列手段,成功确立其事实地位,相关知识得到了生物学共同体的认可。最后,它甚至成为研究其他生物学问题的手段,自身不再成为问题。所谓研究,指的正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的探究过程。它关涉的问题包括:处于特定条件下的科学家如何在既定资源的约束下制定研究议程?如何在实验室中获得稳定的数据?如何说服同行接受自己的研究结论?如何将特定的知识客观化?如何建立对象的实在性?

　　与康德、海德格尔不同,拉图尔的研究概念是经验的、后天的。根据先验视角,研究为科学提供了先天条件。根据拉图尔的经验视角,研究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制造知识的实践过程。正因为如此,“研究的世界”必然是异质性的、不确定的、开放的、有风险的、充满争议的。根据先验视角,研究与科学是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根据拉图尔的视角,二者其实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或者用怀特海的话说是“过程与实在”的关系。为了解答知识的有效性、客观性与普遍性等问题,我们无需从经验的层次上升至先天的层次,恰恰要回到具体的、历史的研究过程。对此,必须通过经验描述的方式才能呈现。总之,从科学的世界走向研究的世界,意味着从客观的、确定的、静态的知识体系走向不确定的、异质性的知识生产实践。相应地,这对哲学家本人也提出了不同要求:要反思科学,他们尽可以坐在扶手椅上;要考察研究,他们必须走进实践现场。原本安静地坐在火炉旁沉思的笛卡尔,现在必须步入喧闹的实验室。

　　五、莱茵伯格与实验系统

　　与拉图尔一样,莱茵伯格也偏爱研究概念、“形成中的科学”与经验视角。他对主流认识论侧重“辩护的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不以为然,更加青睐以巴仕拉(Gaston Bachelard)、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福柯为代表的法国“认识论”。根据他的用法,认识论“这个词不是知识理论的同义词,这种理论探究什么使得知识成为科学的”,“这个概念旨在反思事物成为知识对象的历史条件与手段”,“它侧重生产科学知识的过程,以及创造并维持科学知识的方式”。20于是,莱茵伯格尝试提出一种关于研究的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f research),即对特定的研究过程进行历史的、经验的考察。

　　对于研究的理解,莱茵伯格颇受海德格尔的启发。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见解是深刻的,科学对自然的探究绝不是无前提的。问题在于,海德格尔通过研究所表述的存在论条件如何在现实中兑现?科学家们通过何种方式让对象呈现出来?换句话说,研究如何具体地、历史地开展?这样的追问方式本身已经蕴含研究被转换为一个后天概念。前面提到,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科学之所以是实验科学,是因为研究已经以数学的、可计算的方式对自然进行了筹划。然而,莱茵伯格主张,这样的筹划恰恰是在实验中进行的:“海德格尔看到,在认识自然预设研究的时代,即在我们的现代开端——世界图像的时代,实验将自身设置为一种基本方式,对常新领域的永恒开启由此成为可能,而这此前是闻所未闻的”。21这样,研究与实验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不是研究使得实验成为可能,而是实验使得研究成为可能,或者说实验就是研究。

　　为刻画研究过程,莱茵伯格提出了实验系统概念。在哈金发表《表征与干预》之后,人们对实验的理解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传统认识论中,实验的功能仅在于为检验理论提供数据,充当验证假设的试金石。在哈金之后,实验的自主性、物质性、偶然性、异质性等等逐渐受到重视,它甚至被认为是现代知识生产的首要场所。22实验系统无疑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莱茵伯格主张,研究是借助实验系统展开的:“要把实验系统看作是研究的最小的完整工作单位”。23实验系统的讨论对象不是理论化的、已经完成的知识成果。相反,“这个范畴描述的是研究过程(process of research),这是知识生产与增殖的以物质为中介的过程,或者用法国人类学家拉图尔的话说是‘行动中的科学’过程。”24

　　什么是实验系统?“实验系统是当代研究的真正工作单位,科学对象与制造这些对象的技术条件在这里不可分割、相互联系。它们不可分离并且同时是局部的、个别的、社会的、制度的、技术的、工具的单位,而且首要地是知识的单位。”23对此,莱茵伯格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刻画。第一,它包含两种重要成分:知识物(epistemic things)与技术条件。所谓知识物就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与通常的对象概念不同,知识物并不是给定的、有待科学家发现的东西。根据定义,知识物恰恰是科学家尚不认识并随着研究的展开而逐渐明确的事物。它的存在离不开存在的条件,后者被称为技术条件:仪器、设备、测量工具等等。技术条件决定了知识物如何呈现;知识物一旦确定,也会成为研究其他知识物的技术条件。

　　第二,重复与差异。实验系统必须足够稳定、封闭。如果技术条件不稳定,研究便无法继续下去,实验系统甚至有崩溃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它过于稳定、封闭,就无法为新知识留下空间。对于“差异性重复”(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这一矛盾的动态过程,莱茵伯格说道:“为了保持知识的创造性,一个实验安排必须足够开放,通过吸收新技能、仪器、复合模型和符号仪器而产生新事件。同时,它必须足够封闭,以防止其重复连贯性的崩溃。它必须保持在崩溃的临界点上”。23重复与差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新知识、新事件与新对象正是在重复性差异中涌现的。

　　第三,实验系统是表象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s)。关于表象,莱茵伯格与哈金的看法是一致的:表象并非来自心灵,而来自制作(making)。哈金指出:“当我谈到表象时,首先指的是物理对象:人像、雕塑、图画、刻板”。3在莱茵伯格看来,实验设计、数据、符号、图表、公式、图片、X射线照片、计算机模拟等等都属于表象范畴。对此,他用德里达的“印记”(trace)加以概括:“我关心的是把从事科学的过程描述为制造、替换、叠加印记的过程——在刚才谈到的表象意义上”。23作为较为抽象与形式化的形态,知识处于由实验系统制造的表象空间中。更重要的是,这一表象概念是非二元论的。一个表象指称的不是某个预先存在的、独立于实验系统的对象,而总是另一个表象。所以,表象位于表象链中,孤立的表象没有意义。在表象空间中,我们可以区分更加物质化的表象(如X射线照片)与更加形式化的表象(如方程式)。但是,不能撇开实验系统抽象地谈论表象与对象的指称关系。于是,实在性、真理、自然等等都变成了二阶概念。莱茵伯格写道,“实在概念作为二阶概念,只能在这类一阶表象的背景下才能形成”。23

　　第四,实验文化(experimental culture)。实验系统作为研究活动的最小单位,本身是一个微观概念。但是,伴随着实验系统中涌现的新事件、新知识或新知识物,不同实验系统之间会发生联合(conjunctures)、混合(hybridizations)或分岔(bifurcations)。微观实验系统之间的这些互动在宏观上就构成了所谓的“实验文化”。

　　简言之,与拉图尔一样,莱茵伯格也对研究采取了经验视角。与拉图尔不同,他更加突出实验的重要性,并将海德格尔的“筹划”落实到微观实验活动。同时,他提醒我们,作为研究的实验系统既是生产知识的场所,也是开启“存在者领域”的场所。

　　六、结语

　　本文分别从先验视角与经验视角讨论了不同的研究概念。事实上,不同的研究概念代表了阐释科学的不同方式。先验视角力图追溯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据此,研究被看作是先天条件的提供者。经验视角力图将研究当作历史的、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知识的事实条件。然而,无论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它们均尝试在研究的框架内解释现代科学的特殊性。

　　从先验视角到经验视角的转换是否意味着从“辩护的情境”回到“发现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拉图尔还是莱茵伯格,都将研究视为知识生产的现实过程。作为不确定的、充满争议与偶然性的探究过程,“研究”与波普尔所谓的“发现”确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原则性区别。在波普尔看来,发现是偶然的、带有运气成分的心理过程,“每个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观’(creative intuition)”。25然而,研究概念完全不同,它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在既定的物质、认知与社会条件下的知识生产实践。这样的过程是公共的、可见的。尽管它带有偶然性、不确定性,但绝不像波普尔认为的那样是非理性的。进一步说,研究不仅仅是知识的发现过程,它同时也是知识的辩护过程。只是,这样的辩护不是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规范辩护,而是科学家作为参与者从事的事实辩护。此外,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存在论意义。知识只有在特定的存在论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些条件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实验操作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问题与存在问题是统一的。

　　注释

　　1【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2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Bxiii,Bxiv,B1.
　　3(33)【加】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王巍、孟强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106页。
　　4【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页。
　　5【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三章。
　　6Jaakko Hintikka,Transcendental Arguments:Genuine and Spurious,Nous,6:3,1972,pp.274-275.
　　7Theodore Kisiel,Heidegger and the New Images of Science,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7,1977,p.163.
　　8(11)(15)【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87、887、896页。
　　9(12)【德】海德格尔:《物的追问》,赵卫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2页。
　　10(13)Martin Heidegger,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trans.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101.中文版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1(1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等译校,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1页。
　　12(16)Martin Heidegger,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trans.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113.
　　13(17)奎因:《自然化的认识论》,《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
　　14(18)Maarten Franssen et al.,Editorial Introduction:Putting the Empirical Turn into Perspective,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eds.Maarten Franssen et al.,Dordrecht,the Netherlands:Springer,2016,p.2.
　　15(19)Léna Soler et al.,Introduction,in Science After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Philosophy,History,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eds.Léna Soler et al.,New York:Routledge,2014,pp.14-24.
　　16(20)关于拉图尔的研究概念与科学实践哲学的关系,参见吴彤《论“科学研究的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3期。
　　17(21)(22)Bruno Latour,From the World of Science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Science,280:5361,1998,p.208,p.208.
　　18(23)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4.
　　19(24)(25)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58,p.259.
　　20(26)Hans-Jorg Rheinberger,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trans.David Fernbach,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4.
　　21(27)Hans-Jorg Rheinberger,A Plea for a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f Research,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43,2012,p.109.
　　22(28)相关成果参见拉德主编《科学实验哲学》,吴彤等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3(29)(31)(32)(34)(35)Hans-Jorg Rheinberger,Toward a History of Epistemic Thing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pp.2-3,p.80,p.104,p.113.
　　24(30)Hans-Jorg Rheinberger,Consist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xperimental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Sciences and Their Epistemic Objects,Manuscrito 34:1,2011,p.308.
　　25(36)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Routledge,2005,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