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是苏联科学哲学的兴起时期。由于革命思潮的激励和世界科技革命的影响，苏联的科学哲学研究重心转向了科学认识论。苏联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实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这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苏联六十年代初，理论界开始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认为，实证科学的认识成果不能超出经验和现象的范围，把理论思维归结为经验“基础”，后者将其视为符合某种效用的约定或承诺；而有的派别在外表上以“理性”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宣传的是非理性主义和神秘的宗教观念。苏联的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认识论研究与此迥然不同，是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向的；人的认识、包括人的认识的高级阶段即科学认识，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产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我们接触客观事物，通过实践我们才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苏联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坚持了经验、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理论知识必须依赖感觉经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是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是实践提供了认识对象），而且改造了世界，在自在世界（天然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人世界（人类世界），所以，实践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科普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知识最终都是以实践作为中介的，他说：“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经验概念（逻辑概念），因为任何的经验形式都直接的和实践是相联系的，而科学知识的经验水平是思维和阐述信念的结果。另外，经验的评价标准不能够离开理论的阐释。理论的分析方法是科学反思自身的观念的工具。经验阶段预测一定的世界图景，进行初步的概念解释，经验规律转化为科学理论，进而内化为个人的理论活动。经验时期可以说是前理论时期。科学可以划分为起源阶段，把经验看成科学认识的起点；二是科学理论阶段则是有着复杂的有效的理论体系构成。”
科普宁认为，实践同日常的经验的观察不同之处在于，在实践中是同人在理论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象打交道。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苏联的科学哲学家施维廖夫在 1988 年发表了《科学认识分析》，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进一步强调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主导作用。他指出：“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经验、经验信念，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
认识的目的是要深入到最广阔和更深刻的现实中去的，可见，他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的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于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哲学就具有科学性，哲学的科学性保证哲学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哲学知识的可靠性最终又来自于实践，譬如当我们将“黑马”的本质抽象到“动物”的层次，那只能形成“动物学”，而“动物学”是具体科学，不是哲学。只有将包括“黑马”在内的“万物”抽象概括到“存在”这一“万物”的最大特性，普遍性才能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从而形成世界观，形成哲学。所以，实践决定着我们的认识，脱离实践的认识是唯心主义的认识。
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本性。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一致的原理，从而为苏联的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辩证法的三要素是对辩证法的实质、本性和精髓的经典表述：“（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2）事物自身的矛盾性，一切现象中的矛盾和倾向性；（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辩证法的三要素可以概括为，“辩证法的基础是唯物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精髓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在这里，辩证法的本性是认识论，它对科学认识起到启发和助发现的作用，而绝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列宁说：
“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苏联从六十年代赫鲁晓夫解冻开始，崛起了认识论派，主要代表是科普宁和施维廖夫。他们深刻论证了辩证法的认识论本性，把辩证法理解成科学认识论，认为哲学不同于实证科学那样直接面对客观事物，对世界进行反映，得出科学知识体系；而启发科学认识，是引导、规范科学认识活动中心从而成为恩格斯所说的“最锐利的武器和最好的劳动工具”。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完全相适合的方法。苏联在分析科学认识结构问题时，就很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能够做到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解决问题。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在科学认识发展中就体现了矛盾的观点，实现了在对立中统一。
苏联的科学哲学研究在处理经验和理论的关系方面，显示出了辩证认识论的优势，可概括为：
第一，关于经验和理论两种知识的本性问题。苏联学者把这两种知识和产生这两种知识的认知机制---感性和理性---区分开来，因为感性知识的形成阶段同样包含着思维的范畴加工。苏联学者还从认识活动的不同特点出发界定两种知识的特征，如切尔尼亚克从质和量的关系出发进行划界，指出：“某个理论的认知语言是所有那些评述和术语组成的，它们是从被加工的组合的变化着的量的特点方面来表现客体的直观性和非直观性；其次是精确性、抽象性和程度不同；最后则是在于是否以规律结构为其基本内容。”
第二，关于经验和理论两种知识的功能。施维廖夫认为，理论层次的认识活动旨在完善、精确和发展科学的概念机制，构建“特殊的理论世界”；经验层次的认识活动则是指向建立科学的概念之外的实在联系。施维廖夫明确认识到经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经验活动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检验（外在的证实）。
第三，关于经验和理论的辩证关系。苏联学者在这方面从来不把二者对立起来，始终坚持经验是认识的源头，但经验有待上升为理论。苏联学者特别深入考察了理论对经验的解释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注意不够的地方。如马姆丘尔指出，在理论对经验材料的解释结构中，可以区分出两个独立的经验“子层次”：一个是对经验结果的确认，可以称为“解释———描述”层次；另一个是对头一个子层次上确认的结果做出理论说明，可以称为“解释—说明”层次。此外，苏联学者还特别研究了判决性实验、理想化、检验理论自身的中立性、抽象客体、知识分析的方法论单元、公里化系统的界限、科学理论的重构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苏联学者的研究都侧重在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
如施维廖夫所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总强调科学知识进行内容分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何种方式实现科学的理论化？其形式、阶段、标准是什么？还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逻辑形式技术的提炼、演绎公理化建构的精确化问题，对发展着的各门学科方法论具有首要意义。”
综上所述，苏联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倡导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六十年代以来，一批改革派哲学家对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列宁主义原则有了深刻体会，正确解决了辩证法的本性问题，从而在处理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科学认识结构分析的问题上避免了西方科学认识结构研究的缺点和不足，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来说，苏联的研究成果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参 考 文 献]
[1]孙慕天.自然辩证法研究[J].2005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