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学治理”,概要地说就是指用“治理”的理念和方法来管理公共科学事务，是在政府宏观指导下，政府、科学共同体、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对公共科学事务的合作管理过程[1]
. 科学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实现方法论（科学方法）与价值论（人类利益）的统一。 默顿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内的奠基性研究，为确立科学治理理念及开展实践活动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一、默顿科学治理的主要思想
1. “科 学的精神特质 ” 作为约束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准则
第一，默顿以“科学的精神特质”作为科学共同体基本规范。
1942 年默顿在其文章 《论科学与民主 》中提出了“科学的精神特质”这一概念，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2]（P363）. 从内容上看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性四个方面 （又被称为默顿规范）。 这些规范通过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指引， 它们往往借助于制度性价值取向而合法化。
当这些科学规范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之后，就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良知。 因此，这种科学规范通过科学建制中活跃的个人（科学家）发挥其促进科学发展的功能，保证科学系统自组织地趋于系统目标[3]（P80）.
在当今“大科学”背景下，默顿规范依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科学建制的目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些学者如塞蒂纳[4]（P532）、马 尔凯[5]（P100-101）等对其提出了质疑。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科学精神的默顿规范， 代表了现代科学的一种历史传统，而且在现实的科学发展中，默顿阐述的原则精神仍然有效。 因此，可以说默顿规范构成了当代科学的社会规范的“硬核”[6]（P373-374）,在约束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以“无私利性”和“谦恭”规范克服科学越轨行为。
默顿以追求科学发现的独创性和优先权为背景，对科学界的越轨行为如欺诈、剽窃、“无意识的剽窃”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科学中越轨行为的最极端情况就是欺骗和伪造， 即在科学和学术活动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伪科学和假学术中，编制虚假的数据[2]（P419）. 科学越轨行为中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偶尔的剽窃以及大量中伤性指责或含沙射影地攻击别人剽窃。 科学界出现的种种越轨行为，严重危及到科学秩序的良性运作。
默顿规范中“无私利性”的精神特质，要求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应该表现为求知的热情、莫名其妙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等，而不应是通过科学行为来为个人谋取私利。 对无私利性的要求在科学的公众性和可检验性中有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种环境有助于科学家的正直[2]（P374）. 而无私利性的规范向实践的转变，则通过科学家对其同行的最终负责（即同行评议）而获得有效的支持。
无私利性规范的这些特性和要求，能够内在地规范科学界的越轨行为。
在后期研究中，默顿把“谦恭”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并入科学的精神特质， 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指出谦恭价值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承认前人所留下的知识遗产使我们受益匪浅、科学家强调他个人的局限性以及科学知识的局限性[2]（P410）. 科学制度所强调的谦恭的价值是与当前关系最密切的主题。 在只强调独创性和确立优先权重要性的情况下，科学家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如各种科学越轨行为，而谦恭可以把这种可能性降低。
2. 优 先权承认系统和评议人体制作为科学发现的根本机制
第一，优先权承认激励作为促进科学发现的动力机制。
默顿认为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要求科学家去维护自身的权利。 科学系统从各个方面提醒科学家，增进知识是他们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科学家最大的幸福。 当科学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时，那些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并为公共知识的增加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 就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 而另一方面科学中的所有权被科学道德的基本准则削弱到最低限度，即因享有发现优先权的荣誉而受到承认和尊重。 因此，对个人取得成就的承认是一种原动力，对独创性的承认则证明个人获得了社会认可。
默顿认为承认问题是科学奖励系统的中心问题，“承认是科学王国中的基本通货”[7]（P45）. 他把承认分为两种：工具性承认和荣誉性承认，前者是指对个人潜在的能力和品质的觉察、承认和发掘，后者是指一个社会的公共和私人的机构，对建设性的成果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和认可[2]（P580）.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治理强调科学发现的效率和效果，而对重大成就的公众承认属于典型的荣誉性承认，这正是科学家最高形式的精神追求，从而促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进而为更有效的科学发现创造条件。 在科学职业化之后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中[8]（P57）,科学家同样会有个人的精神及利益追求，同样是需要激励的，而基于独创性研究成果而获得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是获得这种激励的必要条件。
在如何治理由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而带来的争论时，默顿将谦恭作为科学的精神特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使得科学制度把可能水火不容的价值观念糅合在一起。 其中，既有关于独创性的价值观，它驱使科学家追求科学发现的独创性，也有关于谦恭的价值观，它使得科学家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取得的成就是极小的[2]（P409-413）. 当科学家把默顿提出的精神气质内化后，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争夺优先权带来的论战。
第二，评议人体制作为确认科学发现的保障机制。
在科学活动领域内同行评议作为一种科学的评价方式，其往往与研究诚信、科学治理等主题联系起来；而默顿有关评议人体制的研究，则为现代社会推行的同行评议制度提供了实践指导。 默顿指出科学界的评议人体制是指通过运用系统的判断，对提交发表的稿件是否可以采用进行评价[2]（P633）. 而评议人就构成了鉴定者，其职责就是对科学这一社会系统中不同角色表现的质量做出评判。
默顿指出科学界的分层系统是一种独特的混合物。 在考虑评议人在不同等级的作者中的分派模式时， 默顿指出主要有四种模式[2]（P655-667）:“寡头政治”模式、“人民民主”模式、“平等主义”模式以及“专家决定”模式。 默顿研究指出评议人体制对科学家个人、科学交流和科学发展等有重要作用。 评议人体制的存在恰恰有助于科学交流质量的控制[2]（P679）. 科学评议人体制为科学家发表科研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 默顿在研究评议人在不同等级作者中分派模式时提出的“专家决定”模式，能够为现实社会中编辑人员分配稿件审阅提供帮助。 同时默顿还深入地探讨了评议人体制在稿件审阅、 论文写作、知识积累等方面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同行评议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更好地提高学术成果质量。
3. 合理控制科学评价及资源分配中的 “马太效应”.
科学奖励是承认科学家贡献的一种方式，在鼓励科学的发明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默顿还阐明了科学界马太效应的作用；这对于科学治理有特定意义。 对于那些处于科研事业发展早期阶段的科学家来说，马太效应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分配科学成果所带来荣誉时，马太效应导致了无意的双重不公正， 即不知名的科学家成了不公正的受害者，而知名的科学家成了不公正的受益者[2]（P616）. 这一现象的出现，影响着每个科学家的工作，也给治理科学的奖励系统和评价过程造成了困惑。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马太效应在合作研究和多重发现的情况中，有助于提高新的科学交流结果的知名度。 科学是一种由社会共享并在社会中被证实的知识体系[2]（P620）. 从促进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评价与交流系统中马太效应的又具有积极作用，也促使我们揭示和强调科学声望带来激励的正功能。 那些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的贡献，最有可能及时地并广泛地进入科学交流的网络，从而促进科学资源的分享与传播。 因此，默顿指出在研究马太效应时，重要的是要考虑那些使得可能的贡献与科学领域相结合的社会机制，并分析出其发挥着的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
默顿还指出马太效应除了在科学奖励系统和交流系统中发挥作用外，还对科学资源的分配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这种情况主要体现为积累优势原理和聚焦功能， 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出色的科学机构会加速吸引优秀人才，天才和成果产出更为集中，显示出内在的自组织功能；同时，这也使创立新的精英科研机构的尝试变得极为困难。 默顿暗示科研组织的合理创新，还需要相应的机制或者他组织的控制作用。
4. 科学共同体内部治理与外部社会环境密切关联
科学的重大和持续的发展只能出现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2]（P249）. 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联系，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异质性行动主体相互缠绕且辩证互动[9]（P66）. 一方面，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利于科学良性运行发展和规范管理。 科学需要许多人之间的交流，要求或多或少形式上有组织的劳动分工[10]（P279）. 社会的高度互动性，使得科学家之间能够进行自由交往，特别是无形学院采用的非正式交流方式，形成了一个重视发明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文化价值体制；而作为管理科学正式组织的各种学会，则在实现科学内部自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默顿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对科学的研究，为支持和促进科学外部治理也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不良的社会环境对科学自主性和治理的压力，不利于科学治理。 建立在一个社会制度领域例如宗教或经济的领域内的兴趣、动机和行为的社会形式， 同其他制度领域如科学领域内的兴趣、动机和行为的社会形式，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2]（P249）. 各种分离的制度领域只具有部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主性，只有经过一段特别长的发展之后，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科学制度，才会获得一种相当大程度的自主性。 在民主国家里，科学自治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而在集权主义国家里，例如纳粹德国和李森科时期的苏联，国家政权这部分社会制度控制的扩张，使得科学伦理与新的政治准则之间出现不一致性，而政治准则就会强加在一切之上，根本不考虑科学的职业规范。 因此，科学家需要接受那些对科学一窍不通的政治领导人关于科学事业的决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对科学的自主性产生了压力。 这说明应当建立确保科学自主治理性的适当机制。
二、默顿科学治理思想特点及实践意义
1. 默顿科学治理思想特点
第一，高度强调科学相对独立性以及科学共同体自主性。
科学治理主要是一种进行公共规范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 提供以专业知识为形式的科学知识，便占据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带来的基本的、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这就需要创造出对科技进行公共辩护的新形式，以及政治决策者、专家和公民之间的新型关系[11]（P840）. 另一方面，科学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 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严峻挑战。 如何在为科学发展赢得更多支持的同时，保证科学的相对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宏观管理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1]（P226）. 在如何有效地实现科学系统的管理方面，戈斯顿提出了建立“边界组织”的观点[12]（P115）:在这样的机构里，促进科学知识与提供科学建议两种功能是混在一块的。 但是，公共研究基金的分配越来越偏向“研究任务”,而不是自发的独立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体制和资金分配对于独立进行的科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如果科学成为了工具[13]（P75）,科学经费过分依赖市场以及私人部门 ,由于专款专用的缘故，为公众生产的有益知识将会减少。 通过上文对默顿科学治理思想考察不难发现，默顿有关科学治理的思想正是高度强调科学独立性以及科学共同体自主性。
第二， 主张通过科学共同体自我评价与规范，体现科学共同体自治性。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加以考察，侧重分析其关系结构与过程。 他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独立的目标或功能，其任务就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科学的责任和效益在于追求科学的传统价值，与一切功利性目标无关。 默顿认为由于科学共同体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能够进行自我控制。 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注重在精神层面实现科学共同体的自我约束；他对科学越轨行为的分析，注重科学共同体成员自我行为上的规范；评议人体制就是科研成果的发表机制对科学共同体提出的要求。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传统的政府之下，对于科学独立性和科学共同体自主性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中央政府机构的干涉[14]（P139）;而在治理模式下，科学也具有成为工具的危险，它产生于非中央化的、分散而又十分强大、不容易把握监督的政策搭伙人以及市场力量。
第三，强调科学作为公共知识生产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性。
科学是公众的知识而不是私人的知识；科学的兴趣中心除了受到科学内在发展力量的制约外，还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 社会构成了科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科学的持续发展只会发生在具有某种秩序的社会中。 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本身涉及到许多人的持续互动，如果科学想获得系统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赞助[10]（P280）.
科学发现受到各种外部社会因素的制约， 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需要构成了促进科学发现的主要动力。 在默顿看来，英国科学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其价值观和看法与清教伦理的价值观和看法之间的明显相似性，体现了宗教文化对科学的影响。 默顿指出在集权主义国家里，科学家需要接受那些对科学一窍不通的政治领导人关于科学事业的决定[2]（P350）,但这些政治上贤明的策略与科学的制度化规范却是南辕北辙。 默顿通过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的研究阐明，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要求不仅会引导科学家和发明家把自己的兴趣集中于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会使他们选择研究自己国家国民经济中最迫切的特殊问题[10]（P208）;甚至英国皇家学会所做研究与实验的类型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军事需要的影响。
2. 默顿科学治理思想的实践意义
默顿思想理论对于当下科学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为当代科学治理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科学治理作为当今学术界颇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既丰富了科学学领域的研究内容，也拓宽了治理理论的研究范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有关科学治理的研究工作不断完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对科学共同体、科学咨询、科学不端行为、科学奖励系统、科技风险、科技伦理等内容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而默顿对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越轨行为、科学奖励系统的马太效应以及科学成果中的评议人体制的深入探讨，闪耀着科学共同体内部治理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则对规范科学活动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意义。
第二，为治理科学越轨行为提供思想规范。
科学越轨行为已经成为影响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从我国有关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科学失范行为日趋普遍。 在就“科学越轨行为及其防范问题”向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 165 名院士进行的问卷调查中，61%的院士认为我国的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有增多趋势，42%的院士认为科学界存在着严重的越轨行为，52%的院士同意成立专门的机构来整治这一现象，72%的院士认为有必要制定专门处理越轨行为的法律[15]（P45）. 默顿的思想理论，特别是他在科学的精神气质中提到的“无私利性”规范和“谦恭”规范，为我们更好地治理科学界越轨行为提供坚实的思想标杆。
第三，为科学内在学术评价与奖励确立根本准则。
默顿有关马太效应观点的提出，使得人们开始普遍注意到科学奖励系统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就目前我国运行着的科学奖励系统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结构和联结方式不合理、激励机制弱化、评审不严谨、与社会分配制度不配套等[16]（P12-15）,致使出现了重项目而轻人、重结果而轻过程、重官方而轻民间、重物质而轻荣誉的不合理现象。 而默顿有关优先权承认的荣誉性奖励的研究， 为促进科学奖励系统的合理化提供了重要准则；默顿有关评议人体制的研究，为推动同行评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确保科学奖励系统公平公正发挥了积极作用；默顿有关如何充分发挥马太效应的正功能并尽可能将其负功能降到最低的研究，例如，知名的科学家通过拒绝署名的方式，减少对不出名同事的负面影响；通过署名的方式来提高马太效应在科学交流中的积极作用等，为确保我国科学奖励系统的良性运作，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
第四，默顿科学治理思想的现实社会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及其治理的性质、程度、方式因不同社会条件而异，这需要根据社会中科学发展状况以及该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制度系统的状况，深入研究默顿科学治理思想的具体实现机制。 例如默顿规范的无私利性规定科学家不受个人感情影响、 不能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经过职业化之后，已经成为了人们赖以谋生的方式之一，科学家像所有其他专业工作者一样，都对其生活方式投入了大量的情感、时间和精力。 因此，科学家对个人经济利益存在合理诉求，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正体现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等新规范在调动科学家科研积极性、维护科学界秩序的必要作用。
总之，科学治理作为一个不断与外部环境发生作用的过程，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其研究内容和边界也不可避免地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其基本规范仍然具有核心价值。 通过研究和借鉴默顿的思想，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科学治理的相关理论。 只要不断地完善科学治理的理论体系，才能实现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最佳匹配，从而真正地实现对科学活动的善治。
参考文献：
[1] 程志波， 李正风。 论科学治理中的科学共同体[J]. 科学学研究， 2012, 30 （2）： 225-231.
[2] R. K. 默顿。 科学社会学 [M]. 鲁旭东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 张彦。 论科学规范结构的重构---对默顿规范质疑的思考[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 24（4）： 80-85.
[4] Knorr Cetina, Karin. Merton`s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 Firstand Last Sociology of Science? [J]. 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1（20 July）： 532.
[5] 徐梦秋， 欧阳锋。 对默顿科学规范论的批评与默顿学派的回应[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23（9）： 98-107.
[6] 张华夏。 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 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 （第2 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73-374.
[7] 乔纳森·科尔， 斯蒂芬·科尔。 科学的社会分层 [M]. 赵佳玲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45.
[8] 李正凤。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28 （5）： 53-59, 42, 111.
[9] 肖 雷波。 从科学论到技术科学研究 [J]. 自 然辩证法研究，2012, 28 （8）： 64-68, 48.
[10] R. K. 默顿。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 范岱年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1] Kathrin braun, Svea luise Herrmann, Sabine Konninger, Al-fred Moore. Ethical Reflection Must Always be Measured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010,35 （6）：839-864.
[12] David H. Guston. 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 Assuring the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M]. London: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0: 115.
[13] 阿里·卡赞西吉尔。 治理和科学： 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式模式 [J]. 黄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 （中文版）， 1999（1）：69-79.
[14]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5] 李光， 卫莉。 试论默顿对科学越轨行为原因分析的不足---基于当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考察[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 24（5）： 44-46.
[16] 沈菲。 我国科学奖励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的新思路[D].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