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争论中修辞资源调度的个案分析

　　科学争论是相互启迪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术交锋的意味。鉴于科学争论中思想交锋的策略性意涵，加之争论实践的时间性、紧迫性、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等权宜性特征和科学争论自身的话语“有效性诉求”--沟通的可领会性、正当性、真诚性和真实性，因此论争双方依循的是成功逻辑而非真理逻辑，从而也就为科学修辞在论争场域内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作为科学论争场域中的一种内生资源，科学修辞的使用理应不是为了嘲弄对手、愚弄公众，而是为了滋养学术生态的多元性，培育“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气，重塑学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样，科学争论的修辞分析，不是刻意要在科学论争场域中引入非理性的因素，而是试图摆脱理论逻辑的“学究式谬误”，还原科学争论的实践逻辑，清晰再现科学争论的本原面貌。

　　一、实践逻辑视域下科学争论的修辞建构

　　鉴于大科学时代科学的自然泛化，科学对社会场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尤其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国度里，关于科学的争论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科学争论是指由一线科学家、元科学研究者乃至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关于科学的价值、伦理和哲学基础等问题的争端。

　　对于本文而言，以中医为代表的“边缘科学家”和实证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关于中医的可信任度的争论可以视为不同科学理念的持有者在论争场域中，通过调度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和情感能量等资源，相互之间进行沟通的话语实践行为。在研究科学家的话语实践时，“科林斯把它们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他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他称之为‘权宜性论坛’，另一类是科学家正式出版的论文，属于‘构成性论坛’。”

　　本文关于中医可信度的争论属于科林斯所说的“权宜性论坛”范畴，在这个特殊场域中可以清晰显现出科学话语被塞入正式文本格式之前的修辞风貌，从而便于打开科学修辞的黑箱。修辞本来意指“‘说服的技巧’或‘演说的艺术’”
，而对于科学话语中的修辞则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修辞与科学对立，修辞纯属花言巧语，科学家过分注重修辞经常会“以辞害意”。（[6], p.48）另一种看法则是修辞内生于科学家的话语实践之中，它“是一架建设的机器，而不是一架破坏的机器。它不是要在论据中引入非理性，而是恰恰相反。它要引入的是摆脱那种人为地把论据限定在一个非常狭隘范围内的非理性做法”。

　　其实，尽管科学修辞先天地带有功利性和迎合性等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就是科学论争者随心所欲地使用的“自我推销术”。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修辞不仅具备劝服功能，还具备论辩的认识论功能--科学修辞可以提供磋商机会，让论争双方呈现更佳论据，从而促进科学共识的达成。

　　本文对于科学争论的修辞分析，着眼于在争论实践中修辞策略以何形态存在，其发挥功能的机制为何。总之，科学论争场这一“权宜性论坛”拥有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争论并不只是对学术见解的简单陈述，它往往带有达成科学共识的修辞目的。换言之，科学争论是“言者与听者之间获得认同的努力。这种认同关系也是一种理解关系，是言者与听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基于此，科学争论可以理解为陈述者在论争场域中向持有怀疑和不合作态度的反对者和持价值中立立场、企图了解讨论主题的听众讲话，以便彼此之间更好地达成科学共识。当我们重视对科学争论的个案研究，关注争论实践的过程、机制和策略，就能发现科学争论隐含的修辞抱负--科学修辞是科学争论实践中的内生资源，科学论争场无法规避科学修辞。

　　二、科学争论中修辞资源调度的个案分析

　　在科学争论的实践运作中，争论者并不完全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后者只是囿于理论逻辑而不能自拔的学究们的自我虚构，更多的时候论争双方依循的是模糊的实践逻辑。此外，科学争论作为理性沟通的有效形式，它也有自身的价值诉求--即哈贝马斯所言的“可领会性、正确性、真诚性和真实性等有效性声称”。鉴于此，实践中的科学论争者通常是权宜性的机会主义者，在争论过程中他们依循的是成功逻辑而非真理逻辑，这就为科学修辞的使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鉴于此，对科学争论者之间的理性沟通进行话语分析，能够打开科学修辞的黑箱，还原科学争论的实践逻辑。下文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关于“中医是否值得信任”的相关争论为例，企图打开科学论争场域中科学修辞的黑箱，探讨科学权宜性论坛中论争者对修辞资源的调度和使用策略，从而为清晰呈现科学论争场域中“科学表述的修辞建构”提供经验研究的例证。

　　1. 引喻等修辞格：加长的“无形之手”

　　论争者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和解释某种现象和理论，常常借助于修辞格的表述力量，以便在抽象性和生动性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具体而言，隐喻和类比等修辞格能够在某一研究领域内颇受争议的前沿知识和容易接受的常识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从而为前者赢得更多的承认机会。这样，修辞格成为争论者们用来“弥补他们分析的不足的外部的解释性资源”。

　　在科学论争场中争论者也经常使用修辞格，企图借助修辞格的使用来“加长”理论的“无形之手”，从而使论争方和社会公众能理解和信任个人陈述。在“中医还能信任吗”短短四十几分钟的争论中，争论双方至少使用了11次比喻、对比、类比、排比、设问等修辞格--其中中医的支持者使用了3次，而中医的反对者则使用了8次之多。比如中医的支持者为了回应对手对中药毒副作用的批评，采用类比的修辞手法，说明中药也可以利用其偏性来治疗疾病，正如西医利用剧毒的砒霜来治疗白血病一样。这样在中药和西药进行类比之后，如果对手继续批评中药的毒副作用，中医支持者们就可以使用“你也一样”的批判论式，批评西药也存在同样的毒副作用，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对手批评的力度。此外，通过砒霜在医学上合理利用的类比，可以使得论争对手和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中药的毒副作用这一缺陷可以由中医们的高明医术来弥补。再如针对对手要求采用现代医学标准实现中医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中医的支持者们则采用设问的自问自答形式，指责中医的国际化诉求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些门外汉的“庸人自扰”和“胡言乱语”，因为国外医学中并不存在能够和中医接轨的对象实体。通过设问的修辞形式，中医的支持者们戏剧化地讽刺了对手作为外行对中医中药“指手画脚”的无知无畏行径。而相对于中医的支持者而言，中医的反对者们使用修辞格更是驾轻就熟。在争论的过程中，他们见缝插针，在发言的过程中至少使用了8次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格。比如为了批评中医的“非科学性”，他们通过将中医和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进行对比，强调中医的地域特殊性，批评其违反科学普遍性的特征，进而否定其科学性。但是科学的普遍性并不是要求其发源地的普遍，而是强调其在理论适用性方面具有普遍性。

　　2. 科学引证：诉诸权威的支持网络

　　修辞格的使用、权威的引证都是为了在未知和已知之间架构一座信任的桥梁，以便达致劝服和认同的修辞功能。在科学论争场中，为使对手尤其是公众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论争者常常会引经据典，借用名人先哲的言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正确，这种修辞方法被称为科学引证法。援引权威，一方面是为了在磋商的过程中将权威的言论作为最佳论据在论争场里呈现，另一方面更主要地是为了在主流的语言框架内为个人观念谋求“合法”地位。在“中医存废”的权宜性论坛里，争论双方至少使用了9次引证权威的修辞方法。比如由于意识到“中医存废”的权宜性论坛是一个“入场费”较高的场所，它有一定的“进入壁垒”。

　　因此，为了替自己参与讨论的成员资格进行正名，将个人的话语权合法化，并适当弥补个人作为非专业人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足的现状，参与讨论的一名元科学研究者在一出场便开始诉诸于权威--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因为后者也主张废除中医，所以论争者企图从权威那里汲取力量--将权威“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象征性资本建构为自己所拥有的象征性资本的一部分”。

　　而另一名反对中医的生物学博士，对于引证权威更是驾轻就熟，在其参与讨论的过程之中，多次援引权威。比如为了质疑中医尤其是针灸的疗效，他引用美国和德国医学界的“权威说法”，认为其疗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暗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此外，为了澄清刘海若脑死亡事件的真相，又援引了“英国的医院”、“新华社”、“宣武医院王副院长”等“医学权威”和“媒体权威”。借助这些权威之口，争论者富有戏剧性地戳穿中医中药能够治疗脑伤亡的“医学神话”，从而为个人陈述谋求话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

　　总之，科学争论的解决更倾向于依赖论争者所使用的修辞性的“引证”策略。这种策略就是借助于权威和精英的影响，来为自己的理论假说正名，以增强个体陈述的可信度。（[16], p.20）换言之，科学论争者之所以要援引权威，是因为论争者企图将个人陈述内嵌于一个权威关系的网络之中，以拉拢学术界一大批享有盛誉的科学权威或社会场域中的业务精英作为个人观点的社会支撑，以表明个人陈述是“学术盛宴后的一道后续点心”。没有这些权威的支持，论争者的个人陈述将会丧失意义。

　　同时，援引权威成为个人的学术同盟者，还可以增加反对者的心理压力，提高其反对的成本和代价，这也是论争场心理拉锯战中惯用的策略。

　　3. 贴标签的修辞手法：科学话语权的操持

　　在科学论争场中，争论者对于自身会侧重于正面形象的宣传，此种修辞策略被称为“光辉普照”法，也就是将自身和“肯定性意象”之间建立“配对关系”，不断进行自我美化。具体而言，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科学”这一符号拥有丰富的象征性资本，因此成了中医和西医之间激烈争夺的对象。比如老中医们认为自身具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借鉴西医诊断精细的优点”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而为自身赢得了“科学的”美誉。西医的支持者也不遗余力地强调西医的“科学身份”：“科学医学”、“主流医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医学”。争论双方之所以力争和“科学医学”这一“肯定性意象”建立“配对关系”，是为了“避免在象征性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获得象征性利润。中医的反对者们除了使用“光辉普照”法给自己贴金以外，在科学争论的过程中，更是多次借助于贴标签的修辞手法，将中医中药与“否定性意象”连结在一起。贴标签是论争者惯用的修辞手法，它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公众在无法深入了解认知对象之前就被负面的标签所影响、从而对其产生负面的情绪与认知。对于中医的反对者们而言，他们希望利用这种修辞手法，不断在中医中药和否定性意象之间建立符号关联，从而让社会公众在缺少知情权的情况下，单单凭借着被赋予的负面标签本身，就被“引导”直接拒绝中医中药。比如有些中医的反对者要么将中医等同于“哲学、教育学”等非科学，要么则在中医和“巫医、气功、神佛”等负面形象之间建立起否定性的“接近呈现”关系，从而将中医代表的“东方科学”丑化。总之，中医的反对者企图按照最有利于自己批判的方式，重新概括中医的形象，给其贴上负面标签，将其塑造成食古不化、裹足不前的过时的文化糟粕，从而达到丑化中医的目的，使得中医中药在国家医疗体制内丧失立锥之地。

　　给对手贴标签能够让受众先入为主，形成众口铄金之势，从而使自己操控话语权，这就是“污名化”背后隐藏的利益驱动逻辑。但是，标签是一种耻辱性“烙印”，贴标签甚至会演化成为一种打着维护真理的旗号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语言暴力行径，从而彻底否定对方的话语权。比如给中医贴标签，就是为了将中医同“科学”区隔开来。这样长期以往，社会公众甚至是中医的支持者可能也会在社会污名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强加给中医的负面标签，确认中医是“非科学”甚至是“伪科学”，从而使得中医沦落为边缘化的学科，丧失在国家医疗体制内的生存权。

　　4. 学术抄底：真理的“脱魅”

　　所谓学术抄底，是指将对手信奉的“真理”置于新的知识“坐标”体系中进行“曝光”，从而对“真理”进行“脱魅”，将其还原为对手自我建构并自我陶醉的个人陈述。这样，学术抄底可以凭借颠覆性地表述方式达到戏剧化的效果。在关于中医是否可信的争论中，争论双方也多次使用学术抄底的修辞手法，去颠覆对手基本信念的基础。比如针对中医反对者的话语霸权--以主流医学的代言人身份自居，中医的支持者对其进行了学术“抄底”：揭示出所谓的“主流医学”只不过是西方推行经济文化霸权的结果“，主流”标签本身和西医的科学性并无直接关联，从而打破了对手虚构的科学主义神话。这样，一方面颠覆了西医作为主流医学优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打消了对手企图借助“主流观点”为个人陈述“正名”的念头；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中医摆脱对方强加的“边缘医学”标签。既然西医的主流医学身份是通过不合理的经济文化霸权等方式自我赋加的，那么中医的边缘医学身份也就没有依据。而中医的反对者在争论的过程中也不遗余力地使用学术抄底的修辞手法。他们首先对针灸疗法的疗效和安宫牛黄丸的功用进行“学术抄底”：通过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检验，认为针灸的功用在很大程度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主要是通过心理暗示机制起作用，最多也只具备缓解疼痛的“安慰”功能。而对于安宫牛黄丸的作用，则直接认定其神效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谣言。此外，中医的反对者还针对“中药是无毒的天然药物”的科学谎言进行了学术兜底--现代医学方法已经检验出很多中药有毒，因此中药是无毒的天然药物只是某些人自我虚构的妄言。

　　通过学术抄底，可以将对手深信不疑的观念的价值基础架空，从而方便对其观念本身进行批判和颠覆。由于学术抄底具备强大的批判潜能，能够收到釜底抽薪地颠覆性效果--突破争论对手的心理防线，压倒对方论争的气场，因此它在科学争论场中能够起到有效的心理威慑作用，从而为自身赢得心理优势。

　　5. 情绪渲染：科学同盟者的“俘获”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是情感的俘虏，但是人们对待感情又是极为理性的。在科学权宜性论坛这一特殊场域中，争论的参与者以及社会公众也会以获得积极的情感能量作为个体参与的报偿。因此，为了制造气氛，感染听众，参与争论的双方往往要扮演科学论争场中的“暖场人”角色。科学论争场的实践逻辑亦表明出色的争论者也总是擅长于使用情绪渲染的修辞手法，在争论的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能够触发受众的情感利益、情感体验的话题，从而扣动他们的心弦，以便张弛有度、擒纵自如地驾驭论争现场。

　　在《一虎一席谈》节目的现场，争论者和部分社会公众可以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很多科学争论者都能充分利用“在场”这一面对面交流的优势，对现场参与者的情绪进行渲染，以图紧扣公众的心弦，引起对方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共振，从而将其吸引到自己的科学同盟阵营中来。比如中医的反对者为了论证中医疗效的界限，并赋予西医检验方法以道德的正义性，首先给这场争论的主办方“凤凰卫视”及其主持人赋予了“守护生命”的使命，以便采用“道德绑架”的方式使其接受己方的观点。在采用“道德绑架”方式争取主持人支持的同时，中医的反对者也采用类似的手法来拉拢社会公众：比如他们将针灸麻醉的不可靠性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人为对峙”起来，从而使得自己扮演起了观众利益维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这样，便可以拉近自身和公众的心理距离，从而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而中医的支持者在论争的过程中，也会通过对论争现场公众情绪的调动与渲染这一修辞手法，来实现科学修辞的磋商、劝服功能。

　　比如，为了给中医在医疗体制内谋取合法地位，中医的支持者不断强调中医作为中国的国粹，在维护民族自尊心、提升民族自豪感方面的重要功能。这样，通过设立满足公众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的话题，扣动公众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心弦，从而激发其爱国主义情怀，将其引入到自己的科学同盟网络中来。

　　6. 争论中其他的修辞策略

　　在科学权宜性论坛中，论争者为了给其个人主张贴上“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标签，他们往往会调度“手中资源库”中能够左右论辩的修辞资源。正是对这些修辞资源的调度和使用，使得科学争论打上了“修辞劝服”的烙印。也正是通过运用修辞策略，论争者营造了科学争论的情节感，形成科学争论的实践逻辑。

　　在科学争论的权宜性论坛中，除了上述频频使用的修辞手法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修辞策略。第一，让步中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在科学争论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不得不让步，就以幽默、调侃、自我嘲讽的方式搪塞，尽可能使让步显得一般，暗示自己并没有真的做出让步，甚至在让步的过程中也不忘记给自己贴金。比如中医的支持者之所以一直强调中医和西医的互补互用，主要是为了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形之下赢得有限的话语权而不得不作出的让步，因此他们不像中医的反对者那样咄咄逼人地推行话语霸权，而主张平权的思想。第二，“真相终将大白手法”。（[5], p.263）“真相终将大白手法”是指争论者相信科学终将战胜各种阻碍因素，从而不断逼近真理，这样既可维护科学的神圣光环，又为科学的界限寻找到了托辞。在中医和西医的比较中，西医的支持者们认为只有一百多年发展史的西医潜力无穷，终将解决一切疑难杂症，尽管现实中西医还存在很多无法摆脱的界限。但是这些界限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即便不可避免，也能并且只能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得到解决”。

　　第三，客观化手法。客观化手法是指在争论的过程中，论争者运用第三人称和准被动语态，以图将科学陈述的个人色彩“黑箱化”。

　　而之所以要将科学陈述去人称化，隐藏论争者，主要是为了减轻个人面对批判的压力。比如当对手批判个人观点极端时，论争者可以将个人观点直接等同于“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再比如在论争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对手对中医反对者的“数典忘祖”、“卖国贼”等攻击，中医反对者一再强调告别中医中药的主张不是由个人首先提出的，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些权威人士在提倡，从而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批判的矛头转向他人。此外，争论者还会使用歪曲原意、调查对手的资格、臆测对手的动机等其他修辞方法。

　　三、科学争论修辞负载的实践逻辑

　　在科学论争场这一权宜性论坛中，科学话语还尚未被塞入正式文本，因此话语本身的修辞建构便昭然若揭。对“中医是否可信”争论的案例研究表明，论争者言必称“修辞”，使用的修辞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了隐喻、引证、贴标签等十多种修辞手法；同时在使用的频率上也出人意表，在短短的四十分钟内争论双方使用的修辞次数也不少于四十次，隐喻、引证、贴标签等修辞手法更是随处可见。科学争论的修辞负载有着内在的逻辑机制：

　　1. 科学争论中沟通的“有效性声称”及其修辞诉求科学争论要想达到思想交锋和新的共识达成之效果，要求争论者不仅考虑到自然世界，注意表述的真实性，还需要争论者考虑到语言世界、社会世界和内在世界，注意表述的可领会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后者内在地规定了科学争论中必然包含科学修辞。具体而言，科学论争场中沟通的可领会性声称要求争论双方的科学陈述是符合语法规范的，是听者、说者都能够理解的。鉴于这一沟通诉求，论争者往往会调度修辞格、科学引证等资源，以增强个人表述的可理解性。而争论中的正当性声称则要求争论双方认同和遵守共享的社会规范，以使得理性沟通得以顺利完成，而不至于使得争论演变成为“鸡同鸭讲”的口水战，或者演变为践踏学术道德底线的人身攻击，从而使得争论本身直接中断。鉴于此诉求，论争者会采用很多修辞策略--如迂回策略、真相终将大白手法等，以避免论争者之间的正面冲突，构造温和的“主体间性”的沟通图景。最后争论中的真诚性声称要求论争双方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相信说者的个人陈述。在“中医是否值得信任”的争论个案中，争论双方采用了情绪渲染法等修辞策略，以图扣动公众的心弦，拉近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总之，科学争论要想开展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对话、达成科学共识，必须调度修辞资源以借助于修辞的论辩功能--呈现更佳论据，进行理性磋商，最终满足哈贝马斯所言的理性沟通的话语“有效性声称”。

　　2. 科学争论的权宜性特征与实践的修辞负载。科学争论的言语有效性诉求内在地决定了修辞成为论争场域的内生资源，修辞对于科学争论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在争论实践中，理性沟通往往会中断，演变为论争双方各自为战的策略性行动，这时科学论争场便为科学修辞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争论实践总是在科学论争场的特定时间阶段内展开，但因为时间具备“易逝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所以争论者在时间序列中展开的争论实践受到时间的约束，从而使得争论实践具有紧迫性。这就要求争论者使用各种修辞策略来提高表述的效率，以弥补时间界限的不足，结果就容易使得争论者依循机会主义的成功逻辑--在论争的前台，他们为了使个人观念振聋发聩，赢得注意和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往往会不遗余力地为个人陈述进行辩护，从而不得不借助于修辞的表述力量。

　　其次，争论实践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也需要争论者依赖于修辞资源达致“以不变应万变”的表述效果。科学争论虽可作初步准备但却往往无法“预先演习”，加之论争的话题虽可控制但具体内容往往无法预料，所有的这一切决定了论争实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论争情境，降低沟通环境的复杂性，争论者必须发展出一套交流的“简化机制”，这就必须借助于修辞的表述力量。正是科学争论实践本身的权宜性特征--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时间性、紧迫性，使得科学修辞成为科学论争场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以满足科学实践权宜性的“成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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