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思想史讨论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想变革

　　引入科学文化资源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变革的一个方面，而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思考入手是其中的重要维度。 沿着这个维度的思想展开非常复杂，基本特征是从反思科学与哲学关系展开，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针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的激烈论战。

　　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八十年代有关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一般性思想变革，包括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质疑以及进一步的思考。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现实意义。

　　一、科学与哲学关系转换的思想史前提

　　为什么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会成为八十年代思想变革的一条主线? 为什么当时的理论界和思想界会对这一问题持续关注? 弄清这个问题是本文研究和展开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基本回答是“三论”,即哲学对科学的“指导论”,科学对哲学的“基础论”,科学与哲学乃至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论”. 五十年代以来，强调“哲学指导科学”是接受了经典着作和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观点，就学术传统而言这是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 而这种传统和观点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地位。 由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领和指导一切，因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就成为意识形态问题了，体现到科学领域就是强调哲学指导科学。 五十年代对此也有过争论，五六十年代的实践中具体化为用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 这种指导表现出来的就是用哲学的条文和术语来套自然科学问题，用一些例子来证明指导的正确性。
　　
　　 而“基础论”和“联盟论”难以落到实处。 这在实践中造成不少问题。 到“文革”发展到极端，“指导论”变成“代替论”. 长期以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上的教条主义。 “文革”结束后，批判“代替论”,恢复传统的“三论”,是思想变革的重要资源。 进而，吸收现代科学精神，深入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成为突破教条主义，具有思想变革意义的内容。

　　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其 1979 年“创刊号”的开篇之作是“本刊评论员”文章《战斗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文章直面新科技革命，反思苏联和中国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吸收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论成果，明确地表达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论”,科学对哲学的“基础论”,科学与哲学以及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论”. 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和思想发展的逻辑使然，放在自五十年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历史中考量，这篇发表在引领新时代精神风貌期刊上的带有意识形态引导性质的文章，形式上有着某种历史复归的成份，而在内容上又蕴含着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精神。

　　二、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

　　八十年代在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和思想解放的深入上， 正是顺着这三个方向展开的。

　　第一，“基础论”成为现代自然科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 过去讲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只是留于口头；相反，由于现代科学精神和教科书上的理论框框不符而被一律批判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 但从新时期开始，“科学是基础”则成为实实在在要落实的一条原则。 从“文革”中走过来，把现代自然科学视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而加以批判的论调已没有多少人理会； 和过去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成就，从僵化和教条中走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使得用现代科学成就来丰富和发展、甚至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政治层面对科学思想力量的重视和运用是推动理论变革的强大动力，这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实践， 科学大会和真理标准讨论就是标志性事件。

　　1979 年现代化起步后，来自政治层面的推动继续延续。9 月 29 日，叶剑英在庆祝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总结了历史、描绘了未来。 他强调领导干部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否则无法胜任领导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人人学科学， 人人用科学，为此作出顽强的努力，不惜废寝忘食，用自己的榜样带动全民族为掌握现代科学文化来一次大进军。 ”

　　这显示出科学在思想解放中的重心开始由批判“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转向从现代化的高度用科学文化改造精神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而这种来自最高层政治的声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导向性国家的影响毋庸多言。

　　正是在这种政治倡导学习科学的氛围中，出现了另一件具有政治推进和思想引导意义的事件：科学家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课。1980 年已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国科协闭幕会上讲到：“我在这里郑重的邀请科学家当我们的老师，讲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到中南海去讲， 中央书记处带头去听。 ”给中央领导讲课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李昌副院长负责组织， 第一次安排着名科学家钱三强主讲。 为了这一次不同寻常的授课，钱三强、仓孝和、许良英、李佩珊、杜石然分工写作了讲稿。 《人民日报》专门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红旗》1980 年第 15 期发表钱三强等五人合作署名的文章《科学技术发展简况》，讲稿公开发表。

　　这次授课意义非凡，由科学家直接向政治高层讲授科学知识，这是自科学向中国传播以来的第一次，联系到以前科学与政治的对立以及现代化建设对科学的现实需求，就可以看到讲授科学知识的鲜明政治导向，它体现的仍然是政治对学习科学的倡导，是一种方向性的标识。 这也反映了新兴的政治力量要借助科学的力量来推动意识形态转换，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八十年代初期新的意识形态旨趣和科学理性与批判精神旨趣的一致性。

　　在揭批“四人帮”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反思和批判“左”倾意识形态。 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对理论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破旧，更重要的是立新，建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意识形态。 其核心内容就是努力吸收现代科技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科学不再被置于批判境地或可有可无；相反，科学真正成为基础。 “科学基础论”成为建构新意识形态的中心。

　　这一理论新方向不仅得到来自政治上层强有力的推动和支持，而且也有来自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积极参与和推进。

　　科学基础论在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具体展开上，《哲学研究》 发挥了新的意识形态指引和学术导向的双重作用。 从 1979 年开始，《哲学研究》接连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涉及科学方面有：《适应伟大的转变， 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1979 年第 7期）、《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980 年第 1期）、《把辩证法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0 年第 2 期）、《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1981 年第 4 期）、《积极开展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1982 年第 4 期）。 这些“评论员文章”包括关乎辩证唯物主义的各个理论组成部分，中心主张是要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抛弃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思维方式，认真研究和吸取现代科技成果， 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些文章的发表，是新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思想转变的方向，为深入讨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不断冲破传统教条提供了理论前提和依据。 作为对这些新主张的贯彻，《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主持召开相应的理论座谈会、甚至全国规模的理论研讨会，召集理论工作者专门研讨某个领域的问题，所讨论的都是以往“左” 的理论框架中不允许存在或者与原先教条化原则相冲突的问题，然后在《哲学研究》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传播。 这在深化问题研究，促进学术范式转换起到了引导作用， 当然也起到开拓视野、促进思考、打破教条的作用。

　　认识上的转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 理论界紧跟思想变革方向，论证“基础论”.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是重要的阵地，还有许多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都开设“现代科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栏，讨论这一在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由此也出现了一大批理论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文章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在论证中常会引证经典作家主张的哲学要随着科学转变而改变形式的观点，也经常会挖掘经典作家重视和关怀自然科学的事情，以此为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改变哲学观念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 这种论证方式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习惯”, 也是保护自身的策略性思考。 除去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位置通过这些论证使得传统的观念难以延续；而“自然科学为哲学发展提供原料和能源”,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吸收自然科学成果来丰富与发展的观念牢固地确立起来，为人们普遍接受。

　　第二，对“指导论”提出不同看法。 针对以往在“指导论”上的教条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进入八十年代，作为指导原则的哲学及对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受到批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最高的、 甚至是最后的形式，我们这代和后代所要做的和能够做的只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范畴、概念增加一些新的实例，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理论往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以及对立统一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辩证法的原理、规律上套，或者把一些崭新的科学理论仅仅看作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模式化，即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具体的拟化形式。 这不能把哲学思想推向前进。 ”

　　面对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程，“哲学显得落后于形势，落后于时代，使人有‘贫困’之感。 这种状况进行下去，哲学是很难满足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哲学本身发展要求的”.立足于现代科学进展反思作为指导思想的教条和落后，这在以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反映了思想解放从单纯揭批“文革”深入到对“左”倾政治时期的哲学状况的反思。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科学的认识在八十年代初的文献中有普遍的反映，与此直接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科学的哲学如何指导科学?

　　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思想传统，指导论被视为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面对危机，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及一部分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这里所指的自然辩证法不同于八十年代前的自然辩证法） 主张发展自然辩证法是解决困境之道：“我们今天要以恩格斯为榜样， 及时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思想、新概念，建立和发展自然辩证法的范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更好的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显然，这些理论主张是要力图改变哲学教条化的面貌，变革“指导论”的理论蕴含，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还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利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资源论证指导论，他们对“指导”的说法各有不同，但也有共性，认为以往那种批判性的“指导”是不对的，要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去理解哲学对科学的指导，而且哲学可以排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干扰。 这样的论证意在维护传统观点， 理论上立足于哲学，实证依据不足。 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哲学工作者持这种见解，而且当社会思潮有所变化时，这种观点就会非常活跃。

　　与之相对，对“指导论”不同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些从“文革”中走过来的理论工作者和一部分 1978 年以来培养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根据对自身经历的体悟和新知识背景下的理论认知，提出普遍性的质疑：一个教条化的落后于现代科学的理论如何指导科学。 不过在八十年代初期只是有这种理论意向，到八十年代中期，则明确提出否定建构体系、否定指导论的理论主张，由此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论战。

　　第三，“联盟论”重视反思以往失误，强调科学家的作用，注重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联盟。 联盟论也是意识形态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基本要求。 联盟论的思想来自列宁，列宁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考虑，提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盟的要求。 目的有二：一是解决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提出的种种问题，二是共同抵御唯心主义的进攻。 列宁的联盟论思想有着推进科学研究和建设意识形态的双重意向，但从苏联的实践来看，二者的关系解决得并不好，联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中国 1949 年以后以苏联为师，全盘照搬，联盟论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 和苏联一样，中国的联盟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是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自然科学， 虽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有认识上的短暂变化，但阶级的观点始终占主导。 由于阶级观点的主导性，科学家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唯成分论的年代，科学工作者没有应有的政治地位。 由于以上两点，科学和哲学不是平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不是平等的，哲学常常被用来作为批判科学、改造科学家思想的工具，而哲学家则充当着批判与改造的角色。 正因如此，联盟只是流于口号，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也正因如此，1978 年以来提出恢复联盟论就成为反思和批判建国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与教训，成为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推动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

　　实际上从“文革”结束以后，重提联盟论以来，联盟论的内涵已经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科学大会以后， 更有了根本性变化。 对科学的政治态度变了，“科学是生产力”. 对科学家的政治态度变了，科学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和哲学的地位变了，哲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而是“贫困”的哲学，需要降低姿态，吸收自然科学的营养来丰富和发展自身。 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也变了，科学家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哲学家则需要从注释者和批判者的角色中走出来，转而向科学家学习，并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方式。 这些变化就是思想解放的具体成果。 对联盟论问题认识上的突破是实践变革的反映，这在八十年代初的相关文本中有普遍反映。

　　由以上所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自“文革”结束以来到八十年代初期取得了思想上的重要突破。 “基础论”和“联盟论”已经走出了以往的理论框框，在立足于科学和服务于现代化上取得共识；“指导论”由于涉及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出现了理论上的分歧，由此也引发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关于“指导”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论战。

　　三、突破传统观念的藩篱---质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

　　政治化年代，理论和实践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固然可直接从“左”倾政治本身找到答案，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左”倾政治一定会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政治化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以之为横扫一切的武器。 这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背离。 在新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下，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 这对于推进八十年代前期的思想变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科学文化的层面质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仍然是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理论反思。

　　第一，随着对外学术开放和学术自由讨论的展开，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思想变革的热点。

　　1979 年 10 月在成都召开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首次“全国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参会人员议论并且在一些文章中讲到自然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 主要有：模糊数学和多值逻辑在认识论上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数学中的突变理论与量变质变的关系；“夸克禁闭”理论对物质无限可分提出挑战；面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发现”和“存在”概念要不要充实新的内容； 统一场论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关系；磁单极子的发现对两极不可分离的观念提出挑战；现代物理学打破了通常对时空的理解，时空观念需要发展；“三个世界”理论能否成立；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原则”同自然科学中的“简单性原理”如何区别；如何评价认识中的主观因素；黑洞理论的发展向因果性提出新的挑战；信息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分子生物学对“进化”概念的新解释，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挑战；如何认识偶然性和必然性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等等。

　　会议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少理论工作者冠以自然科学向哲学提出的挑战、问题、新课题等名称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这就把自然科学向哲学提出的问题或“挑战”的思想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 公开宣称自然科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这是以往三十年从来没有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出现，必然会引发思想上震动，也意味着出现对问题的不同思考方式。 这无疑极大地冲击了以往的思维习惯，要求人们认真审视历史上形成的哲学教条主义。

　　公然宣称自然科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 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是难以接受的，起而“应战”. 有人认为对“挑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人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所提出的新问题，并没有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有些问题恰恰是对它的丰富和发展。

　　也有人认为所谓 “挑战”,“确实有人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反对辩证唯物论，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面对这些‘挑战',当然要理直气壮的起来战斗。 ”还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各种挑战中发展起来的，也应该在各种挑战中发展下去。 我们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我们的实践，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认真研究、总结现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批判地汲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合理的因素， 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这些分歧和争论是思想变革中必然要出现的，思想的交锋过程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理论上可以辩护，但现实的问题必须面对，干巴巴的理论原则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化的思考方式，确实和活生生的现实格格不入，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 对此，另外一些理论工作者也看得很清楚，林京耀尖锐地批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严峻的，我们不能用简单化的或者是谩骂的办法来回答别人的挑战。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有追随科学进步的广阔胸怀和强烈的兴趣， 倾听科学实践的呼声，而不要被现成的哲学条文和狭隘的知识限制自己的视野。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林京耀的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反映了积极吸纳现代科学成果， 冲破教条主义的时代意识。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挑战”,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和对自然科学积极吸收的态度，使得原有哲学体系中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 历史观等各个部分都向自然科学开放，自觉接受科学的“改造”,开始了一个“科学化”的过程。 这样的思想和学术氛围体现了当时的思想正在走向活跃，这是进一步冲破思想禁锢，转换思维方式的力量。

　　第二，利用自然科学的思想资源，清除带有传统意识形态色彩的陈旧观念。 自然科学理论的评价蕴含着特定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 在“左”倾政治年代，没有经过研究，只是盲目习用和服从于当时政治评判与思维方式而形成一些占据意识形态理论的主导观念。 这些观念在进入八十年代后还支配着一些理论工作者的头脑，尤其在八十年代初较为多见。

　　《自然辩证法通讯》 有针对性地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清理这种传统观念。 对托勒密地心说与哥白尼革命的重新评价就是这类工作的开端。 就中国来说，长期以来的“左”倾意识形态语境中，托勒密的“地心说”作为“哥白尼革命”的对象而被视为是“荒谬而又繁杂”的唯心主义体系，是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毫无科学性可言。 进入八十年代，对这一理论的重新评价立即作为思想解放的理论资源。 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八十年代初期《自然辩证法通讯》刊登类似的“已有定论”的重新评价科学理论的系列文章。

　　这样的看法一反三十年来占据主流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启发人们思考。 这体现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自觉的思想引导， 对这些科学理论的重新评价，就是为了适应意识形态转换，基于“科学本身的思想和历史”把承载着“左”倾意识形态的因素从理论认识中清除出去。

　　第三，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进入八十年代，对传统意识形态中“左”的因素展开批判和清理的同时，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左”倾政治环境下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展开了反思：“在过去一个时期内， 我们的哲学家却常常忽视乃至忘记自然科学，把阶级斗争看作哲学发展唯一的动力。 结果使哲学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日益陷入贫困的境地。 ”这种“贫困”具有三大特征：一曰空洞，二曰陈旧，三曰僵化。 “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对哲学的要求。 要改变哲学这种窘境，必须正本清源，澄清是非。 哲学应当重视自然科学，’应当在现实的科学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 从自然科学中丰富自己，获得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 ”

　　在政治环境变化和现代科技思潮涌入中国的背景下，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醒而理性的评价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从对教条化哲学的“凡是” 认识中走出来，认清哲学存在的问题和出路，这在八十年代初是非常深刻的认识转变。

　　第四， 反思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反思和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质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重要维度。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八十年代初期，为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自然辩证法在反思和批判教条主义，清理陈旧观念上的思想突破。 归结到一点，就是利用科学的思想资源，打破教条主义，转换意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层面展开的深入讨论是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转换的深层次内容。

　　四、结 语

　　以上围绕着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论认识变革的线索，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上文所讨论的认识突破，是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使然。 但这种思想展开也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异常密切，科学只与哲学相关，这实际上是错觉。 从科学史上看，影响科学的因素很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军事、宗教，等等。 哲学只是其中一种因素，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 五十年代以来把哲学与科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以致以后数十年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完全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和思想环境的产物。 反过来，反思的过程也是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过程。

　　当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但这种思考必须立足于科学史和哲学史的考察。 如果从这一角度考察，追溯科学的渊源确实包容在哲学之中；当近代科学兴起后， 科学与哲学便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独立领域。而这种联系是以科学为主导的，科学是近代以来哲学发展的根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科学的’辩护士‘和’马前卒‘”的角色。 仅从学术角度来看，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不复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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