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医家食疗方含药及应用概况

　　

       2014年8月6日，北京中医养生文化旅游产品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旅游委与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相关企业精心设计的7条中医养生文化旅游线路中，包括与饮食文化结合的药膳餐厅[1].2015年6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发布会上，在“大力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意见中，也提到要“开展膳食、药膳的食疗”[2].中国古代医书中并无“药膳”之名，但于唐代出现的史上最早而系统的食疗专篇和专着中，就有以药入食情况。虽然其特别强调医者掌握食疗的重要性“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 食疗不愈，然后命药”[3],但以药入食主要作用、用药选择、剂型和服法及药食并用与单纯食方的主治范围均鲜有系统研究者。笔者选取唐代现存4本以“食疗”“食治”和“食医”命名的专着（ 篇） 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在了解唐代医家对食疗认识的基础上，掌握当时食疗方中含药及应用概况，以期为现代养生提供正确规范的观念与方法，以及为本市药膳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对策研究提供借鉴。
　　
　　1 食疗方来源选定原则
　　
　　为反映唐代医家对食疗的真实认识，本文所谓“食疗方”,指源自“食疗” “食治”和“食医”命名的医籍中记载的食疗方。唐代首见记载单味食物性味功效的食 疗本草 书，即孙 思邈 的《备急千金要方·食治》[3]（652年） 及其弟子孟诜的《食疗本草》[4]（ 约721 ~ 738年） ; 记载食疗方的食疗方书，即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养老食疗》[5]（682年） 和 昝 殷 的《食 医 心 镜》[6]（853年）。唐代其他着述中散在的食疗方暂不列入。
　　
　　2 药物界定原则
　　
　　传统“药”与“食”的区别往往并不明确，为便于研究，本文采取共时分析和古今观照方法予以区分。按照共时分析方法，排除《备急千金要方·食治》和《食疗本草》收录的食物（ 下简称“食药”） 外，唐代官编《新修本草》（659年）[7]中所载物品均界定为药物； 按照古今观照方法，排除卫生计生委颁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2002年）[8]及现行《中医饮食营养学》（1992年）[9]教材收录的食物外，现行《中药学》（2007年）[10]教材所载物品均界定为药物。
　　
　　3 用药统计
　　
　　孙思邈“食治”篇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卷26,按食用部位分开录入，其中“果实第二”载“食药”33味，“菜蔬第三”载“食药”97味，“谷米第四”载“食药”36味，“鸟兽第五”载“食药”122味，合计288味。孟诜《食疗本草》属辑复本，分3卷，卷一“米谷蔬菜部”载“食药”118味，卷二“草木果实部”载“食药”193味，卷三“兽禽虫鱼部”载“食药”244味，合计555味。因书中每味食材的记述同时包括性味和功效，既可将之看作食物“本草”也可当作食疗单方。 “养老食疗”篇见于《千金翼方》卷12,共载食疗方14首。《食医心镜》亦属辑复本，分为“治伤寒、烦热食治诸方” “治寒热疟、蛊毒食治诸方”等32部，共载食疗方353首。
　　
　　3.1食疗本草书
　　
　　《备急千金要方·食治》含药10味，占所载288味“食药”总数的3. 47%;《食疗本草》含药45味，占所载555味“食药”总数的8. 11%,剔除重复后两书共用药45味，占843味“食药”总数 的5. 34%, 入 食 药 物 只 有 植 物 （33味，73. 33%） 和动物 （12味，26. 67%） ,无矿物。槟榔、枇杷叶、芜荑、海藻、苍耳子、苍耳草、萹蓄、韭菜子、竹沥、冬葵子、青木香、人参、地黄、益母草、天花粉、瓜蒌、牛蒡子、艾叶、青蒿、牵牛子、桑白皮、两面针、石榴皮、吴茱萸、瓜蒂、木通、槐角、地骨皮、麝香、犀角、羚羊角、鹿茸、龟甲、刺猬皮、鳖甲、蛇蜕、鹿角、雄蚕蛾38味被《新修本草》收载，说明以上物品在唐代和现代均属药物； 竹茹、神曲、鹅不食草、瓜蒌仁、马兜铃、熊胆和瓦楞子7味未被《新修本草》收载，说明以上物品在唐代属食物而现代属药物。
　　
　　上述45味中药，寒性（19味，42. 22%） 与温性（12味，26. 67%） 居多，微寒（7味，15. 56%）次之，三 者 相 加 占 药 性 总 数80%以 上 （38味，84. 44%） ; 苦味（22味，31. 43%） 居多，甘味（16味，22. 86%）、辛味（15味，21. 43%） 次之，三者累计占药味总数的70%以上（53味，75. 71%）。单味药往往兼有2种药味如辛苦、酸涩等，统计时分开计算。上述中药功效出现频次≥2的有清化热痰（6）、补阳（3）、止咳平喘（3）、发散风寒（3）、利尿通淋（3）、驱虫（3）、息风止痉（2）、清热凉血（2）、清虚热（2） 和补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