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如何在西方世界实现准确翻译与广泛传播

关于道德经的论文范文第四篇：《道德经》如何在西方世界实现准确翻译与广泛传播

　　摘要：《道德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出版物，如何在西方世界实现准确翻译与广泛传播，是我国对外文化输出所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囿于文化差异等多种原因，《道德经》的海外传播路径并非畅通无阻。针对此情况，可以从文化语境的"高低差异"、语言符号的"旁见侧出"以及宗教思维的"刻板印象"着手，深度剖析其在西方世界译介的传播困境，并围绕加强文化共振、建立对话思维、创新传播形式三个维度为《道德经》的海外传播提供致思路径，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实现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需求。

　　关键词：道德经；文化语境；传播困境；突围路径；

　　作者简介：刘子潇（1994-），女，山西太原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在读博士。；姜博（1993-），男，山西太原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在读博士。；

　　基金：华东师大幸福之花先导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历史跨度和全球视野中的老子学说研究及其大数据分析"（41300-20104-222251）；

　　Abstract:Tao Te Ching is an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accurat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is an important issue. However,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other reasons,the overseas spread of Tao Te Ching is not smooth. This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communication dilemma of its transl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linguistic signs,and the stereotypes of religious thinking and providing possible paths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ao Te Ching with more cultural appeal,dialogue thinking and innovating forms. In this way,we can add to the attractiveness and appeal of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ountries and maintai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Tao Te Ching; cultural context; communication dilemma; breakthrough path;

　　一、研究缘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在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年间，虽然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相较于中国经济的"顺差",中华文化的海外输出却不尽如人意，呈现出"逆差"的趋势。在跨文化的传播语境中，信息是简单的，因为只涉及内容构成；但传播却是复杂的，因为涉及关系问题。[2]105伴随当今世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中国频频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与误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等论调不绝于耳。面对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弱势地位，如何向世界客观、真实地传播中华文化，推进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对话交往中不断消解"视野剩余",成为本研究所关注的题中应有之义。

　　时至今日，《道德经》已被翻译为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相较于东亚地区，《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的时间较晚。16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频繁访华，《道德经》西方译介的序幕由此拉开。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考证，《道德经》最早的西方译本为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的拉丁文译本。自此之后，《道德经》的译本语种数量日益增多，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据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于2019年发表的《<老子>译本总目》显示，《老子》译本的总目共涉及73种语言，1 500余种译本。其中，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道德经》译本语种主要集中于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与法语11.以上译本均为本文所关注及探讨的议题提供了样本支持。

　　二、《道德经》在西方世界译介的传播困境

　　自马克·波罗开始的"遥远的东方想象",西方对中国一直存在着觊觎、妒羡、傲慢和偏见等多种心态。"在凝视与形象之间，观众面对着众多机制运作而产生'他们的'历史形象再现，如此这般中国的文化及形象被轻易抹杀掉了。"[3]45中国文化典籍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要素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的现象，中西方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4]3不免受到语言符号、价值观念、文化身份、文化背景、经济实力、外交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时下，《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正面临着文化语境、语言符号以及宗教观念三方面的困境。

　　（一）文化语境的"高低差异"

　　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5]17语境作为话语意义推理的先决条件，亦为阐释和行动的参考框架。[6]在不同语种间的文本翻译中，其文化输出的实质则为不同语境间的流入及流出的过程，在此期间必然会发生文化间的交叉、碰撞甚至是冲突。传播双方往往会因为文化语境的高度相似或相距甚远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手段或策略。基于此，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对文化语境进行了划分，提出了"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其编排的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交际者个人，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编码清晰的信息中。而低语境事物则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7]96.简而言之，高语境文化在传达信息时，并不完全依赖于语言本身，而是更多借助于相关语境含蓄地将意思表述清晰。而低语境文化则更擅长通过语言符号直白明了地传递信息，语境在其中仅大多起到辅助作用。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则属于高语境文化。

　　《道德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论述精辟且含义广博，表现出明显的高语境文化特征。它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历史缩影，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以及价值维度。[8]131其中，"道"作为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在翻译的过程中难以通过个别字或词汇被精准表达。通常情况下，处在与原文相近语境中的译者，更能与作者产生共鸣。文化语境的差异往往导致译者对于某一词语或概念的理解出现偏差，处于西方低语境文化中的译者在理解与诠释原文的过程中便处于天然劣势。在《道德经》英译本翻译的初次高潮期间，由于当时传教士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未能真正进入中华文化的语境之中，这一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本较少关注到《道德经》文本中的文学价值与哲理内涵。尤其是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在英译本《老子，伟大的思想家：关于上帝的本质和表现的思想》（Lao Tsze,the great thinker:with a translation of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God）中，直接将原文的"道"翻译成了"God"或"Creator",[9]其未能将"道"放置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进行全面的理解与诠释。随后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在德译本《老子的道德经》（LAO TSE'S TAO TA KING）中，将"道"直接翻译为神（Gott），其简单地理解为"道"与《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十分接近。[10]37由于高语境文化自身的特性，当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传播时，译者在译本的准确性与文学性上难以做到平衡。诗人奥诺里奥·费雷罗（Onorio Ferrero）于1972年翻译的《道德经》（Tao Te Ching de Lao Tzu），虽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道德经》原文中语言的韵律特点，但译本的准确度仍有所欠缺。由此可见，一旦脱离原本的文化语境去进行翻译与诠释文本，便会导致受众对原文的理解产生极大偏差。

　　（二）语言符号的"旁见侧出"

　　语言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必备要件，是文化旅行的载体，在建构、传达话语体系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维持、复制和巩固跨文化传播体系的主体。[11]129《道德经》的海外译介道路离不开对语言的翻译。而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翻译本质是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语言深深地扎根于文化现实和不同民族的习俗之中，不同语言符号的互动与转换均受到所属文化环境中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的影响。由于语言符号系统的迥异以及语种地位的不对等，《道德经》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由语言转换而产生的诸多问题，文化冲突与误解便由此产生。1868年至1905年期间，《道德经》的英译事业呈现井喷趋势。然而，英语世界的译者由于缺乏对汉字的长期接触以及对老子思想的持续关注，时常会出现翻译不准、词不达意的情况。例如，湛约翰基于自身对《道德经》的片面理解，直接将《老子》中的"帝"翻译为基督教中的"God",将《老子》中的"神"翻译为基督教中的众神"Spirit".[12]乌拉圭作家艾蒙多·蒙特雷（Edmundo Montagne）翻译的《道德经》译本（El libro del sendero y de la línea-recta）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此外，早期法国汉学家所著的《道德经》译本同样未能做到完全忠实于原著。语言符号的不同导致人的思维认知存在差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华汉字博大精深，含义丰富。西方译者若缺乏系统的中文学习，在进行语言转换时，必然会造成翻译上的失误。

　　与此同时，语言地位的不对等亦影响着《道德经》译本的准确性。法国比较文学专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教授指出，文化的对话必然是一种力量的关系，在对话的互动过程中总会存在力量强弱的对比。[13]241语言符号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更是深刻反映出这一特征。不同于西方大部分语种，中文属于边缘语言。虽然西方强势语种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但却对译本翻译的准确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出交流与不可交流的矛盾。譬如，《道德经》在传入英语世界的过程中，"归化式的翻译策略"22占据上风。以刘殿爵（D.C.Lau）为代表的译者依据本国受众偏好，调整了《道德经》的用词方式与行文结构，以西方话语体系诠释道家思想。其虽然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原著翻译的准确性。

　　萨丕尔·沃尔夫认为，语言塑造并制约着人的思维路径。[14]145语言并非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透明媒介，往往充盈着意识形态，为权力所服务。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这种关系也往往体现在语言符号中。早期西方世界的译者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与传播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希望通过寻求到某种"类同性的话语支持",实现对中国的精神殖民。《道德经》第一次英译高潮期间的译本和研究多出于传教目的，旨在积极宣传基督教的上帝和福音思想，而并非对老子思想、道家文化的推崇。法国汉学家儒莲之前的《道德经》法译本大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并试图将中国思想纳入西方意识形态之中。[15]55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话语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影子。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成为一种符号资本，成为各个群体争相控制的对象。不同于英语、法语等强势语言，中文在语言传播的流向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不平等，导致中华文化被长期压抑在失语的环境中，使得东方主义变成为西方思考、演说和表征东方的一种方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别人表述。

　　（三）宗教思维的"刻板印象"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各自独特的世界观，[16]29语言差异背后更深层次的表现则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而此世界观的差异，往往清晰地表现在不同文化的宗教思想中。拉里·A·萨默瓦认为，要理解一个民族的重要观念、价值观与行为，最有把握的途径就是宗教。研究宗教，能够帮助我们破译不同的语言和行为。[17]66明晰宗教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对于我们深入剖析《道德经》在海外译介中所处的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宗教的地位与影响各有不同。此为隐含在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君权与神权关系、哲学与宗教关系等文化深层结构中的诸多差异导致的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权的力量始终高于宗教，宗教一直作为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而存在。长期以来，中国人宗教意识淡薄，宗教并未对其思维的塑造与行为的表现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基督教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公元4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是欧洲社会唯一具有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力的势力。其被视为西方世界精神文明支柱，传教士则成为《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主要媒介。英语世界、法语世界、俄语世界、德语世界最早的《道德经》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皆出于传教士之手。[18]16与此同时，基督教渗透进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救世主"精神塑造着西方社会译者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世界是以神即"上帝"为中心，所有的生命、人类与世界都是由神所创造。尤其是1868年至1905年间，《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本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湛约翰和亚历山大在翻译时均直接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用基督教词汇的"God"对译原文中的"道"或"帝",将《道德经》变成了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文本。18世纪初，以白晋（Joachim Bouvet）和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将《道德经》引入德语世界，导致《道德经》德译本也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响。德国译者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于连·戈利尔以及朱利叶斯·葛理渥（Julius Grill）参考了《约翰福音》等宗教书籍，并在《道德经》译本中融入了神学因素和基督教思想。例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这一观点便在史陶斯所著的德译本《老子的道德经》（LAO TSE'S TAOTE KING）中有所体现。法国译者雷慕沙、鲍狄埃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试图将老子思想与基督教、印度教精神相连接，表现出宗教文化在翻译中产生的重要影响。深植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宗教思想，影响着译者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致使《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表述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译本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则大大降低。

　　三、《道德经》对外传播的突围之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强调在坚定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道德经》的海外译介情况日渐受到关注。目前，多极对立的世界格局以及多元共生的文化趋势逐渐凸显，跨文化传播成为全球文化生态的表征。针对《道德经》在西方世界译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如何突破不同国家人民语言、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屏障，推动以老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有效地对外传播，是时下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寻求共通价值观，加强文化共振

　　跨文化传播涉及不同文化、民族和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其面对的是不同群体及其成员对社会行为的不同预期，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文化精神和生活理想等。[19]37尽管我们的背景、生活方式、哲学思想与政治制度不同，但作为人类，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基本的信念、希望、情感和需要。[20]101寻找普遍通行于世界的人类价值观，有助于打破存在于不同文化间的隔阂，而对共通价值观念的寻求，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道德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包容性极强的普世性价值观。西方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主张用"人"的存在来解释现实世界，关注个人的生存境遇，追求人性的复归。而老子提出的"不出户知天下""少私寡欲""万物和谐""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的思潮恰巧存在相通之处。在此期间的《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译本数量明显上升，实现了文化间的共振。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积极引用老子名言，学习老子"以德治国"的理念。例如1987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的思想主张来阐述其治国方略。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若想实现《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顺利传播，我们更应当结合时代需求，向世界展示《道德经》的当代价值、普世意义的文化精髓，争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群体在共通价值观念上建立连接，促使西方世界的人民更加科学、理智地看待与接纳中国传统文化。

　　（二）树立文化间性意识，建立对话思维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文化差异往往伴随于社会发展之中。然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是文化间的差异构成了其交流的前提与基础。哈贝马斯继主体间性、语言间性后提出"文化间性"这一哲学术语。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的本意是指不同文化间交互作用之内在过程，此过程凸显了每一种文化。[21]45文化间性表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可交流性，体现了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关系。换而言之，树立文化间性意识应当理解、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基于此，西方译者在翻译《道德经》时，需要摆脱西方文化的霸权思维，承认他种文化与自己文化同样的主体性地位，客观看待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包容并接受不同文化体系中的话语表达方式，努力做到平等地对话与交流。同时，建立对话式思维要求我国在向西方世界传播《道德经》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自我陈述者的美化式叙述，确立对话式的沟通意识与传播方式，从而实现各国文明的互信，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此外，政府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力军，应树立起"文化外交"意识，大力支持与推广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最大限度地集聚优势资源以加强中西双方的对话，从而科学、有效地弘扬与传播老子思想。例如，"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节目中，以"汉语"为桥，将世界各国青年汇聚在一起，用汉语沟通交流，加强不同文化成员对老子思想的学习与掌握，增进了各国文化的互信与文明的互鉴。除此之外，建立一支深谙老子思想，熟悉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主要接受国家语种与文化的专业队伍，以占据翻译、出版与传播的主动地位，成为《道德经》西行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力量。

　　（三）善用新媒体平台，创新传播形式

　　纵观历史文明的进程，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渴望打破时空及国界的愿景，始终受到技术的限制和影响，新技术与信息系统成为加快跨文化传播活动频率、拓宽跨文化传播范围的主要因素之一。时下，新媒体技术逐渐成熟，以数字及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成为新媒体技术的主要呈现方式。它们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局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民从此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物理局限，自由地进行交往。据2020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有51%的海外受众倾向于通过新媒体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年轻群体，更习惯于通过新媒体获取中国信息。依托于互联网、手机的新型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新媒体技术营造出的网络交往空间成为世界各国交流的共同语境，为老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然而，目前我国为研究老子思想而设立的外文网站或网络机构的数量还较为稀少，存在着极大的不足。基于此，我国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在新时代下创新老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形式，力求在发挥网络技术的特点与优势的同时，实现内容与形式双管齐下，建立专门研究道家文化的外文网站、数字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并将《道德经》的译本、相关研究著作、论文上传至这些平台，丰富老子思想对外传播的数据库资源，扩大传播的覆盖面。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促使跨文化传播在行为主体上经历着变动。新媒体技术的赋权特征，改变了受众在传统媒体中的被动地位，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因此，我国应当注重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目前来看，《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翻译与传播的主体主要由传教士、汉学家构成，传播渠道相对狭窄，受众层面较为单一。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鼓励、挖掘新的传播主体，如海外华侨、西方国家的民间团体、来华的留学生、外国游客等等，为《道德经》的西行之路注入新的力量。

　　四、结语

　　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拉开了《道德经》向西方世界传播的序幕。自此之后，经过传教士、汉学家等的大力推进，极大程度地实现了《道德经》在西方国家中的广泛传播。然而，《道德经》的西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相近的文化语境、不相通的语言符号以及不相融的宗教思想成为影响其向西传播的主要障碍。近年来，伴随我国精品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逐年实施，我国翻译事业也呈现出由输入型翻译向输出型翻译的转型趋势。针对《道德经》在西方世界译介过程中的传播困境，我国应适时寻求共同的价值观，树立对话式思维，在新时代下善用新媒体平台以做好全局谋划，进而形成立体化的老子思想对外传播模式。时下探讨《道德经》在西方世界译介的传播困境与突围之路，对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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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据本文统计，截止2020年5月，《道德经》的英语译本为553种、德语译本为298种、西班牙语译本为95种、法语译本为91种。

　　2（1）归化翻译以传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为目标导向，结合受众的语言习惯与阅读偏好，对原文进行适当地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