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制度下的刑罚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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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小说《檀香刑》中的清末重刑制度研究
　　【绪论】《檀香刑》对清朝重刑制度的审视
　　【第一章】莫言小说《檀香刑》的法律背景
　　【2.1】重刑制度下的刑罚与法律
　　【2.2  2.3】重刑之“戏”下人性的扭曲与文化心理
　　【第三章】《檀香刑》对重刑制度的重构与批判探讨
　　【第四章】《檀香刑》对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反思研究
　　【结论/参考文献】莫言《檀香刑》小说中的重刑制度分析结论及参考文献

　　第二章、《檀香刑》对重刑制度的文学表现

　　第一节、重刑制度下的刑罚与法律

　　一、酷刑的暴力之“美”

　　《檀香刑》将“施刑”这一社会生活中极端化的环节作为主线，向读者生动再现了中华文明在封建文化、王朝文化步入黄昏时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带领读者身临其境般走入了戊戌变法、山东义和团、外国殖民者强取豪夺等历史环节。

　　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封建皇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非人道性。以尖锐的笔锋，激烈的个体事件陈说，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时的无情与冷酷，成功折射出专制皇权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与阴暗法则。小说共对砍头、腰斩、阎王闩、凌迟、檀香刑这五种刑术进行了细致刻画。刑罚技艺越来越精湛、行刑场面越来越壮观，直至上演了惊天动地的檀香刑，全书弥漫着一种颗粒感的血腥暴力之美，展示了一个令读者悸动甚至颤栗的血淋淋的世界。

　　首先在第二章里，《檀香刑》中太监小虫子将从皇上那里偷来的七星鸟枪拿去卖，皇上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选用一种特别的酷刑来惩罚他，杀鸡儆猴。于是余姥姥在刑部的授意下，设计了“阎王闩”。《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记载：“‘阎王闩’是脑箍上箍，眼睛内乌珠都涨出寸许……这是拷贼的极刑了。”①由此可见，“阎王闩”很可能是由此而来。莫言写道，此刑的精彩之处全在犯人的一双眼睛上，“可惜了一对俊眼啊，那两只会说话的、能把大闺女小媳妇的魂儿勾走的眼睛，从‘阎王闩’的洞眼里缓缓地鼓凸出来。黑的，白的，还渗出一丝丝红的。越鼓越大，如鸡蛋慢慢地从母鸡腚里往外钻，钻，钻……噗嗤一声，紧接着又是噗嗤一声，小虫子的两个眼珠子，就悬挂在‘阎王闩’上了。”②莫言此处并没有将笔墨停留于纯粹的行刑动作，而是先用大段的细节描绘小虫子的一双俊眼，最后“噗嗤一声，又噗嗤一声”，何等绘声绘色。而精彩处却不止于“被杀之鸡”的惨绝人寰，更在于“受儆之猴”的心惊肉跳，后妃面如死灰者有之，大张嘴巴者有之，王公大臣垂手肃立，太监宫女则磕头如捣蒜，众人三魂离了七魄，这场好戏，正应了咸丰帝杀鸡儆猴的初衷。

　　斩首，俗称砍头。“斩”的本意为断头，《公羊·文公十六年传》注：“杀人者刎头。”①即要使受刑者身首分离，故斩又曰“殊死”。“从隋朝《开皇律》开始，法定的死刑执行方法分斩、绞两种，使斩成为法制中的正刑，其后历代相沿未改。”②对于砍头之刑，小说中出现在赵甲回忆初见余姥姥时，赵甲的舅舅被执行砍头之刑。“一个刽子手，用胳膊拐着刀，身体往右偏转，然后，潇洒地往左转回，噌，一道白光闪过，伴随着半截冤枉的哀鸣，前边那个刽子手已经把死囚的脑袋高高地举了起来。执刀的刽子手与他的同伴站成一排，面对着监刑官，齐声高呼：‘请大人验刑！’”③事后赵甲才知道，相比其他刑术，砍头已经算是“天大的造化”。

　　因为余姥姥与赵甲那个当狱卒的堂舅是拜把子兄弟，“堂舅犯了事，死在他的手里，实在是天大的造化，噌，一下子，比风还要快。”④可见与腰斩，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相比，砍头由于其“快”使受刑者少了一些痛苦和折磨。

　　凌迟之刑的描述读罢可谓让读者内心为之一颤。所谓凌迟，“凌，缓也；迟，慢也，又称陵迟，意指弯弯曲曲的山坡。”⑤用凌迟作刑罚之名，取其缓慢之意，顾名思义，让犯人受尽折磨而死。凌迟作为正式刑名最早见于《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迟赵甲的这次凌迟之所以被小说称为“杰作”，不光是他异于常人的镇定与从容，更是他能根据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而临场发挥。“从何处下刀，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⑥即使面对“如此匀称健美的男性身体。罪犯隆鼻阔口，剑眉星目，裸露的身体上，胸肌发达，腹部平坦，皮肤泛着古铜色的光泽。”⑦刽子手的眼里，也不过是“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⑧他将手腕一抖，一片片铜钱般大小的肉，像雪花一样从钱雄飞的胸脯上、肚子上、大腿上被旋下来。肉片在刀尖上颤抖不止，仿佛有着生命在刀尖跳舞的精灵。五百刀的凌迟之刑，如此一刀刀、一片片，看到“血沫子从嘴里噗噜噗噜地冒出来”⑨，“清晰可见、‘嘭嘭’跳动的心脏”⑩，肠胃“如一窝毒蛇装在单薄的皮袋里蠢蠢欲动”，直至最后，“他用刀尖剜出了一点钱的心头肉，然后，垂着头，对着自己的脚尖说：‘第五百刀，请大人验刑。’”赵甲如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精雕细琢一件完美的作品，又如一位医术精湛的解剖师，技法娴熟，游刃有余。

　　赵甲的临场发挥不仅仅在称为“姥姥”之后，早在他刚做刽子手时，跟着徐姥姥一行人执行腰斩。“腰斩，以斧钺斩其腰。通常应是用铡刀行刑，使罪人手足异处。”①最早见于《汉律·贼律》中规定：“大逆无道腰斩。”②《檀香刑》中腰斩的是偷库银的库丁。姥姥一斧下去，“‘噗嗤’一声响，看到一股红的溅起来，大姨和二姨的脸都被热血蒙了。”③而这一斧竟没把那库丁砍成两段，他的腰正巧扭到一边，砍断的半边肚子里肠子“哧溜哧溜”地窜出来，四肢挥舞，怪叫声惊天动地，“惨叫压住了看客的欢呼”。“姥姥欲要补斧，但适才那一斧用力过猛，已将斧头深深地砍进木墩子里。姥姥急忙往外抽斧，无奈斧柄上沾满了血污，把根斧柄弄得如一条大泥鳅，抓一把滑溜溜，根本使不上劲。看客嗷嗷地喝起倒彩来。”④正在这时，刚入刑部不久的赵甲急中生智，“不待姥姥吩咐，趋前一步，双手抡起大刀，接着姥姥劈开的缺口，一咬牙，一闭眼，一刀下去，就把库丁斩成了两段。”⑤描写腰斩库丁的精彩之处在于行刑完毕之后。被斩成半截的库丁用“双臂撑着地，硬是把半截身体立了起来，在台子上乱蹦跶。”鲜血和流出来的肠子足以把脚浸湿并缠住，“大嘴如一条在浪上打滚的小舢板，血沫子噗噗地喷出来。辫子如蝎子的尾巴一样，直钩钩地就翘起来了。……折腾了足有吃袋烟的功夫，才很不情愿地前仆，倒地后嘴里还哼哼唧唧。”⑥《檀香刑》中五种刑术，在描写檀香刑时最为精彩。原本是酷刑，但名字偏偏起得如此典雅诗意，材料筹备、刑具制造及行刑过程更是细致讲究。仅所需材料就有二十余种，一根长约五尺、宽约五分的紫檀木材，一只白毛黑冠子的大公鸡，一捆新牛皮绳子，两柄油坊里使用过的木榔头，二百斤香油，一篮子红皮鸡蛋，一大方牛肉，一口十八印的大锅，半斤人参等。莫言在小说第十四章花了约30 页近 20000 字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檀香刑具的制造经过。而刑罚过程更是惊心动魄：刽子手换上崭新公服，脸上涂满鸡血，两丈高的刑台更如戏台。紫檀木橛子是经油炸过的，变得又软又滑后再从人的谷道（肛门）处一点一点地钉进去，穿过内脏，最后从肩头穿出。这其间还要不断给犯人喂喝参汤已达到让行刑过程更持久的目的，直到犯人最后死亡。“刑名的光鲜美艳流动于刑罚的残酷惨绝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刺激与巨大的反差。”①让读者不禁赞叹小说中暴力之审美可谓到达极致。

　　可见，死刑位于“五刑”之首，也为“五刑”之最，虽然统称死刑，但死法却有千千万种。酷刑作为封建皇权的极端表现，它所施加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通过淋淋的鲜血、残破的身躯以及痛苦的嚎叫使得抽象的统治权威变得具体、直观且充满血腥的味道。莫言借德军统帅克罗德之口，道出了“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②整篇《檀香刑》中，最精彩的章节便是对行刑的描写，莫言将刽子手行刑描绘得犹如一件件完美的杰作一般，绚丽而震撼。“在这里，死不再是一个痛苦的结局，而是一场华美的仪式。”③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写道：“酷刑的第一重角色是技术，其基本标准有三：第一，它必须对惩罚能制造的痛苦进行精确的度量，以便可以比较和划分等级。第二，死刑不仅仅是剥夺了人的生命权，而且也是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的顶点。第三，酷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把人的生命分割成千上万次的死亡。

　　在生命终止之前制造最精细、最剧烈的痛苦。”④而这一可量化、可操控、可调节且制造无限痛苦的行为艺术在每一次表演中根据犯人的特点、肉体的类型、痛苦的程度和时间的长短等因素各异，使之具有十足的艺术观赏性。相较残忍刑罚，莫言让斩首显得那么仁慈，甚至可以说彰显着人性的光辉。

　　若此前人们对于行刑也许只是粗略的感性认识，而借莫言之笔，其间的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之感被解剖得生动具体。酷刑作为一种暴力之“美”，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个体生命的轻贱和不屑一顾，对刑罚、暴力、残酷与死亡的嗜好在鲜血的浸染中流露出来，暴力作为一种红色幽默，既是表现的审美对象，更是抽象的审美铺垫。

　　二、酷刑之下的国家法律

　　什么是法律？《檀香刑》里面没有对法律做出明确的定义。但赵甲作为大清第一刽子手，一旦面涂鸡血、手持利刃，他立马就变成神圣庄严的国家法律的象征。他反复强调：“执行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⑤“咱家就是皇上的工具，咱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①“只要由国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刽子手这一行。眼下国家动乱，犯官成群，盗贼如毛，国家急需手艺精良的刽子手。”②在赵甲怀抱着檀木橛子准备对孙丙用刑的时候，他亦觉得“俺怀中抱的是国家法，它比黄金还要重。”③由此可见，正如法家所强调的“出礼入刑”观念一样，法律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无外乎刀子、板子、鞭子、棍子，动辄死伤，并非是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正如前文所述，在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极权主义下，法律只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统治工具，是统治者驭民的利刃，究其本质，是上层“权力”对底层“权利”的践踏。在统治的稳定时期，统治者可以随意变更法律。正如前文所述，《大清律例》开篇“十恶”，其中，对君权的维护堪称极致。偷盗本不至死，但所偷之物如为御宝，那便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之罪。太监小虫子偷盗皇上七星鸟枪，应由慎刑司主办，但仅因咸丰帝不满慎刑司提出的死刑方案，一句“陈汤剩饭，又馊又臭”，便改为刑部执行。而对于死刑的执行方式，更是花样百出又触目惊心。小虫子被施以“阎王闩”，偷库银的库丁被判处“腰斩”，皇帝的一句“严惩”，真是让死刑既精彩又震撼。又如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按《大清律例·刑律·人命之一》应判“杖一百流二千里”，即使刺杀成功，罪亦不及凌迟。

　　而放在当时历史来看，光绪帝被慈禧架空，地方权力实际上由袁世凯牢牢掌控，他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统治之实。小说写到，袁世凯年轻时常常喜欢去刑部与刽子手为友，他说：“大丈夫生于乱世，抓不住印把子，就要抓住刀把子。”④可见他对权力至上的心态与统治者如出一辙。在刑法改革时期，虽然诸多酷刑被废除，身为第一刽子手的“赵姥姥”也面临失业，告老还乡，但当统治阶层权力受到威胁，统治秩序面临挑战时，清政府毅然决然将赵甲再请出山，实施檀香刑。究其原因，单单靠统治权威和严刑峻法维持的封建社会，刑罚特别是执行死刑的权力，往往被统治者认为与对国家控制能力相关。正如赵甲所说：“这刽子手的活儿，也是一门手艺。这手艺，好男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这行当，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这行当兴隆，朝廷也就昌盛；这行当萧条，朝廷的气数也就尽了。”⑤可见，法律是权力者为维护权威、统治臣民的杀人利刃，它可以随统治者的个人意愿而随意更改，法律背后是权力者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