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背景下温州农村民间信仰现状、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第 4 章 新农村背景下温州农村民间信仰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恢复，广大乡村出现民间信仰复兴现象，崇拜对象纷繁复杂，组织形式松散无序。据调查统计，目前温州民间信仰种类在100 种以上，建筑面积 20 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共 8579 处，其中建筑面积 20-100 平米的 2848 处，100-200 平米的 1940 处；200 平米以上的 3791 处，远远超出五大宗教活动场所的规模，是全国、全省民间信仰的重点地区。

　　4.1 温州农村民间信仰现状
　　
　　温州民间信仰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温州族群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

　　石棚墓、土墩墓和悬棺葬的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商周时期温州人就有自己的民间信仰。据文献记载，汉代东瓯王敬鬼；唐代遍地野庙；宋代民间信仰大变革，出现著名道士林灵素和林灵真；明代温州知府文林大肆废除“淫祀”;清代杨府爷敕封号“福佑”,并列入官方祭典。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以及族群来源、重商传统的影响，温州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4.1.1 多神崇拜且与佛道教交融温州地气恒燠、岐海卑湿、台风频繁，导致瘟疫和虫灾不断，生产和生活中敬畏意识形成多神崇拜，民间信仰发达。大大小小的神灵偶像，以及浙南地区流传的多种区域性的、土生土长的“草根”神祇，在温州地区都是被尊奉的。温州地区的多神多教信仰、重本土神灵，以及神灵的无少尊卑、无垄断情形，实际上折射了温州人的崇实重利之心。温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哲学文化自由、多元化的地区，受此熏陶的海内外温州人则表现出不落俗套和灵活变通的性格特征。正是温州人自我掌握命运的个性意识和思想的敏锐性与善变性的特征，决定了温州人非单一性崇拜或不把命运维系于一教一神的行为。温州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同一庙宇的多神并存现象，比如在瑞安、永嘉等地均出现了一个庙宇内同时供奉陈十四娘娘、孙悟空、杨府爷等诸多神灵的现象。

　　温州自古繁华，相对于丽水、闽东等周边山区，其文明开发程度较高，正统儒道基础较好，民间信仰接受政府和儒、道、释等宗教的正统化审核程度也相对严格，树神、精怪等自然崇拜现象较少，神灵崇拜的原始性不强，贵族化程度较高，许多民间信仰的神灵被披上了道教、佛教的外衣。

　　4.1.2 功利性和盲目性明显温州人口稠密，耕地稀缺，民间信仰的现世、现实、实用观念突出。温州交通自古水路一条，所有神灵的水神功能突出，水路交通上的商业化氛围浓厚，求财暴富等实用性心理在民间信仰中表现充分。温州大多数民间信仰活动的参与者，希望通过民间信仰活动祈求健康平安、升官发财、风调雨顺等等，为达到目的实现愿望，逢宫庙必拜。众多的信徒认为，多一个神灵，就多一层保护。

　　信众不考究信奉对象，信奉神灵的角色转换快，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大多数宫庙负责人和民众一般不会去探究对自己信奉的神灵属于什么对象，也不会去考证其来源，说不出白鹤大帝、白马王爷、叶仙娘娘、水母娘娘、张三令公是谁；对宫庙的起源、分香、迁建等历史了解不多，碑刻保留和记载这方面的内容极少；对神灵的传说和民间故事记载和整理不力，显得“没有文化”,缺少历史感。温州民间信仰亦佛亦道，名称庞杂混乱，偶像设置无序众多。在温州 8579 个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中，信奉佛教神祗的有 879 个，占 10.2%;信奉道教神祗的 2499个，占 29.1%;信奉历史名人行业神的 3533 个，占 41.2%;信奉自然神的 855个，占 10%;信奉其他的 813 个，占 9.5%.

　　4.1.3 民间信仰组织松散、活动无序历史上的温州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以福建为主体，自唐末五代至清朝嘉庆年间形成四次移民潮，垦殖记忆清晰，拓土和祖先的感恩观念较强，移民性祖先神和土著性地主神信奉多。移民背景复杂、来源广泛，所以不容易出现主神。杂神多而主神少，势力分散，不会像福建地区一样在一个主神崇拜下串联出强大的信仰群体。

　　民间信仰的原有仪式制度在近 30 年的恢复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迎神仪式的不断扩大和新内容的增加进入无序状态，意蕴历史文化内涵的新仪轨的制定迫在眉睫。在温州 8579 个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中，有经常举行活动的 7268 个，占84.7%;没有管理小组的 3774 个，约占 44%;没有宗教教职人员主持活动的 7719个，约占 90%.一些地方借神诞、庙庆等“节日”大操大办，加重百姓负担。民间信仰的集会型和家庭型活动随着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管理难题很多。原有的民间信仰的机构形成、财务管理、人员素质等无章可循，管理混乱。

　　4.1.4 城乡宫庙改建越来越大温州城乡大部分宫庙在 2000 年前后的十年中建成，在温州 8579 个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中属于 2000 年前后建成的有 6104 个，占 71.2%.新建宫庙一般占地 5至 7 亩之间，建筑面积 2000 至 4000 平方米左右，造价从 200 万到 2000 万不等，这种规模从建设用地上看显得比较奢侈，建筑空间布局不科学；从内部布局、醮仪活动、文艺活动上看又有合理性。宫庙一律为宫殿式建筑，明显区别于民居，但景观美感不足。改建的宫庙大部分都属于违章建筑，没有土地证和产权证。城镇区域的宫庙改建出现了集中安置、联合庙等现象，例如平阳县昆阳镇西马路出现了信仰一条街，苍南县灵溪镇大圣宫将齐天大圣庙、五显爷庙、杨府庙等小庙合并在一起，但又不是规划意义上的改建。重新规划、拆迁这些宫庙将是外科手术式的综合难题。

　　4.1.5 宗族色彩浓厚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源争夺和村落自保，宗族抱团观念较强。相对于中原地区，温州不少地方宗族组织严密，祭祀活动具有宗族力量宣示作用，而宗族文化建设和教化功能发挥薄弱。民间信仰的特征与地域性相关联是宗族性。自古以来，温州各地家族村落普遍建有家庙、宗祠，供奉的偶像十分繁芜。最受民众尊崇的神灵有两类：一是法力无边、护佑平安的关帝、妈祖、观音等；二是本族同姓同宗的神灵，如：陈姓祭祀陈十四娘娘，杨姓祭祀杨府爷等等。值得重视的是，在大多数家庙中，除全族公祀的神灵外，还供奉着本家族祖先的牌位。祖先崇拜来源于血缘家族制度的世俗亲情。对祖先亡灵的崇拜，使普通民众与祖先精神之间的交往，成为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祭祀祖先既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家庙与寺庙相结合，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相结合，反映出宗法制度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

　　4.1.6 向文化节庆演化==温州宋代开始城市化水平较高，手工业和商业发达，鼓词、南戏等民间文艺的酬神活动内容丰富，祭坛颂歌具有口头史诗性。一些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信仰仪式已演化成为温州农村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和集市贸易节庆活动。比如，温州知名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拦街福，就是从民间信仰仪式演化而来的，并且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民间信仰活动揭示了温州传统文艺的生态环境。温州曲艺（鼓词）和戏剧（南戏）来源于酬神活动，是祭坛颂歌的发展和演变，演唱仪式与民间信仰融合，演唱内容与神灵传说相关；温州的灯丝工艺、雕刻技术与祈神活动结合，是为地方节庆的信仰活动服务的民间工艺。

　　4.1.7 政府的初步管理根据调查，温州市各县（市、区）对民间信仰作了不同方式的管理，其共同特点是以县（市、区）民宗局管理为主，以属地管理为辅实施管理。但各地具体操作不同：

　　（1）鹿城区在滨江商务区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场所规范化管理试点。制订了《鹿城区民间信仰场所规范化管理标准》（试行），具体从爱国爱教、知法守法、团结稳定、管理规范、活动有序、教风端正、整洁安全、服务社会等8 个方面提出标准要求。

　　（2）乐清市重在宗教管理。在民宗局具体领导下，由道教协会代管。宗教活动场所分三类登记，民间信仰属第三类，从 1993 年到 1996 年基本完成登记298 所，还有 600 至 700 所没有登记。

　　（3）龙湾区重在文化引导。龙湾出现一批热心传统文化的村镇干部，积极利用民间信仰引导文化建设。如宁村汤和庙，在村干部的引导下，申报为“汤和信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民间信仰中沦落了的国家祭祀重新提升为国家级文化单位；永中村落的水母宫本是来源不明、历史短暂的小庙，在片区干部和宫庙负责人的努力下充分发挥了宫庙具有的村落共同体凝聚功能，洁净的环境、热心的慰藉、公正的处事使宫庙成为民众休息、公益互助、化解纠纷的理想场所。

　　片区干部在访谈中就如何转换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问题表现出很高的认识水平。

　　（4）苍南县侧重民间团体建设，建立民宗局、联络处、宫庙委员会的联合管理机制。在民宗局设民间信仰管理专员，指导民间团体工作；在民宗局和宫庙之间组织民间信仰联络处，具体操持各项事务；健全宫庙管理制度，坚持党员对宫庙的领导，由退离休干部、教师、村干部主持宫庙管理。联络处制定民间信仰场所的各项制度，在庙宇拆建等问题上协调政府与宫庙的关系，在信仰规范上指导和监督各庙宇的活动。

　　总而言之，温州民间信仰的神灵信仰是在历史上经过儒、道、释等宗教和地方政府的国家意志历久、深刻淘洗而相对净化和进化的信俗文化；信仰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信仰活动还保留着原始祭祀的口头传统，具有重要的社会组织功能、社会文化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温州民间信仰易于改造难于制止，易于利用难于整合。

　　4.2 温州农村民间信仰存在的问题
　　
　　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温州，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型、经济条件的改善、社会关系的变革、生活风险的提高，民间信仰在认识上、在管理上出现了诸多问题。

　　4.2.1 思想认识缺位民间信仰既有符合现代化的精神和观念，又有反现代化的精神和观念。由于观念认识的偏差，长期以来民间信仰生存在灰色地带：有的将民间信仰简单化地等同于宗教；有的忽略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时而因精神文明建设、反对宗教渗透、打击邪教组织和封建会道门等需要，简单地视之为封建迷信或反动势力予以打击取缔；无视民间信仰在地域文化中和民众心理中无可替代的地位，简单地认为民间信仰属民间自发的且存在已久，而对其不闻不问，放任自流。

　　而对于一般百姓，因其文化程度不高，认知能力较低，认为农村民间信仰是一种生活，但不承认它们是“宗教”[20].

　　4.2.2 管理混乱无序在资源争夺、利益冲突、跟风求新、仪轨不详、组织不力等因素影响下，温州民间信仰自身存在许多问题。民众在维护和复兴民间信仰的过程中，也扭曲了民间信仰。一方面，一些民间信仰场所阻碍了城镇化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方式不同了，民居建筑改观了，社区范围扩大了，自然地域合并了，人口迁入增加了，交通环境改善了，但民间信仰的祀奉界线不变、组织机构不变，阻碍了城镇化的统一规划，无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新认同。温州民间信仰场所在商业中心区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场所规划和组织变迁矛盾尖锐，神灵资源争夺、土地资源争夺激烈，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滥建宫庙成风。某些团体或个人，利用民间信仰自发性的特点，以托梦、祈福、镇煞、祛祟为借口，新建、乱建庙宇，占地敛财。在调研中，苍南县民宗局负责人反映，当前一些信众将乡村中小学校的闲置校舍重新改建成民间信仰宫庙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事实上，民间信仰活动混乱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管理混乱，这致使农村民间信仰活动的自发性难以改变，民间各个地方传统信仰活动的根基难以撼动。为此，农村民间信仰活动仍然难以摆脱那些有名望的长者、村委会及老年协会等组织的管理，封建迷信色彩较浓，也抵御不了借神敛财等违法宗教活动的侵蚀[21].

　　4.2.3 法律制度空白目前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国务院和省、市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民间信仰宫庙法律地位不明确，它既非企事业单位，也不是一般社会群团组织，也不同于官方宗教活动场所，对它应有明确的法律定位，或政策规定。

　　虽然我市有过这方面的管理文件，但也只有一些原则要求，缺乏具有明确政策界定和法律效力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当前全国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缺位，放眼全国，从上到下没有明确对民间信仰的行政主管部门，或是无人管理放任自流，或是简单纳入道教化的“宗教收编”,但这种收编管理改变了民间信仰的性质。显然，有必要对民间信仰场所进行规范化管理。

　　4.2.4 文化价值流失温州民间在重建、修建、扩建、迁建庙宇、祠堂、坟墓的过程中不注意历史遗址和文博价值的保护和利用，大量有价值的碑刻、壁画、神像、器具被毁，新建的庙宇、祠堂、坟墓失去文化价值。温州庙宇、神像、器具的文物价值缺少鉴定，近年来具有文物价值的神像、器具被盗现象严重，存在案发前无保护、案发后无从立案现象。4.3 温州农村民间信仰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重点从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农民个人、群体价值观等方面分析温州农村民间信仰存在问题的成因。

　　4.3.1 社会转型原因当前，正值社会转型期，传统产品经济社会正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农业社会正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正向城镇社会转型、封闭半封闭社会正向开放性社会转型，等等。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民间信仰复苏的步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同时贫富分化、道德滑坡、观念混乱、腐败盛行、人际关系冷漠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消极现象也伴随而来，导致部分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发生了悄然变化，由于他们很难认清这些消极现象背后的根源，不能适应其发展态势，为此只能在迷茫与无助之中徘徊，也就容易把目光投向民间信仰。

　　温州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但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渐带来了传统的乡民社会的改变，同时也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风险。面对变化无常的现代社会和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广大农民群体感到束手无策，体味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信仰为民众提供了缓解恐惧的天然港湾[22].

　　4.3.2 市场经济原因对农村而言，市场经济本身带有许多未知的风险，比如，联产承包制实施过程中，农民自身遭遇了各种问题，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无法得到有1和独立性特征的农民个体农民来说，有些力不从心。如遇出乎意料的自然灾难和风险，就更加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求神拜佛抚慰心灵成了农民的无奈之举，这成为了农村民间信仰始终保持生机的主要缘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化、商品化的原则和观念成了人们包括农民生活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集体主义精神逐渐弱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日益抬头，乡村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公益事业无人问津，这些强烈地冲击着农民传统的精神世界，瓦解了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体系，致使很多农民的精神产生迷惘甚至价值迷失。农村的这种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状态，为民间信仰消极面在农村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3.3 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各级政府对基层单位的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对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宣传的力度不够、方式不多，效果不明显，对农民的影响力下降。农民的精神生活缺乏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不存在科学的信仰，变得空洞，此时，非科学信仰乘机入侵农民的思想并迅速蔓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必然去占领”[23].

　　4.3.4 农民个人原因探究温州农村民间信仰发展的原因，离不开对农民自身原因的分析。农村民间信仰“大都为今生现世的困惑所驱动，极少基于对来世的思考或追寻”[24].农民在现实中面临的各方面的困难，像“一只无形的手”将农民推向民间信仰的怀抱。当前，温州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极易产生各种心理困惑，极易钻进非理性思想的死角难以自拔，容易各种愚昧无知思想的流行，从而直接产生了对鬼神的信仰和祈求，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农村民间信仰的复苏。列宁曾指出，“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贫困和愚昧”[25].列宁对宗教根源的分析对于民间信仰同样适用。农民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世俗因素也是农村民间信仰复兴的助推因素。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温州还有很多农村仍不富裕，有些甚至出现因病返贫现象，身处这样的困境，许多农民却无力扭转，此时，民间信仰就成为他们医治身心创伤的一个选择。此外，还有一些农民因家庭关系不和、邻里冲突，为避免天灾人祸，听从亲朋好友的劝说，基于自身意义的缺失，希望神灵保佑财源广进和官运亨通，等等原因，选择了皈依民间信仰。但是因为农民个体存在差异，穷尽不了所有民间信仰复兴的原因，只能作粗略的梳理和归类。

　　4.3.5 群体价值观原因当前，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群体的跨区域流动日趋频繁和剧烈，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从而增强了农民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趋势。对当前中国的农民群体，社会学家陆学艺提出了 8 个阶层的划分法，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及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导致了贫富分化日趋扩大的现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那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孤寡等弱势农民群体，长期处于为温饱焦虑的状态中，极易产生不满和苦闷情绪。在此基础上，广大农民还要承受因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因素相互矛盾和撞击所带来的不良思想，在这种境遇下，往往许多农民无法识别和抵御不了这些不良思潮，在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中会迷失了自我，从而皈依了民间信仰，这也是农民最终向民间信仰寻求内心归宿的原因[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