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问题及战略(2)

　　2. 中国具有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国际市场有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包括有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能力、充裕的资金实力（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础设施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充分释放企业的创造力。

　　基于国际实践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比较稳定，也能够产生许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风险相对来说较小。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发达国家的许多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扩大基础设施，包括美国、欧洲甚至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依然巨大。依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8 ]

　　不仅包括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也包括油气管道、电力通道、机场、供水系统、桥梁、通信等基础设施。当基础设施建设到位后，相应的产业就会跟进。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据统计，2008年中国境外企业雇用的外方人员为45.5万人、2009年为43.8万人、2010年为78.4万人、2011年为88.8万人、2012年为70.9万人，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 44.3%、45.2%、71.1%、72.8%、47.5%.[ 9 ]

　　3.“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和趋势看，如果我们仅局限于本土市场发展就会很被动，必须利用全球市场以整合资源，包括利用国外的低成本，可以绕过贸易壁垒，到第三方去投资，获取技术和研发资源，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全球布局等。只有立足于全球市场与资源，才能保障中国和平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基于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3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带一路”是一个创新性、历史性、战略性的长期战略，既是开创性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是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战略，是连接中国与各相关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中方将注重照顾各参与方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注重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注重与参与各方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注重形成相辅相成的地区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始于中国，经由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通达至欧洲部分区域，覆盖人口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分别占全球经济的63%和29%.如果“一带一路”战略真正得到落实，那么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展潜力十分巨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就是要通过与经济带上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化经济贸易合作，以不断拓展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外迁，可以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把我们相对成熟的工业如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作为到国外投资的强项，一方面可以为承接国创造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另一方面可以不断提升中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 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背景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促进企业对外投资

　　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世界经济依然处于低迷状态，各国都非常欢迎外资进入，希冀能够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速，产业转型正在深刻变化，新的技术、新的产业与新的商机不断涌现，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从中国国内来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到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为3.84万亿美元。承受着外汇汇率变化的压力，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国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海外，以期为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提供活力。因此，扩大对外投资既可以减轻压力，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近年来，国际跨境贸易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数额不断增加，2013年累计为4.6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7%,显现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速。[ 10 ]

　　中国拥有的庞大的外汇储备及不断国际化的人民币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于国内工资水平不断提升，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同时国内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迫使许多国内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开拓市场，加大对海外投资，以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十分欢迎，因为这可以为它们提供难得的外来资金。中国提出筹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旦成立，将会有效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

　　5. 化解过剩产能的压力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与此同时，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显现，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对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如何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通过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是一条有效途径，这也是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做法，也应该成为中国政府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导向。从客观上看，过剩产能并不等于落后产能。比如，中国的水泥、钢铁、电解铝等产业，技术装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目前在国内产能过剩，但是在非洲等地区则有很强劲的市场需求。中国在某些高端制造业也具有优势，能够通过高端设备出口带动中端制造业“走出去”.然而，像高铁、电信等行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如技术标准等各种壁垒的制约。单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可能会难以承受高额的成本，这就需要从国家层面予以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李克强总理成为“超级推销员”,不断在国外推介中国的高铁等优势制造业。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较低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性指数（TNI）衡量中国的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当前中国跨国性较强（TNI超过20%）的企业寥寥无几。中国企业协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依据企业海外营业收入、海外资产和海外员工占企业总量的比重，核算出2013年中国前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3.98%,这一数值远远低于同年世界前100家跨国公司61.06%的跨国指数，也低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前100家跨国公司平均37.91%的跨国指数水平。[ 11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构建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评价体系”,主要依据是投资效率、海外人才、海外市场、社会责任及产业链并购等指标，核算的结果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特别是员工国际化、管理层国际化和董事会国际化等程度普遍较低。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能源矿产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总量的23%,存量仅为16.7%,与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的投资相比，投资比例还偏低。[ 12 ]

　　2.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如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不讲规则，采取低价策略甚至进行恶性竞争；有的企业中标以后，通过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达到降低成本之目的，违背了合同条款，既给企业自身造成很大的信用损失，也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整体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引起了东道国政府、当地居民及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给企业的声誉和国家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当然，有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感强，如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于2014年6月11日通过了《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模块和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负面清单》，实现了社会责任管理的常态化和规范化。中国铝业公司比较注重兼顾被投资国的利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比如，在秘鲁投资铜矿时，在正式开工前先期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以解决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问题，还投资两亿多美元为当地矿区建设了配套的现代化城镇设施。

　　3.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评估和监管不到位

　　从国际经济发展实践看，不同国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各异，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反垄断、税务、劳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的规定差异较大。同时，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国家会对相关的投资政策与法律进行适度调整和变更，这无形中增加了“走出去”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中国来说，企业国际化水平和能力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法律的本土化特征认识不到位，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和挑战。

　　大多数中国企业对海外被并购企业方的国内政治、法律、劳工等外部风险并未进行科学评估，对被并购企业的组织框架、财务状况等内部风险也未进行有效评估。例如，对项目调查不详实，对劳动力和设备成本估计不足，对工艺标准估计不足；资本运作经验缺乏；大宗商品和外汇市场波动加大；法律和政治风险估计不足，缺乏应对措施。

　　在如此背景下进行跨国并购，就为并购后的经营活动埋下了不确定性隐患。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中国跨国企业与被投资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明显，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冲突产生的商业文化差异，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后的整合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

　　中国企业在完成对外企并购后，在监管方面并未到位，仅委派部分管理人员对下属子公司进行管理。一般来说，基于被并购企业的正常运行和效率考量，海外子公司的部分核心业务必须依靠当地的管理层进行管理，其原因在于中方的管理人员对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情况缺乏了解。为了有效监管，通过独立审计监管、约束企业行为和运行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等而弱化了对下属公司的监管，导致海外企业问题频出甚至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4. 国际政治风险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演进之中，造成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近年来，国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导致国际社会动荡不安。保险经纪和风险管理机构达信（Marsh）2015年1月13日发布的2015年政治风险地图和报告认为，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政治暴力、民族分裂运动、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正在加剧全球的政治风险，并给外国直接投资带来更多挑战。[ 13 ]

　　全球近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领导权变更，发展中国家选举争议不断，这些都会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2005-2014年，在120起失败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其中8%是在投资审批环节东道国反对派阻挠；17%是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遭遇损失。[ 14 ]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典型政治风险案例有：2014年11月，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国铁建集团成功中标的高铁项目；2015年1月，希腊新政府上台后，中远集团在希腊的港口投资项目受到一定的影响；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遭受巨大损失；苏丹南北分裂使得中国石油企业付出沉重代价。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面临着经济政策变动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等多种风险。

　　5. 投资壁垒高筑和保护主义盛行

　　近年来，伴随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全球资源竞争日益白热化，国际地缘政治和资本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与控制日益激烈和复杂，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对战略资源的控制与布局，正在布局全球新兴战略性资源，而新兴大国也在加紧进入全球资源领域，这必将增加中国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基于此，许多国家会设置各种障碍和借口阻止国外资本进入资源领域，其中，“国家安全”问题愈益成为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同时也成为限制国外产品进入和资本流入的屏障与借口。许多国家所谓的“国家安全”诉求的背后，其实是商业利益在作祟，是将政治目的渗透于商业竞争之中，用其作为限制外资进入的挡箭牌。近年来，中国企业有的已经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都不例外，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并购美国的优尼克公司受阻、华为公司并购3COM公司受阻等。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政治阻力也在加大，如中国神华集团和中国铝业公司在蒙古国就遭遇挫折。此外，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的所谓“竞争中立政策”对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会形成很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