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以社群为基础的明清地域性文学学派形成与特征

　　明清两代文学流派呈现鲜明的地域特征，明代初年就已形成以吴、越、闽、粤、江右五个地域文学流派鼎足而立的文坛格局。明末清初，这种文学流派地域分布特征不仅更为明显，而且数量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明清之际众多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大量涌现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有关此期地域性文学流派研究的鸿篇巨着亦大量出现，但大多倾向于对流派成员的勾勒，以及对流派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的论证，而对此期文学流派为何呈现地域特征则少有论及。虽然也有学者提到此期文学流派呈现地域色彩主要受当地人文历史环境、家族关系、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但却忽略了文学社群在形成众多地域性文学流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即试图从文学社群角度对此问题作一考察。

　　一、明清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的社群因素

　　明末清初，各地文学社群纷纷而起，数量达到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顶峰，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地域性文学流派更是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每一个文学社群都能发展为文学流派，文学社群发展为文学流派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按照陈文新教授的观点，某一文学流派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流派盟主、流派统系和流派风格，同时还必须具有一批在文学主张和艺术风格上相同或相近的作家群体。

　　当文学社群具备以上要素时，才能发展为文学流派，明末清初文学社群发展为文学流派亦必须具备上述条件。对此，笔者详述如下:

　　我们先从文学流派形成的流派盟主要素说起。文社作为一个组织实体，一般都具有社群领袖，主要由在当时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担任，如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豫章社领袖艾南英、雪苑社领袖侯方域，等等。社群领袖的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某一地域文学流派的盟主多由一个或多个社群领袖担任，如岭南诗派盟主陈子壮即为南园诗社、浮邱诗社、云淙诗社社长，屈大均、陈恭尹为东皋诗社、西园诗社社长，梁佩兰为探梅诗社、兰湖社社长，等等。应该说，我们目前还很难找出此期文学流派的盟主不是由文学社群社长担任的。

　　但是，即使文学社群选有社长，我们还不能说某社促进了某一文学流派的形成。因为，有些文学社群虽然有社长，但却没有选定明确的文学统系，没有提出鲜明的文学主张，我们就很难说某地文学社群十分发达就形成了地域文学派别。因此，我们考察文学社群如何形成文学派别，还要仔细分析文学社群是否选定了明确的文学统系，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

　　按照陈文新教授的意见，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对经典的选择是其文学活动的起点。某一文学流派必须选择某一文学“传统”作为他们的师法对象(如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苏轼等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家)，并且据此提出他们的文学主张。在某种意义上，统系选择决定了某一流派的高下与造诣。

　　作为当时文坛主流的文学社群，如果选定了某一文学统系，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我们说，这一文学社群促进了文学流派的形成，或者由文学社群直接发展为文学流派。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是，社群把某一文学主张作为立社宗旨，从制度上规定了该社的文学统系，如几社领袖陈子龙在《几社壬申合稿》“凡例”中直接规定以前后七子复古思想作为社群文学宗旨即为一个鲜明事例。如果多个社群皆尊某一文学统系，赞同某一文学主张，那么，这几家文学社群就有可能共同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如西泠派(明末清初在杭州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领袖陆圻先为登楼社(包括陆圻、朱一是、严渡等人)社长，后为西泠十子社(包括陆圻、柴绍炳、沈谦、陈廷会、毛先舒、孙治、张纲孙、丁澎、虞黄昊、吴百朋10人)社长，作为二社领袖的陆圻主要以陈子龙为师，在文学统系上选择了前后七子，提出了“宗唐鄙宋，兼采六朝”的复古文学主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由登楼社、西泠十子社组成的这一文学群体称为西泠派。可以说，某一文坛领袖组织成立了文学社群，选择了某一文学统系，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就“有可能”发展为文学流派。

　　之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因为社群发展为文学流派，还必须具备“有共同创作风格的文人群体”这一因素。可以说，真正标志着文学流派成立的当为流派风格，“无论是统系的选择，还是代表作家的产生，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派风格。没有独特的文学风格，就没有流派”。

　　而文学社群成员创作是否具有大致相同的创作风格，我们必须作具体分析。因为，文学社群毕竟还是一个颇具宗法色彩的文化现象，在社群成员的选择上大多坚持志同道合原则，如为怡老娱乐而结为怡老社，为明道而结为学术性社群，还有各种互助社、艺社、禅社，等等。因此，文学社群在吸收社群成员时并非一定坚持彼此文学理念与创作的一致性，这样的社群就很难说其成员创作风格具有一致性。

　　而且，有些文学社群虽然颇具文学性，但由于社群组织涣散，社群成员并无较为一致的创作主张，而是随时、随地、随意创作，这样的社群也不能发展为文学流派，如启祯之际闽中诗人所结蓱合诗社，徐兴公《红雨楼序跋·蓱合社草序》言:“偶有宴会游览，亦各分题赋诗，客不必同，随主人所邀而入焉。如蓱之遇风，乍和乍散。或即景，或遥和，久之成帙，乃诠次而汇梓之。”

　　如此在组织上涣散，在创作上又随己喜好之社群，就很难形成一个在创作风格上基本一致的文学流派。即使该社把社员作品汇集成编，亦不过重在显示作者的多样风格，并不代表一个文学流派。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文学社群社长提出明确的文学创作宗旨，社内的一些文学家围绕社长在长期的文学活动中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势必在创作题材、体裁、主题思想以及艺术趣味上趋于一致，很多文学派别就因此而形成。如几社成员在趋同意识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几社文人“端雅刚正”、“浑沦圆润”的创作风格，为云间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文学社群的宗法凝聚力联络了很多在文学风格上较为一致的社群成员，对某一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文学社群制度化的文学活动更是给文学流派的形成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另外，文学社群是否可以发展为文学流派，我们还要看社群是否在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若干影响，获得过社会的公认。虽然有些社群成员在创作风格上大体一致，但由于社群主要社员因中第或到外地为官等原因，社群在无形中解散，结社时间相对较短，对后世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说，这样的社群也不能形成文学流派，像吴馡(字众香)那样在福建厦门天界寺“捻题二首，未午而罢”的短时间结社，更是难以发展为文学流派。即使有些社群存在时间较长，但在文坛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这样的社群也很难发展为文学流派。如明万启之际嘉兴谭贞默所结鸳社，朱彝尊称该社“先后赋诗者三十三人，事未百年，而闾阎故老，已莫能举其姓氏。玉杯锦席之地，皆化为宿草荒烟”。

　　我们说，鸳社以谭贞默为社长，以“振雅”为社群文学宗旨，有一批文风相似的社群成员，按理说，鸳社应该发展为文学流派。但事实上，我们还不能把鸳社看作一个文学流派。原因在于，鸳社及其成员此后不为人知，在当时及此后文坛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显然，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不可能是默默无闻的。

　　以上即为此期文学社群发展为文学流派的基本规律。当然，文学流派的形成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使在文学社群并不发达的其他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众多文学流派。但到明末清初，文学社群几乎无处无之，而且社群大多在某一地域兴盛，因而，此期文学流派的形成(特别是地域性文学流派)就不能不受文学社群的影响，此期众多文学流派就是在文学社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文学社群发展为文学流派必须具备文学流派形成的基本条件。

　　二、社群文学运作与明清地域文学流派特征

　　在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影响下，此期文学流派呈现出三点特征:即鲜明的地域性、较为严密的组织性、地域文学流派数量的众多性。笔者即以此为序，对此期文学社群形成上述文学流派特征所起作用作一详细考察。

　　(一)鲜明的地域性

　　中国古代文学社群发展至明末，开始形成一种联盟格局，但社盟分社并不因其合并到社盟联体内而失去它的独立文学品性。各地社盟分社在本地文学场域的多种文学运动，凸显出了此期文学流派的地域特征，对此，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1．文学社群的生成因素明末文社初立多由“当地”文人群体结合而成，社群成员的吸收也多集中于某一地域，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商丘雪苑社初立成员侯方域、贾开宗、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愚、徐作霖等人皆为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崇祯二年(1629年)几社初立，成员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等人皆为南直松江府人;崇祯五年(1632年)中江社初立，成员钱秉铖、方圣羽、潘映娄、阮大铖等人皆为安徽桐城人，等等。从蒋逸雪《张溥年谱》所载复社联盟各地分社成员名单来看，几乎全国各地皆有社群文人群体活动，活动范围也大多集中在社群成立之地。

　　即使复社联合了各地文学社群成立社群联盟，但社盟分社仍然保持该社在当地的文化磁性，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多依赖此地社群文人群体活动，甚至某地文学社群成为该地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如由“贵池二妙”(吴应箕与刘伯宗)为领袖的南社在加入应社前主要为南直宁国府贵池县一个文学社群，南社在当地文坛的崛起，成为振起贵池文学的重要力量。廖荃孙先生言:“池阳(指贵池)文人，晚唐独盛，专集之传于今者则有张乔武、乔殷、文圭、杜荀鹤诸家，麐彬风雅，辉映坛坫，南北两宋华子西最着名，而郎赵客所述陈清隐、冯彦思、曹纬、杨少愚诸人，今亦不可得见。

　　自元入明，流风稍替，至晚明而吴次尾、刘伯宗两先生者出，又其魁能冠伦，足绍前哲者也。”

　　这种建立在本地文学社群基础上的文学流派往往继承了该地以往文学流派业已形成的文学传统，从而使得这一社群流派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2．社群对文学统系的选择明末文社的大量兴起，使得此期文学话语权力由庙堂转移到民间，身处“草野”的社群文人群体创作不再受大一统文学思想的影响，而是根据他们自己对文学经验的理解选择文学传统。如果当地在文学史上出现过着名的文学家，或目前出现文坛巨匠，那么该地社群文人群体往往以这些文学家为其创作师法统系。如以艾南英为领袖的江西豫章社，主要尊崇唐之韩愈，宋之欧、曾，特别推崇欧曾二家。之所以如此，除了欧曾二人维护道统，为文简而有法，足供时文创作借鉴原因外，恐怕还与二人皆为江西人有关。而兴起于太仓、云间之地的复社与几社则以前后七子为宗，这不仅因为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上的独特贡献，而且还因为后七子代表王世贞为南直太仓人。几、复二社选择以王世贞为代表的七子派为宗，其意即在维护本地业已形成的地域文学传统。可以说，不同社群选择本地乡贤文人为宗，完全是社群文人群体地域观念与利益的表现，这也导致此期在文学社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学流派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3．社群的文学活动因素社群文人群体所编选的社稿多为八股文集，此类社稿虽然对直接形成某一地域文学流派并无多大意义，但却可以联络很大一批文人士子，从而奠定了地域文学流派形成的流派成员基础。他们所编选的诗文作品，对形成某一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学流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此类社稿编选范围主要以诗文作品为主，这种文学体裁相比八股文更能表现地域社群流派风格。其二，社群文人群体集体编选诗文社稿有助于其形成一致的创作主张，对促进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这可以从社群文人群体编选社稿的某些细节上看出，如几社文人群体编选《皇明诗选》，“一篇之收，互为讽咏，一韵之疑，共相推论。揽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吟诵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研其旨，大较去淫滥而归雅正，以合于古者九德六诗之旨”。

　　可见，几社文人群体编选明诗十分慎重，每收一诗需经过集体讨论，直至取得一致意见。像几社文人群体这样的编选社稿方式，就很容易导致参与编选社稿的社群文人群体在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上获得一致，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某一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其三，此类社稿编选大多是由本地社群领袖出面组织，编选对象主要以本地社群成员作品为主，这就使得在该地社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主要以本社文人群体为核心成员，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如几社社稿《几社壬申合稿》就是在几社领袖陈子龙的组织下，由同郡夏允彝、李雯、周立勋、彭宾、徐孚远、宋存楠、宋存标、顾开雍、朱灏、王元玄等几社文人群体集体编选而成，他们在集体编选创作《合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创作风格，从而形成由以上成员为核心的云间诗派。

　　而清初吴伟业所编选的《太仓十子诗选》亦为“太仓十子社”10位成员作品，这10位社群成员在吴伟业的培养指导下，以太仓十子社为平台相互交流讨论，也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创作风格，从而形成以十子社10位成员为核心的娄东诗派，等等。总之，此期文学流派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实与各地涌现出的文学社群，及社群文人群体广泛的文学运动有很大关系。

　　(二)较为严密的组织性

　　相比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仅因风格相近，却无实际文人群体结合的文学流派而言，此期地域文学流派由于多在文学社群基础上形成，从而具有了较为严密的组织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派别存在方式的实体化即此期文学流派一般由一个或多个文学社群组成，流派盟主主要由社群文人群体推选出来的社群领袖担任，由社群领袖制定共同的文学纲领，作为流派公开发表的文学主张，并且由社群组织力量进行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论争。应该说，此期文学流派的存在主要以文学社群为中介，正由于文学社群的活跃，以及受社群式文人群体运动方式影响，此期地域性文学流派才得以彰显。

　　2．派别文学统系选择的制度化即某一文学流派的文学统系主要以社规社约的形式给予规定，或者由社群盟主倡导，要求社群成员创作严格遵守，并以此作为本地文学流派区别于他地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志。如云间派以前后七子为文学统系，其实就是在几社领袖陈子龙的倡导下，把前后七子确立为本社文学宗旨的;而江西豫章社文派把欧、曾作为本派的文学统系，显然是豫章社领袖艾南英提倡的结果。由此看来，此期地域文学流派在文学统系的选择上主要由社群确立，从而表现出文学流派统系选择的制度化倾向。

　　3．流派成员创作的规范化即此期文学流派多是在社群组织下，规定在某一时地开展文学活动，文学流派成员之间的交往也多以社群为中介，彼此之间开始自觉围绕某社文学主张进行创作，因而，此期文学流派成员的文学创作活动较有规范性。

　　综上所言，我们足以看出，此期文学流派由于存在方式的社群化，从而表现出较为严密的组织性。这种有组织、有纲领，创作方式较为规范的社群文学流派，其形成发展更显自然与自觉。

　　(三)地域文学流派数量的众多性

　　叶君远教授曾言:“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明末清初这样一下子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地域性诗派。”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在五大地域文坛，八大行政区域形成九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域文学流派(见后文列表)。可以说，此期文坛一下子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实与此期兴起的大量的文学社群，及社群文人群体运动有很大关系。

　　首先，此期文学流派的形成主要建立在文学社群基础之上，而社群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这种以社群为形成基础的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数量增加。明清之际文学社群数量达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社群发展史的最高峰，因此，此期由文学社群发展而来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在数量上必然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其次，明清之际轰轰烈烈的社群文人群体运作，对形成此期文坛地域性文学流派林立现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在不同地域兴起的文学社群几乎都要选择本地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作为社群领袖，众多的社群领袖领导社群文人群体从事文学活动，就有可能导致众多的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形成。(二)某一社群文人群体往往在编选社稿、从事社集等文学活动中达到了文学观念与创作风格的一致，为某一文学流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此期文学派别林立纷呈的基础。(三)此期社群联盟体制的形成，促进了不同社群文人群体间的频繁流动，形成了各地社群往来交流的繁荣局面。而社群之间往来交流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社群文人群体文学思想趋向一致，这当然有利于文学流派的形成;但另一种可能是社群文人群体文学思想相异，这也促进了众多文学流派的形成。

　　因为，属于不同社群的文人群体由于受门户观念影响而坚持本地文学创作传统，从而导致众多文社之间的门户论争。可以说，参与文学论争的社群越多，就越容易形成地域文学流派林立的景象。

　　总而言之，正因为明清之际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多以文学社群为中介，并且受社群文人群体运作影响，才得以形成此期地域文学派别林立的特殊文学景象。

　　三、以社群为构建基础的明清地域文学

　　流派格局及派别组合方式流派格局，笔者以表格形式具体论证，列表特别说明三点:

　　(一)表中所列社群为对文学派别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社群。(二)由于复社为当时全国社群联盟，故在其他地域形成文学流派的社群有时会与复社文派重合。可以看出，由文学社群发展为地域性文学流派，其组合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以下几种:

　　1)社群即流派。即地域性文学流派由一个社群直接而来，社群领袖即文学派别盟主，社群成员即该派诗人群体，社群文学宗旨即该派文学主张。在明清之际众多的地域文学流派中，娄东诗派即是直接由“太仓十子社”发展而成，吴江地区的惊隐诗社派亦直接由惊隐诗社发展而来。

　　2)由多个社群组合而成的文学流派。即某一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首先以早期某一社群兴起为基础，又在后来形成的几个文学社群基础上发展而成。条件是，前后社群在社群成员与创作主张上具有继承性;否则，同一地域虽然先后出现几个文学社群，但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也不能发展为地域性文学流派。此类文学流派主要有豫章文派、雪苑社文派、虞山诗派、岭南诗派、西泠派等。这种由多个社群形成的文学派别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3)主要由社群联盟发展而来的地域文学流派。这一地域文学流派主要指由复社联盟发展而成的复社文派。明末太仓复社合并了来自各地的文学社群，组成一个新的社群联盟。其中，社群联盟领袖张溥成为该派盟主，该派文人群体主要来自不同的社群组织。此种类型的地域文学流派与社群的关系是一种既兼容又区别的关系，也就是说，该派文人群体主要来自社群，但社群成员则不一定都能成为流派成员;甚至形成该派的某一社群因在当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从而又在当地形成一个地域性文学流派。如统属复社的松江几社既属复社文派统系，但又形成云间一派，中州雪苑社文派亦同此，从而形成明清之际社中有社、派中有派的文学奇观。

　　总之，明清之际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形成不仅受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及地域传统的影响，而且还受此期大量兴起的文学社群的影响。我们考察此期文学流派就不能忽略对此期兴起的文学社群的考察。正因为明末清初众多文学社群的兴起，以及社群文人群体多种形式的文学运动，才使得此期文坛呈现出地域文学流派林立纷呈、多种文学思潮纷争互存的文学景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明清之际为明清两代文学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