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叶文学中儒家思想传承和道释两家思想的发展

　　东汉晚叶文学，除《古诗十九首》与乐府外，多年来一直没有被研究者足够重视，而东汉晚叶文学其实是汉魏文学转变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东汉晚叶，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控制减弱，文学从“言志”逐渐走向“缘情”，文人五言抒情诗和抒情小赋分别代替四言政治诗和汉大赋大量出现并成为文学主流，纯文学走向独立，同时，产生了蔡邕那样博学多才、作品丰厚的领袖型作家和他领导下的一大群文人作家，也产生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古诗十九首》等一系列优秀的诗文作品，而且还孕育出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
　　对东汉晚叶文学作为汉魏文学转变过程中的核心环节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首先需要阐释这一时段的社会思想环境，笔者希冀从儒学的新变、儒道融合道家思想的盛行以及释家思想的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入手，探究东汉晚叶社会思想环境的变化与文学转型的关系，尝试揭示东汉晚叶文学在汉魏文学转型中的核心作用。

　　一 、儒学新变

　　汉朝前期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的国策。到了汉武帝，在思想上、文化上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大用儒生，举孝廉，置博士，在长安创立专门的儒学教育———太学，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后经元帝、成帝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儒家思想体系的确立，建立起汉代经学政治体系。虽然在西汉末年因王莽改制而略受影响，但东汉时期又得到空前的发展。
　　东汉初叶，自光武帝始，复兴儒学。汉明帝则躬身亲为，《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 “乡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在汉章帝时，更是召集儒家学士考订经籍，“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后汉书·儒林列传》) 。正是因为如此，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东汉的儒学从复兴走向鼎盛。东汉中期到晚期，研究经学，蔚成风气，统治者推崇，社会风气流行，文人学士积极投入，一时间人才辈出，涌现了诸如郑众、马融、荀爽、卢植、蔡邕、郑玄等一大批经学大师，《后汉书》中专门设立“儒林列传”，记载了数十位儒学大师。
　　同时，太学和私学也得到蓬勃发展，太学生在馆人数极盛时期竟达数万人。众多儒者设学堂传道授业，弟子多者常逾千人。统治者也很重视和推崇儒学，汉灵帝更是召集诸儒正定六经文字，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前，观者如云，蔚为大观。
　　到了东汉晚期，世风趋尚浮华，儒学的繁荣开始走下坡路，衰像渐露，出现整体式微之势。“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后汉书·儒林列传》) 。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交替专权，朝纲凋敝，朝政腐败，王权统治大厦将倾，儒学逐渐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支持，儒学士子随之产生了信仰的失落，依附于大一统政权基础上的儒家思想也随之出现了动摇。加之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两次“党锢之祸”，儒学士子的境遇陡生巨变，在时政动荡之中逐渐失去了皇权的庇佑，或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杀、被禁，或者为求自保被迫流落隐逸于民间，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躲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疏离皇权。在儒学内部，东汉经学的谶纬化与繁琐化也使得汉代经学导向狭隘而作茧自缚，导致其自身从鼎盛走向衰落。风云突变的社会局面和自身内部的学术发展，促使儒学必须在突围中寻求新意和变革。
　　东汉晚叶儒学新变之一是古文经学广泛流传并盖过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重视历史，对经学的阐释倾向传统，在经学家身上还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合流现象，从而出现了大量通儒，而大部分通儒同时又是引领一时的文学家。儒学内部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术系统，着名经学家皮锡瑞认为: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 ……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子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今、古文经学在汉武帝大兴经学以来一直存在论争，古文经学在东汉时期势力逐渐强盛，建武初年，今、古文经学又展开论争，古文经学学派获胜，《左传》得以暂立学官，古文经师李封立为博士，古文经学得以广泛传播。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今古文经学又发生大论争，古文经学学者得到提拔。东汉晚叶，以何休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展开论争，古文经学取得彻底胜利。“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后汉书·郑玄列传》) 。古文经学家异军突起，贯通古今，兼容并蓄，摒弃腐儒拘泥守旧之成见，采纳和融汇百家之言，造就了一大批“通儒”和博学多才之士。《后汉书》中多有评介: 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 《后汉书·卢植列传》) ，经学 = 。者》。延笃“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着文章，有名京师”( 《后汉书·延笃列传》) ，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 《后汉书·荀淑列传》) ，蔡邕“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后汉书·蔡邕列传》) ，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 《后汉书·马融列传》) ，孔融“性好学，博涉多该览”( 《后汉书·孔融列传》) 等等。
　　东汉晚叶的儒学文士，革新除陈，不守章句少拘泥，追求博通尚兼容，多具兼容并蓄、博学多才的大家风范。
　　东汉晚叶儒学新变之二是汉代经学出现先秦原始经学回归趋向。汉代儒学自董仲舒阴阳五行改造、兴天人感应论以来，东汉又大兴谶纬神学。
　　中元元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谶纬神学系统化为《白虎通义》一书，儒学神学系统化。
　　汉儒解经，亦成章句繁琐之学。班固对此已有评论: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汉书·艺文志》) 。已经神学化和经学章句化的儒学，使人依附于神、拘泥于经，失丧了个体独立的生命价值，已经不再是先秦原始儒学，逐步走向了一个死胡同。与此同时，社会困境中的儒学文士，经历了外戚宦官斗争的社会动荡，开始在追求自身生命价值的定位中逐渐觉醒。东汉晚期，开始觉醒的儒学士子开始解放思想，重新解读先秦儒家经典，尤其是古文经学注重历史和传统，对经的阐释注重还原先秦儒家的原始含义，呈现出回归先秦儒学的趋向。东汉熹平四年，为了挽回“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缪，俗儒穿凿，疑误后学”( 《后汉书·蔡邕列传》) 的影响，正本清源，蔡邕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刻于太学门外，供人们学习，“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后汉书·蔡邕列传》) ，领一时之风气。
　　东汉晚叶儒学新变之三是东汉晚叶经学家博通诸经，打破“述而不作”的解注传统，注前人之学，发今人之思，着述立言而且融会贯通、文采兼备。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后汉的经学大家的着述，如贾逵、马融、郑玄等人，着述达百万余字，周防、景鸾、赵晔、程曾、何休、许慎等人，也都编着达数十万字。马融、郑玄、何休、许慎等人，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经典的系统地解读，成为集汉代经学之大成者。特别是郑玄，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遍注儒家经典，堪称是独冠古今的一代经师。这些经学大师多为东汉晚叶人，相比这些经学大师的撰述之风和文采兼备，皮锡瑞认为: “……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
　　东汉晚叶儒学新变之四是东汉晚叶儒家士子思想观念渐变。其最大的变化是老庄思想的流行，玄思渐起，儒家文士援道入儒，形成儒道互补的局面。

　　二、老庄思想流行与儒道互补

　　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道家思想，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汉初期，思想界风行黄老之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更是被统治者尊崇为治国之术，出现“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学沦为非主流思想，逐渐走向式微。两汉之际，王莽篡位，“士子蕴藉义愤甚矣。是时列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后汉书·逸民列传》) 。时局动荡，政治矛盾突出，士子们脱离庙堂高阁，退居江湖山野，一时间，隐逸之风盛行，士子们逐渐转回到老庄思想中去寻求精神家园，与之相随的是老庄思想渐兴。到了东汉晚叶，外戚宦官争权，朝政腐败，社会矛盾突出，疏离于皇权之外漂泊蹉跎、游宦无门的儒学士子，义愤无以解脱，情绪无处宣泄，特别是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儒家士子政治上渺茫徘徊，老庄思想成为文人士子精神解放的一个出口，更加流行，深入人心。
　　党人领袖之一郭泰《答有劝仕进者》云: “方今运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乘奔波矣? 未若崖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郭泰博学聪颖，洞察世事。他深感东汉政权摇摇欲坠，宦官政治日趋黑暗，王朝大厦将倾，这种大局难以扭转。所以，性甘恬退，淡于仕途，视利禄如浮云。既无进仕之力，于是就退避江湖，以老庄人生观为精神追求，“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后汉书·逸民列传》说: “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这样一批在严峻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不能通达的儒学士子，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以老庄为精神支柱，远离政治，疏离皇权，离开殿堂，逸入江湖山野，寄情山林田园，宣称“性分所至”，足见在经历了世事变迁、风云变幻的洗礼，儒家士子们对老庄思想的亲近与接受已经从外在地、被动地上升为内在地、主动地选择和追求。刘佑归田，杜门绝迹，延笃贻书: “君子怀蘧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昭与”( 《后汉书·党锢列传》) 。老庄思想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派，虽然由于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使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波折起伏，但在东汉晚叶，成为儒家士子的精神支柱而备受追捧，得以发扬光大，广泛流行，也是历史的必然。
　　东汉晚期的文士大都经学通透，既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基础，又多接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既关心国家大事，追求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又羡慕田园生活，希冀超尘脱俗归隐的优哉游哉，人生的追求和情感的寄托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游走。于是，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结中，人生的理想和现实的社会逐步调和，逐渐形成儒道互补的思想体系。
　　蔡邕就是一个儒道融合的典型代表。蔡邕精通经学，熟悉汉代史事，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等，一代博学多才之士。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当有致仕经世之意。然而在那个时代，实现理想和保全自身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他第一次被征召之际，正是宦官专权之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经过再三权衡，审时度势，他不得不在赴召途中选择了称病而返，归家闲居，不交当世，属意归隐，并且作《释诲》来表陈自己的心迹，文中借胡老之言，表明自己在世风之下的世俗社会中的无有奈何，萌生隐居避世归隐之志。后来形势好转，建宁三年，蔡邕第二次出仕，“辟司徒桥玄府，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 《后汉书·蔡邕列传》) ，有所作为，以经籍多有谬误，于是与众儒为之订正并亲自书丹于石，镌刻成碑，立在太学门外，供人学习。而且蔡邕还上书参政议政，颇有儒家匡扶之志。灵帝后期，蔡邕得罪宦官，不容于内宠，被流放朔方，第二年获赦免，害怕宦官迫害又亡命江海，流亡吴地十数年，归隐之志更强。后来又被董卓强征出仕，颇受重用，“厚相遇待”，“三日之内，周历三台”( 《后汉书·蔡邕列传》) 。董卓被诛后，蔡邕为王允所捕，死于狱中。观蔡邕一生，波澜起伏，几仕几隐，时有归隐之志，未脱出仕之心，儒道融合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对他的思想和人生经历影响甚大。

　　三、佛家思想的传播

　　作为最早的世界性宗教，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汉地。1998 年 3 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 “公元前 2 年‘伊存授经’作为佛法初传标志”。到了东汉晚叶，佛教虽然已经开始在汉地流行，开始兴建寺庙，造佛像，翻译佛经开始流传，佛教信仰开始兴起，但是佛教思想在当时还是裹挟于道术之中，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当时佛教被认为是一种神仙方术，汉桓帝就将佛陀与黄帝、老子同祀，把沙门视同方士。汤用彤先生认为: “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王充所谓不着篇藉，世间淫祀，非鬼之祭，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为方术，则佛教与方士最初当常并行也”。
　　汤用彤先生还说: “佛教最初为道术之附庸，读桓帝延熹九年( 公元 166 年) 襄楷所上之书益得明证。其疏中曰: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与道家思想具有相合之处的佛教依附于道术而行于世，“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可见而且彤的佛经的家文士阵营，文士接受老庄生命观念，追求自然生命，涤东汉人把初入汉地的佛教思想视为与黄老为一家。在东汉时期，儒士也多习道术，因此，也可能接触与之“当常并行”的佛教。后来，安清、支谶等人相继来到汉地，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促成佛教的广泛传播，到了东汉末年，笮融花巨资在下邳修造浮屠寺，以铺排奢华、场面宏广、气势雄伟的浴佛活动宣扬佛教，弁子作《理惑论》为佛教正名，为佛教洗却神仙方术之名，求佛教自立。由此可见，到东汉末年，佛教思想在中国流传已广，并且逐渐受到统治阶级的推捧，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揣测: 身处这个时代的儒士文人既然接受或追捧黄老之学，研习道家方术，也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然而，影响文士及文学创作的明确资料尚不显见，所以，在此只能作简要地推测和叙述，不做赘述。

　　四、小结

　　东汉晚叶儒学式微产生的新变对文人作家影响甚深，古文经学的流行让作家发掘先秦原始儒学含义，继承《诗经》记录风谣以观民情的传统的原始之义，逐渐发现了其中对个体生命及其情感的描写。古文经学家们的博通今、古文经学与诸子百家学说，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作品中开始用典并形成潮流。同时，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儒学文士的儒道融会贯通，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对文人学士影响更是深广，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儒学文士对生命的极端关注。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文人学士人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以及个体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每每以时节变化，四时流转，感喟彷徨失意和人生无常，慨叹生命之短暂和功业之无成，往往于声言把握短暂人生以及时行乐之中，表现出一种摆脱旧的理性规范的生命冲动，追求自然，顺应人性，表达出强烈的现实生命意识。蔡邕等文人作家们也在赋作中言志抒情，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自我生命的个体意识。东汉晚叶外戚宦官专权，社会动荡，加之党锢之祸等灾祸横生，进一步分化了儒家文士阵营，文人学士接受追捧老庄哲学思想，追求自然生命与张扬个体观念，其作品中抒发的个体情感与生活态度情趣，孕育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东汉晚叶的儒学新变在影响文学创作的同时，东汉晚叶的文学创作也在逐步瓦解汉代经学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消解儒家政教礼仪制度，正如蓝旭所言: “抒情主题的开拓、咏物题材抒情性的增强，是抒情化发展的直观体现; 具体而言，慷慨激昂的现实批判取代讽谏、避祸自适题旨代替高节清操的立意以及真挚大胆的世俗情感的表现，使情感的抒发超越了礼仪教化的藩篱。”
　　所有的这些因素建构了东汉晚叶文学发展的特殊的思想环境，结合文学发展自身求变的内外动力，造就了东汉晚叶文学在汉魏文学嬗变中的核心作用，孕育了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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