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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论文”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4-08-20 共7336字
论文摘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交代了撰写《文心雕龙》的缘起。他说自己本有志于注经,因为在他看来,注经是“敷赞圣旨”即阐发圣人之道的最佳方式。但是当他发现马融、郑玄等人的注经工作已做得非常好,即使自己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未必能成一家之言时,自觉改变了工作方向,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

  既然刘勰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那么就必须证明“文”与“经”之间的紧密关系,证明“论文”是“敷赞圣旨”的可替代性方案。刘勰正是这样做的。首先,刘勰认为文章对于经非常重要。他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①意思是说,文章是经发挥社会功用的重要方式。刘勰的这一论证拉近了文章与经之间的距离,既提高了文章的地位,也为自己即将从事的“论文”工作张目。其次,刘勰发现当时的文章存在“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肤诡,饰羽尚画,文绣釽釾,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弊病,决定用经书的“贵体要”、“恶异端”来矫正和指导当时的文学创作。最后,按照刘勰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如果前人的“论文”之作已经非常周到,就没有他“论文”的余地,就像郑玄、马融的注经工作没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一样。然而,经过考察,刘勰发现,当时的“论文”着作虽然很多,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但都存在问题。“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虑后生之虑。”由此可见,正是前人“论文”之作的未周为刘勰“论文”提供了广阔的言说空间,他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实现自己对圣人的钦慕。

  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刘勰是在“注经”难行的境遇下转向“论文”的,却没有充分阐释刘勰的这一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一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确立了《文心雕龙》的性质、苦心经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根本着眼点在“文”、尊重文体的自身规范、重视辞采和文学技巧等多个方面。

  一、《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作

  长期以来,学界对《文心雕龙》取得的伟大成就赞不绝口,但是对《文心雕龙》的性质却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一部有关文章学或文章作法论的着作; 有人认为是一部杂文学理论着作; 有人认为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着作; 有人认为是一部写作学经典。

  这些观点都抓住了《文心雕龙》的某个方面,但是不够准确。如前所述,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是借“论文”来“敷赞圣旨”,其中,“敷赞圣旨”是价值诉求,“论文”是途径。因此,《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论述如何创作优秀文学作品的理论着作,只是其论述的对象包括当时所有的文体,属于杂文学观念。《文心雕龙》的各部分都贯彻了这一理念。“文之枢纽”论述创作优秀文学作品应该遵循的总原则。“论文叙笔”结合各体文学的历史演变,总结它们的文体规范,提示如何成功创作各体文学。“剖情析采”探讨文学创作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即刘勰所说的“毛目”,通过对“毛目”的论述提示如何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相对而言,前两者比较宏观,属于上篇中的“纲领”; 后者比较具体,属于下篇中的“毛目”。一些学者将《文心雕龙》的结构概括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等几个部分,这种看法其实是今人文学观念的投射,与《文心雕龙》的宗旨不相吻合。试想,如果将“剖情析采”的“毛目”概括为“创作论”、“批评论”,不就把“毛目”变成了“纲领”?

  对于《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善于持论的特点,今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按照许多学者的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难以提供刘勰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资源。于是他们另觅它途,而刘勰曾在定林寺依僧居处十余年且博通佛教经论的事实,令他们推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善于持论的特点主要受了佛教的影响。

  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善于持论的特点主要受了中国传统“论”体文学的影响,而不是佛教的经论。这是有迹可循的,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由于学界一直把《论说》篇视为“文体论”之一,而论、说这两种文体在纯文学视野中毫无别致,所以《论说》篇与《文心雕龙》的深层关系至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论说》对“论”体文学的论述贯彻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在“原始以表末”部分,刘勰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

  论者,伦也; 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详观论体,调流多品: 陈政,则与议说合契; 释经,则与传注参体; 辨史,则与赞评齐行; 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 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刘勰认为论的原始意义是阐述圣人经典所传达的道理,使文武之道不歪曲、不坠落。刘勰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是将论的功能限制在对经典的阐释上,与他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第二,刘勰对“论”体文在“陈政”、“释经”、“辨史”、“铨文”等方面的功能衍变的论述,提醒我们《文心雕龙》的《诸子》、《明诗》、《史传》、《铨赋》、《议对》、《颂赞》、《时序》等都是议论文学的。第三,这里对“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的概括与《序志》篇“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契合。毫无疑问,《文心雕龙》是“弥纶群言”,而非“铨序一文”,其“研精一理”即探讨“为文之用心”。这里提到的“铨文,则与叙引共纪”中的“叙”与“论文叙笔”中的“叙”同义,也是“论”的意思,“论文叙笔”就是议论包括文与笔在内的所有文体,然而注释《文心雕龙》的专家却无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敷理以举统”部分,刘勰概括“论”的文体规范是:“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 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 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 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文心雕龙》在撰写的过程中也严格贯彻了“论”体文“辨正然否”、“义贵圆通”、“心与理合”、“辞共心密”的文体要求,这是《文心雕龙》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选文以定篇”部分,刘勰主要是结合中国固有的“论”体文传统来论述的,而不是佛教的经论。刘勰认为庄子的《齐物论》最早以论为篇名;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明白昭列“六论”; 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儒生论五经异同,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博士和儒生讲论五经,阐发圣人的语言,贯通五经的道理,是“论”家的正体。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将论》,论述的时候情态显豁,善于应用史笔。曹魏建立霸业时兼采名家、法家的方术,所以当时的傅嘏、王粲都“校练名理”。正始期间,致力于文治,何晏等始盛玄论。此时老庄获得了主导地位,与孔子争途并进。当时着名的“论”有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这些“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是论中的精品。李康的《运命论》与王充的《论衡》相似,而成就过之; 陆机的《辨亡论》学习贾谊的《过秦论》而不及,但也非常优秀。宋岱的《周易论》、郭象的《庄子注》致力于思考宇宙之奥秘; 裴釿、王衍辩论于有无之域,独步当世,流声后代。但是他们的“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滞有者,全系于形用; 贵无者,专守于寂寥; 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至于像张衡的《讥世》,颇似俳优之辞; 孔融的《孝廉》,主要是嘲笑戏谑; 曹植的《辨道》就像抄书一般。这些“论”体文议论不能持正,完全背离了“论”的精神。如果真如研究者们强调的那样,《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和善于持论的特点主要受了佛教经论的影响,那刘勰为什么不加以论述呢? 刘勰对“论”体文历史演变的论述截止于南朝,其时佛教经论的翻译和接受已非常普遍,刘勰在定林寺整理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他对佛教经论的熟悉不言而喻,为什么略而不叙呢? 难道是刘勰有意在遮掩佛教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从《序志》篇刘勰对君子不朽的执着追求和《文心雕龙》的整体思想来看,刘勰绝不是掠人之美而不言的虚妄之人。况且,刘勰曾明确交代自己是根据《易经》的“大衍之数”来安排《文心雕龙》的篇目的,而不是佛教的经论。其《序志》篇云: “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因此,问题不在刘勰身上,而是研究者们的推论不符合刘勰的思想逻辑。虽然过去曾有学者怀疑《文心雕龙》善于持论主要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所以多模糊推测之辞。

  笔者指出《论说》篇与《文心雕龙》的深层关系应该有助于证实《文心雕龙》主要是受了中国“论”体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不是佛教的经论。《文心雕龙》很好地贯彻了传统“论”体文的文体要求,它与传统“论”体文的主要差别在于所论对象不同,传统“论”体文多论述政治、经传、道、才性等具体问题,刘勰的论述对象却是文,这是刘勰受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论文”着作启发、刺激所致。

  二、苦心经营《文心雕龙》

  由于刘勰把“论文”视为“敷赞圣旨”、寄托不朽的重要方式,所以他呕心沥血、充满激情地建构 《文心雕龙》。这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士人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得君行道,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强烈的政治抱负往往导致士人对文学价值的漠视。宋代理学家程颐曾对当时的学者做过区分:“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

  将文学创作和注经排除出儒者之列,并且还说“作文害道”。刘勰没有理学家唯我独尊的陋习,他对实现圣人之道的各种方式都非常尊重。他不仅重视立德、立功,而且对立言的不同方式如儒者注释经传、文士创作文学、史家撰写史书、诸子着书立说等都非常重视,认为它们殊途同归,都是发扬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这是《文心雕龙》将《诸子》、《史传》、《谐隐》、《章表》等纳入论述范围的主要原因。《文心雕龙》的成功与这种价值观密不可分,后世比刘勰有才华者大有人在,却很少有人去建构体大思精的“论文”之作。这主要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愿或不屑,这是《文心雕龙》成为绝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勰苦心经营《文心雕龙》主要体现在对结构的合理安排和问题的明晰论证上。相对于西方文论善于建构宏大体系而言,中国古代文论多只言片语。按照西方文论的着述体例,中国古代文论称得上体系宏大者寥寥无几,《文心雕龙》算是其中的翘楚。《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是建立在刘勰对前人“论文”之作的合理批判基础之上的。前人的“论文”之作毫无疑问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影响焦虑”,《文心雕龙》理应在结构的安排上和对问题的论述上超越前人。实践证明,《文心雕龙》成功吸收了前人“论文”之作的优点,克服了前人“论文”之作的缺点。《文心雕龙》各部分基本都贯彻了“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叙述原则,论述相关文学问题的时候做到了在博观圆照的基础上精当立论。刘勰的终极旨趣是详论文学创作可能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使士人能够顺利驰骋文坛、享誉翰林。刘勰对此是完全自觉的。《序志》篇云:“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文心雕龙》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刘勰不仅批判了前人的“论文”之作,而且对批评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集中体现在《知音》篇。在文章开头,刘勰结合文学史实指出,“知音难逢”的三个主要原因是论者容易 “贱同思古”、“文人相轻”、“信伪迷真”。接着刘勰分析了造成“音实难知”的主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文情难鉴”,主观原因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倡导在博观、平理若衡的基础上,通过“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来披阅文情。最后,刘勰提出“见异唯知音耳”的着名判断,强调批评要能够欣赏不同于自己审美趣味的文学类型。刘勰这里所批评的“知音”难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经常犯的“错误”,但是通过反思,刘勰克服了这些批评“陷阱”。刘勰对批评方法的深刻反思,使其批评所凭借的武器非常锐利,这是《文心雕龙》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文心雕龙》的许多论述精准肯綮的根本保证。

  三、以文学为本位,尊重文学的自身特征
  
  刘勰批评前人“论文”之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就是没有阐述圣人经典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于是《文心雕龙》特设“文之枢纽”,论述圣人经典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强调“原道”、“征圣”、“宗经”容易犯的一个弊病是用原始的经典规训后世的文学,结果导致复古有余而新变不足。由于刘勰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在“论文”,而不是在论道经邦,所以《文心雕龙》在论述相关问题的时候始终坚持文学本位,尊重文学自身的特征。

  第一,“文之枢纽”的着眼点都在“文”。“文之枢纽”究竟何意,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文之枢纽”不是谈论道是什么,圣人是什么,经是什么,而是通过论述“道与文、圣与文、经与文、纬与文、骚与文”的关系,探讨如何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原道》前半部分论述文的重要性,认为文是明道的载体; 后半部分强调圣文是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产物,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刘勰通过文原于道既强调了文的重要性,也规定了文的特定内容。《征圣》篇论述圣人非常重视文学,圣文的标准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与”衔华而佩实”,圣人针对不同的文体采取不同的叙述策略,“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应该学习圣人创造文学的技能。《宗经》讲五经中蕴藏着能够滋润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向它学习能够取得六个方面的好处,“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正纬》辨明纬书在很多方面违背了经,对其应该采取“芟夷谲诡,采其雕尉”的态度,也就是扬弃其中的糟粕,拾取其中有益文章的故事和文辞。《辨骚》讨论骚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经,哪些方面背离了经,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暗示了如何宗经等问题。五篇的着眼点都在文,根本不是一些论者所谓的“翼圣宗经”、“装点门面”、拉大旗作虎皮等等。

  ③第二,尊重文体的自身规范。文学创作提倡“宗经”容易产生的另一个流弊是忽视文体自身的要求而唯经是从,因为后世文体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大大发展变化了,完全不同于原初的经。如果论者缺乏足够的“通变”意识,很可能以古绳今,导致对后世文体的鄙弃和拒斥,如宋明理学家对词曲、小说的鄙弃和拒斥。刘勰跨越了这一障碍,有明确的文体意识。《文心雕龙》泛论八十多种文体,大都切中肯綮。虽然《宗经》说五经是后世各体文学的源头,但在论述每种文体时并不以经为圭臬绳墨后世各种文体,而是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基础上,论述每种文体的自身规范。文体规范在刘勰那里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的、流动的,是在成功的作品中概括出来的。而且,“体”主要指“大体”,每种文体最基本的规范,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大可变化无穷。《通变》篇说:“文论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风骨》篇也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 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在这一点上,刘勰也不同于理学家。理学家往往以自己对文之一体的认识绳墨各种文体,以自己对圣人之道的体悟尚同天下之道,从而导致对文体自身特征的忽视,对道之丰富性的遮蔽,结果使诗文词曲在理学家那里只能异化为“押韵之语录”和道德讲章。

  第三,重视辞采和文学技巧。刘勰对辞采的重视贯穿在《文心雕龙》的各个部分,如《原道》、《情采》、《夸饰》、《丽辞》、《声律》等等。刘勰虽然不满魏晋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但是他并不因噎废食,彻底否定文采,而是要文采与情志相得益彰。这是非常通达的态度。《文心雕龙》毫无顾忌地选择骈文来表达,是刘勰重视文采的最好说明,也是刘勰与唐宋古文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唐宋古文家有激于六朝骈俪文风的泛滥成灾,多对骈文嗤之以鼻,代之以散文,结果导致部分散文创作文采的衰弱,开启后世骈散文之争。其实,正如欧阳修所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

  《文心雕龙》用骈文创作,但并不逊色。《文心雕龙·总术》篇虽然提到了当时的文笔之辨,但是刘勰的态度是“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毫无骈文散文孰优孰劣的成见。传统儒者论述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常重视作者的道德修养,而忽视对文学技巧的探究。刘勰也非常重视作者情志对于文学创作的基础意义,但是他同样重视写作技巧的价值,这集中体现在《熔裁》、《练字》、《养气》、《附会》、《总术》等对文术的讨论中。

  当然,刘勰自觉“论文”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本文只是撮其要者予以论述。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勰之所以能够自觉“论文”与以下几个因素密不可分。第一,时代的重文风气。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重文的时代风气不能仅仅归结于文学的自觉,而是与文学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扮演追求人生的不朽、表达士人的志向、表征士人的才华、象征士人的贵族身份、传达君主对士人的优容等多种功能有关。重文的时代风气为刘勰精心结构《文心雕龙》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动力来源。第二,前人的“论文”传统。刘勰虽然对前人的“论文”之作不满,但他并不彻底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实现质的超越。第三,与刘勰“穷”的处境有关。刘勰出处的原则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程器》)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处于“穷”的境况,“穷”的处境有利于他专心致志地创作《文心雕龙》,《序志》篇的“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正是这一意思。第四,通达颖悟的文学修养。刘勰虽曾有“注经”的冲动,但是他对经的理解经常遭到后世儒者的怀疑。相反,《文心雕龙》对相关文学问题的论述表明,刘勰对文学作品具有非常敏锐的感悟力和知解力,他熟悉五经之后齐朝之前的几乎所有作品,洞察每个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和兴衰成败,掌握每个作家的个性特征和才学气质,懂得每种文体的历史演变和文体规范等等。刘勰俨然是论述文章的圣人,《文心雕龙》完美地实现了他“敷赞圣旨”的价值诉求。
  
  [ 参考文献 ]

  [ 1 ] 张少康,汪春泓. 文心雕龙研究史 [ M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 ] 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 ]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3 ] ( 宋 ) 程颢,程颐. 二程集 [ M ] .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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