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论文”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古代文学论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交代了撰写《文心雕龙》的缘起。他说自己本有志于注经，因为在他看来，注经是“敷赞圣旨”即阐发圣人之道的最佳方式。但是当他发现马融、郑玄等人的注经工作已做得非常好，即使自己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未必能成一家之言时，自觉改变了工作方向，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

　　既然刘勰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那么就必须证明“文”与“经”之间的紧密关系，证明“论文”是“敷赞圣旨”的可替代性方案。刘勰正是这样做的。首先，刘勰认为文章对于经非常重要。他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①意思是说，文章是经发挥社会功用的重要方式。刘勰的这一论证拉近了文章与经之间的距离，既提高了文章的地位，也为自己即将从事的“论文”工作张目。其次，刘勰发现当时的文章存在“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肤诡，饰羽尚画，文绣釽釾，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弊病，决定用经书的“贵体要”、“恶异端”来矫正和指导当时的文学创作。最后，按照刘勰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如果前人的“论文”之作已经非常周到，就没有他“论文”的余地，就像郑玄、马融的注经工作没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一样。然而，经过考察，刘勰发现，当时的“论文”着作虽然很多，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但都存在问题。“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虑后生之虑。”由此可见，正是前人“论文”之作的未周为刘勰“论文”提供了广阔的言说空间，他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实现自己对圣人的钦慕。

　　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刘勰是在“注经”难行的境遇下转向“论文”的，却没有充分阐释刘勰的这一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一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确立了《文心雕龙》的性质、苦心经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根本着眼点在“文”、尊重文体的自身规范、重视辞采和文学技巧等多个方面。

　　一、《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作

　　长期以来，学界对《文心雕龙》取得的伟大成就赞不绝口，但是对《文心雕龙》的性质却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一部有关文章学或文章作法论的着作; 有人认为是一部杂文学理论着作; 有人认为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着作; 有人认为是一部写作学经典。

　　这些观点都抓住了《文心雕龙》的某个方面，但是不够准确。如前所述，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是借“论文”来“敷赞圣旨”，其中，“敷赞圣旨”是价值诉求，“论文”是途径。因此，《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论述如何创作优秀文学作品的理论着作，只是其论述的对象包括当时所有的文体，属于杂文学观念。《文心雕龙》的各部分都贯彻了这一理念。“文之枢纽”论述创作优秀文学作品应该遵循的总原则。“论文叙笔”结合各体文学的历史演变，总结它们的文体规范，提示如何成功创作各体文学。“剖情析采”探讨文学创作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即刘勰所说的“毛目”，通过对“毛目”的论述提示如何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相对而言，前两者比较宏观，属于上篇中的“纲领”; 后者比较具体，属于下篇中的“毛目”。一些学者将《文心雕龙》的结构概括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等几个部分，这种看法其实是今人文学观念的投射，与《文心雕龙》的宗旨不相吻合。试想，如果将“剖情析采”的“毛目”概括为“创作论”、“批评论”，不就把“毛目”变成了“纲领”?

　　对于《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善于持论的特点，今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按照许多学者的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难以提供刘勰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资源。于是他们另觅它途，而刘勰曾在定林寺依僧居处十余年且博通佛教经论的事实，令他们推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善于持论的特点主要受了佛教的影响。

　　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善于持论的特点主要受了中国传统“论”体文学的影响，而不是佛教的经论。这是有迹可循的，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由于学界一直把《论说》篇视为“文体论”之一，而论、说这两种文体在纯文学视野中毫无别致，所以《论说》篇与《文心雕龙》的深层关系至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论说》对“论”体文学的论述贯彻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在“原始以表末”部分，刘勰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

　　论者，伦也; 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详观论体，调流多品: 陈政，则与议说合契; 释经，则与传注参体; 辨史，则与赞评齐行; 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 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刘勰认为论的原始意义是阐述圣人经典所传达的道理，使文武之道不歪曲、不坠落。刘勰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是将论的功能限制在对经典的阐释上，与他希望通过“论文”来“敷赞圣旨”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第二，刘勰对“论”体文在“陈政”、“释经”、“辨史”、“铨文”等方面的功能衍变的论述，提醒我们《文心雕龙》的《诸子》、《明诗》、《史传》、《铨赋》、《议对》、《颂赞》、《时序》等都是议论文学的。第三，这里对“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的概括与《序志》篇“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契合。毫无疑问，《文心雕龙》是“弥纶群言”，而非“铨序一文”，其“研精一理”即探讨“为文之用心”。这里提到的“铨文，则与叙引共纪”中的“叙”与“论文叙笔”中的“叙”同义，也是“论”的意思，“论文叙笔”就是议论包括文与笔在内的所有文体，然而注释《文心雕龙》的专家却无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敷理以举统”部分，刘勰概括“论”的文体规范是:“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 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 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 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文心雕龙》在撰写的过程中也严格贯彻了“论”体文“辨正然否”、“义贵圆通”、“心与理合”、“辞共心密”的文体要求，这是《文心雕龙》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选文以定篇”部分，刘勰主要是结合中国固有的“论”体文传统来论述的，而不是佛教的经论。刘勰认为庄子的《齐物论》最早以论为篇名;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明白昭列“六论”; 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儒生论五经异同，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博士和儒生讲论五经，阐发圣人的语言，贯通五经的道理，是“论”家的正体。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将论》，论述的时候情态显豁，善于应用史笔。曹魏建立霸业时兼采名家、法家的方术，所以当时的傅嘏、王粲都“校练名理”。正始期间，致力于文治，何晏等始盛玄论。此时老庄获得了主导地位，与孔子争途并进。当时着名的“论”有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这些“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是论中的精品。李康的《运命论》与王充的《论衡》相似，而成就过之; 陆机的《辨亡论》学习贾谊的《过秦论》而不及，但也非常优秀。宋岱的《周易论》、郭象的《庄子注》致力于思考宇宙之奥秘; 裴釿、王衍辩论于有无之域，独步当世，流声后代。但是他们的“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滞有者，全系于形用; 贵无者，专守于寂寥; 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至于像张衡的《讥世》，颇似俳优之辞; 孔融的《孝廉》，主要是嘲笑戏谑; 曹植的《辨道》就像抄书一般。这些“论”体文议论不能持正，完全背离了“论”的精神。如果真如研究者们强调的那样，《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和善于持论的特点主要受了佛教经论的影响，那刘勰为什么不加以论述呢? 刘勰对“论”体文历史演变的论述截止于南朝，其时佛教经论的翻译和接受已非常普遍，刘勰在定林寺整理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他对佛教经论的熟悉不言而喻，为什么略而不叙呢? 难道是刘勰有意在遮掩佛教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从《序志》篇刘勰对君子不朽的执着追求和《文心雕龙》的整体思想来看，刘勰绝不是掠人之美而不言的虚妄之人。况且，刘勰曾明确交代自己是根据《易经》的“大衍之数”来安排《文心雕龙》的篇目的，而不是佛教的经论。其《序志》篇云: “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因此，问题不在刘勰身上，而是研究者们的推论不符合刘勰的思想逻辑。虽然过去曾有学者怀疑《文心雕龙》善于持论主要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所以多模糊推测之辞。

　　笔者指出《论说》篇与《文心雕龙》的深层关系应该有助于证实《文心雕龙》主要是受了中国“论”体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不是佛教的经论。《文心雕龙》很好地贯彻了传统“论”体文的文体要求，它与传统“论”体文的主要差别在于所论对象不同，传统“论”体文多论述政治、经传、道、才性等具体问题，刘勰的论述对象却是文，这是刘勰受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论文”着作启发、刺激所致。

　　二、苦心经营《文心雕龙》

　　由于刘勰把“论文”视为“敷赞圣旨”、寄托不朽的重要方式，所以他呕心沥血、充满激情地建构《文心雕龙》。这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士人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得君行道，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强烈的政治抱负往往导致士人对文学价值的漠视。宋代理学家程颐曾对当时的学者做过区分:“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

　　将文学创作和注经排除出儒者之列，并且还说“作文害道”。刘勰没有理学家唯我独尊的陋习，他对实现圣人之道的各种方式都非常尊重。他不仅重视立德、立功，而且对立言的不同方式如儒者注释经传、文士创作文学、史家撰写史书、诸子着书立说等都非常重视，认为它们殊途同归，都是发扬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这是《文心雕龙》将《诸子》、《史传》、《谐隐》、《章表》等纳入论述范围的主要原因。《文心雕龙》的成功与这种价值观密不可分，后世比刘勰有才华者大有人在，却很少有人去建构体大思精的“论文”之作。这主要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愿或不屑，这是《文心雕龙》成为绝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勰苦心经营《文心雕龙》主要体现在对结构的合理安排和问题的明晰论证上。相对于西方文论善于建构宏大体系而言，中国古代文论多只言片语。按照西方文论的着述体例，中国古代文论称得上体系宏大者寥寥无几，《文心雕龙》算是其中的翘楚。《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是建立在刘勰对前人“论文”之作的合理批判基础之上的。前人的“论文”之作毫无疑问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影响焦虑”，《文心雕龙》理应在结构的安排上和对问题的论述上超越前人。实践证明，《文心雕龙》成功吸收了前人“论文”之作的优点，克服了前人“论文”之作的缺点。《文心雕龙》各部分基本都贯彻了“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叙述原则，论述相关文学问题的时候做到了在博观圆照的基础上精当立论。刘勰的终极旨趣是详论文学创作可能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使士人能够顺利驰骋文坛、享誉翰林。刘勰对此是完全自觉的。《序志》篇云:“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文心雕龙》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刘勰不仅批判了前人的“论文”之作，而且对批评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集中体现在《知音》篇。在文章开头，刘勰结合文学史实指出，“知音难逢”的三个主要原因是论者容易 “贱同思古”、“文人相轻”、“信伪迷真”。接着刘勰分析了造成“音实难知”的主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文情难鉴”，主观原因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倡导在博观、平理若衡的基础上，通过“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来披阅文情。最后，刘勰提出“见异唯知音耳”的着名判断，强调批评要能够欣赏不同于自己审美趣味的文学类型。刘勰这里所批评的“知音”难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经常犯的“错误”，但是通过反思，刘勰克服了这些批评“陷阱”。刘勰对批评方法的深刻反思，使其批评所凭借的武器非常锐利，这是《文心雕龙》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文心雕龙》的许多论述精准肯綮的根本保证。

　　三、以文学为本位，尊重文学的自身特征
　　
　　刘勰批评前人“论文”之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就是没有阐述圣人经典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于是《文心雕龙》特设“文之枢纽”，论述圣人经典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强调“原道”、“征圣”、“宗经”容易犯的一个弊病是用原始的经典规训后世的文学，结果导致复古有余而新变不足。由于刘勰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在“论文”，而不是在论道经邦，所以《文心雕龙》在论述相关问题的时候始终坚持文学本位，尊重文学自身的特征。

　　第一，“文之枢纽”的着眼点都在“文”。“文之枢纽”究竟何意，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文之枢纽”不是谈论道是什么，圣人是什么，经是什么，而是通过论述“道与文、圣与文、经与文、纬与文、骚与文”的关系，探讨如何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原道》前半部分论述文的重要性，认为文是明道的载体; 后半部分强调圣文是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产物，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刘勰通过文原于道既强调了文的重要性，也规定了文的特定内容。《征圣》篇论述圣人非常重视文学，圣文的标准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与”衔华而佩实”，圣人针对不同的文体采取不同的叙述策略，“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应该学习圣人创造文学的技能。《宗经》讲五经中蕴藏着能够滋润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向它学习能够取得六个方面的好处，“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正纬》辨明纬书在很多方面违背了经，对其应该采取“芟夷谲诡，采其雕尉”的态度，也就是扬弃其中的糟粕，拾取其中有益文章的故事和文辞。《辨骚》讨论骚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经，哪些方面背离了经，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暗示了如何宗经等问题。五篇的着眼点都在文，根本不是一些论者所谓的“翼圣宗经”、“装点门面”、拉大旗作虎皮等等。

　　③第二，尊重文体的自身规范。文学创作提倡“宗经”容易产生的另一个流弊是忽视文体自身的要求而唯经是从，因为后世文体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大大发展变化了，完全不同于原初的经。如果论者缺乏足够的“通变”意识，很可能以古绳今，导致对后世文体的鄙弃和拒斥，如宋明理学家对词曲、小说的鄙弃和拒斥。刘勰跨越了这一障碍，有明确的文体意识。《文心雕龙》泛论八十多种文体，大都切中肯綮。虽然《宗经》说五经是后世各体文学的源头，但在论述每种文体时并不以经为圭臬绳墨后世各种文体，而是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基础上，论述每种文体的自身规范。文体规范在刘勰那里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的、流动的，是在成功的作品中概括出来的。而且，“体”主要指“大体”，每种文体最基本的规范，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大可变化无穷。《通变》篇说:“文论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风骨》篇也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 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在这一点上，刘勰也不同于理学家。理学家往往以自己对文之一体的认识绳墨各种文体，以自己对圣人之道的体悟尚同天下之道，从而导致对文体自身特征的忽视，对道之丰富性的遮蔽，结果使诗文词曲在理学家那里只能异化为“押韵之语录”和道德讲章。

　　第三，重视辞采和文学技巧。刘勰对辞采的重视贯穿在《文心雕龙》的各个部分，如《原道》、《情采》、《夸饰》、《丽辞》、《声律》等等。刘勰虽然不满魏晋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但是他并不因噎废食，彻底否定文采，而是要文采与情志相得益彰。这是非常通达的态度。《文心雕龙》毫无顾忌地选择骈文来表达，是刘勰重视文采的最好说明，也是刘勰与唐宋古文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唐宋古文家有激于六朝骈俪文风的泛滥成灾，多对骈文嗤之以鼻，代之以散文，结果导致部分散文创作文采的衰弱，开启后世骈散文之争。其实，正如欧阳修所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

　　《文心雕龙》用骈文创作，但并不逊色。《文心雕龙·总术》篇虽然提到了当时的文笔之辨，但是刘勰的态度是“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毫无骈文散文孰优孰劣的成见。传统儒者论述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常重视作者的道德修养，而忽视对文学技巧的探究。刘勰也非常重视作者情志对于文学创作的基础意义，但是他同样重视写作技巧的价值，这集中体现在《熔裁》、《练字》、《养气》、《附会》、《总术》等对文术的讨论中。

　　当然，刘勰自觉“论文”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本文只是撮其要者予以论述。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勰之所以能够自觉“论文”与以下几个因素密不可分。第一，时代的重文风气。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重文的时代风气不能仅仅归结于文学的自觉，而是与文学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扮演追求人生的不朽、表达士人的志向、表征士人的才华、象征士人的贵族身份、传达君主对士人的优容等多种功能有关。重文的时代风气为刘勰精心结构《文心雕龙》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动力来源。第二，前人的“论文”传统。刘勰虽然对前人的“论文”之作不满，但他并不彻底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实现质的超越。第三，与刘勰“穷”的处境有关。刘勰出处的原则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程器》)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处于“穷”的境况，“穷”的处境有利于他专心致志地创作《文心雕龙》，《序志》篇的“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正是这一意思。第四，通达颖悟的文学修养。刘勰虽曾有“注经”的冲动，但是他对经的理解经常遭到后世儒者的怀疑。相反，《文心雕龙》对相关文学问题的论述表明，刘勰对文学作品具有非常敏锐的感悟力和知解力，他熟悉五经之后齐朝之前的几乎所有作品，洞察每个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和兴衰成败，掌握每个作家的个性特征和才学气质，懂得每种文体的历史演变和文体规范等等。刘勰俨然是论述文章的圣人，《文心雕龙》完美地实现了他“敷赞圣旨”的价值诉求。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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