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治宋诗者,必从《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补正》四书下手,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工作。《宋诗纪事》100 卷,入选诗人 3812 人,作品 8061首,征引资料 1205 种。是一部裒集宋代诗歌规模最为宏大的著作。钱钟书先生赞之为“渊博伟大的著作”。凡选诗略具出处大概,又缀以评论;而诗之本事咸著于编;具于每个诗人之后大多附有简略小传。
然钱先生认为,其“采摭虽广”,而“讹脱亦多”。(《宋诗纪事补正·题辞》)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100 卷,于厉书未收者,“采辑群书,旁搜博证,不厌其详”。(《补遗·凡例》)于樊榭所遗,增多 3000 余家,得诗 3000 余首,并订正了厉氏小传中的许多错误。然亦是“错误百出”(《宋诗选注·序》),“买菜求益,更不精审”。(《补正·题辞》)孔凡礼先生《宋诗纪事续补》30 多卷,又以“网罗遗佚为主”(《续补·简例》),又辑得厉、陆二氏未收诗人 1826 人。而《续补拾遗》10 卷又辑得宋诗作者约600 人。然仍有或阙者。
钱钟书先生以新中国成立前王云五主编之万有文库厉辑《纪事》14 册为底本,“利用他四十多年(引者按,即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后期)业余小憩的时间,断断续续做成(按指《宋诗纪事补正》)”。(杨绛《补正·序》)《宋诗纪事补正》100 卷,“披寻所及,随笔是正”(钱《题辞》)补人、补事、补诗,对厉书“错谬讹漏”进行纠正,“对原书所采评论和本事进行补充和匡正”(《补正·凡例》),则更是一部伟大的研究宋诗的著作。然亦不无所漏。
而所有四书这些缺憾,在由宋末入元的遗民诗人张之翰的《西岩集》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让研究宋诗者眼前一亮!
张之翰(1243—1296),字周卿,晚号西岩老人,邯郸(今属河北省)人。是由宋入元的遗民,《元史》无传。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仕至翰林侍讲学士知松江府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集部别集类二〇著录张之翰《西岩集》二十卷(按,南宋翁卷亦有《西岩集》,非一书),今有影印文渊阁本传世。并言张氏“生平著述甚富”。评其诗“清新宕逸,有苏轼、黄庭坚之遗(风)”。可惜《纪事》、《补遗》、《续补》、《补正》,至或《全宋诗》均未收录。
今就《西岩集》补《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补正》以至《全宋诗》72册所漏收宋诗人 11 位的诗事、诗评等,分列于下,并略作说明,以见其补阙的资料价值和诗论意义。
一、王无咎
一、王无咎,字安卿,世为磁(按,磁之辖境相当于现河北省邯郸、武安等地)之武安人。驰声场屋,两至御帘。当金季,公(按指安卿)主魏县簿。自号青峰,亦号三休。青峰,武安山名,示不忘本。生大定(按,金世宗完颜雍年号,相当于南宋孝宗时期)二十九年乙酉(公元 1189 年,即北宋光宗绍熙元年),卒春秋六十有六。(《西岩集》卷一九《故昭义军节度副使王公碑铭》)余按,除此之外,更为珍贵的是,《西岩集》对王氏诗歌创作的人文环境影响,其人品对诗风的影响,以及青峰诗的风格特点,进行了理论上的全面概括。
说他“居无事,喜作诗。生平得古律若干,目曰《青峰诗集》。(其)为人诚厚乐易,犯而不校,有君子之风。”并与“元遗山、李敬斋游(按,遗山诗风及诗论提倡“天然”、“真淳”,可见其《论诗三十首》)”。尤为二公爱敬。(其诗)不道尖巧艰涩语(按,遗山极力反对“斗靡夸多”,艰涩如“西昆”、“江西”等。正与王氏诗风泊合),吟咏性情,自适而已。
余按,陆心源《补遗》卷十四亦有王无咎,《全宋诗》亦有王无咎,此二无咎,均字补之,为王安石时人。于此王无咎并非一人。
二、彭莱山
《西岩集》卷一八《跋彭莱山〈饥来诗稿〉》首先对集名“饥来”进行考证,引东坡诗“清诗咀嚼那得饱”和“秀句出寒饿”,说明“不饥则不清,不饿则不秀”。以这样的立论,再去具体剖析彭莱山的诗歌创作,说他“走江湖数千里,空囊萧然,无一字堪煮。( 按,指“寒”、“生”)”其苦况是“腹雷鸣而肠火煎,日夕作苦吟声”,从而对莱山诗的风格,得出这样的结论:“果得坡(所谓)之清,出坡(所谓)之秀”。很令人信服。余按,彭莱山,庐陵人,有《饥来诗稿》。《全宋诗》漏收此人。
三、刘近道
《西岩集》卷一八《跋〈草窗诗稿〉》主要着眼在诗人的丰富生活阅历,由各个地域不同的“风”、“气”,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点,使他在南宋诗人群体中,也占有了一定的位置。(余按,可惜这样有影响的诗人,也被《纪事》、《补遗》、《续补》、《补正》,直至《全宋诗》漏收。)论曰:“余读建安刘近道《草窗诗稿》,见其风骨秀整,意韵闲婉,在近世诗人中,侭不失为作家手”。
于其风格形成的原因,论曰:“(君)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华,历汾晋之郊,过梁宋之墟,吸燕赵之气,涵邹鲁之风;然后归而下笔,一扫腐俗(按,南宋中、后期诗坛,由于竟学唤唐,带来此风气),吾不知杨(万里)、陆(游)诸公(按指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南宋“大家”),当避君几舍地。”(按,言其影响,不在“四大家”之下。当然,此评价有过当之嫌。)四、陈平埜(野)。
《西岩集》卷一七《题〈山鸡自爱诗集〉》:先评陈平埜以诗出名:“楚州陈平埜,以诗鸣淮上。”并自提其诗集名《山鸡自爱》。然后论其诗,自有其特点,才使人爱;人爱,当然也必“自爱”。论曰:“山鸡”者,“盖取照影(按,山鸡,俗称锦鸡,全身羽毛红、黄、黑相间,十分漂亮。传说自爱其毛色,常照水而舞,曰“山鸡舞镜”。徐陵《鸳鸯赋》:“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以自况”。
论其诗之特点是“精神雄俊”、“文锦绚烂”。并说:“非精神雄俊,不足以到骨格(骼)开张之时;(而)非文锦绚烂,不足以造皮毛脱落之地。”因此认为“能变化如此,当有千万人之爱,奚自爱而已”。余按,《全宋诗》漏收。《四库全书总目》亦不著录。
五、张葵轩
《西岩集》卷一四《〈葵轩小稿〉序》:“葵轩先生张公,金遗老也。自妙龄,已有声场屋。戊戌,再以词赋魁山东。其篇什文字,尤刻意不废。”以下分别以其人品、诗品论之。其人品:“独恬守一教官,竟得安闲晚境。今寿迄八秩,尚以著述为事。有集若干卷,号《葵轩小稿》”。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品与人品一致:“至于诗之清适,文之典雅,已传布人口。读者所共知”。
六、梁尘外
《西岩集》卷一四《〈山中吟〉序》:“道士梁尘外,(原名)中砥。多作诗,有《山中吟稿》。”先从宏观论述道人诗之讲究:“所贵乎道人诗者,尘俗固不可,专用道家语亦不可。(须)超凡入圣。”然后剖析梁尘外这一个案:“以尘内之吾,观尘外之梁,向上一路,悟到即到。”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并征引其诗加以论证、说明,其诗曰:“罗浮道士谁同流? 草衣木食轻王侯。世间甲子管不得,壶内乾坤别有秋。
数着残棋江月晚,一声长啸海山秋。饮余回首话归路,遥指白云天尽头。”确实不同凡俗,可谓“超凡入圣”。并认为这样的道学者流之诗,方可称为“向上一路”,指明了道家(理学家)诗之正确方向。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也鄙薄那些“以讲章语录为诗”、“以注疏簿录为诗”的道学家诗(第 179页);而肯定那些“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宋诗选注》)的如梁尘外那种形象鲜明、“向上一路”的诗。梁尘外《全宋诗》亦漏收。
七、郑中隐
余按,《文心雕龙·时序》篇专门讲文学(包括文体、风格、内容等)与时代变迁的密切关系。其中经典的话有两段,一段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的“质”、“文”(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两相结合。见《论语·雍也》)变化,是随着“时运”的交移而变化的。一段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突出讲文学形式(“文”)的变化,是被“世情”的变化所影响。
这样一个正确的论述,在《西岩集》卷一四《郑中隐诗集序》中,以郑中隐诗风的变化作个案批评,完全得到了印证。
张之翰说,“中隐郑君,前甲科进士也。”其仕历遂顺的时候,“亦既搴桂(折桂,登科)抱月而归,风搏水击(非常得意),谓凤池(宰相)可立致”;而当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诗人的打击十分巨大,“未几,哭怙恃(按,《诗经·小雅》:“无父何怙(依仗),无母何恃”。后以“怙恃”为父母代称)六霜(六月下霜[雪],灾祸临头),又哭离黍(按,《诗·王风·黍离》,悯周王朝之颠覆。这里借指宋王朝的灭亡),彷徨颠沛,将写其悲惋无憀之鸣”。
认为,郑中隐的诗文,在其遂顺之时,其风格如“冠冕佩玉,榘度(蹈矩)舂容(气势宏大),可以施典册,荐郊庙”;而当国破家亡之时,“乃雅沉颂歇,郁为《匪风》(按,《诗·桧风·匪风》,言诗人离国怀乡,有家而不得归,故不免伤感。)、《下泉》(按,《诗·曹风·下泉》言周王室卑微,曹国在大国侵伐下,处于危境。
诗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之思”。诗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盖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不能挽者,时也。”故“其礼义彜伦(道德伦常),丰镐(西周故都)遗泽,尚隐然于变风中者”。可见“时序”与诗风之密切关系。《全宋诗》惜漏收。
八、顾近仁
《西岩集》卷一四《顾近仁诗集序》,专论顾近仁诗风之特点:“辞语浑雄而发之以华藻,气骨苍劲而节之以声律,全体互宣,参唐历《选》而及于古”。认为其诗风近古,而绝无一般末世诗人之衰惫之气。按,《全宋诗》漏收。
九、马静山
《西岩集》卷一四《马静山诗集序》,则就马静山诗之内容及风格特点,概论如下:“静山马君诗,清厉沈郁,扶天坠、闵人穷,意寄言处”。“能发天葩于枯槁,振古响于寂寥”。能将“枯槁”与“天葩”、“寂寥”与“古响”这些相互对立的东西,完美地在诗风中糅合起来,确为能事。《全宋诗》遗佚。
十、王修竹
《西岩集》卷一四《王修竹诗集序》论王修竹的诗风,具有“三百篇之法度”。云:“山阴修竹王公有诗千余,予端读百卷,赋核而该,比兴而切,兴托而悠(按,“赋”、“比”、“兴”,乃《诗》之艺术三种手法也),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按,钟嵘《诗品序》论“诗有三义(即艺术手法)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之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张之翰认为,王修竹的诗,由于很好地继承了《诗经》之传统,故其诗有如此之艺术魅力:“啸咏泉石,每一篇作,有飞出宇宙之意,已而敛入丝粟,寂乎无声,使人三叹而不能已”。可惜《全宋诗》亦漏收焉。
十一、张澹然
《西岩集》卷一四《张澹然先生文集序》对于张澹然的生平、仕历和遭际,先做了大概的叙写:“先生讳鼎,字辅之,澹然,其自号也。”“先生弱冠,有隽声。登(金朝) 正大八年(公元1231 年,即南宋理宗绍定四年。此时北宋已经灭亡100 多年) 词赋第。虽历省掾,授郡倅,( 而) 百蕴不一施。罹大变(按,指北宋亡),而北归清河之滨,笔砚自随,刻意读书,大放厥辞。年踰知命(五十岁),竟澹然以终。”
其文学创作很全面,“有诗、文、乐府数百篇,集为若干卷,曰《张澹然文集》。”
《西岩集》对其诗、文、乐府等的各自特点,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和评价:“盖诗寓去国之情而不露其悲伤,文尽叙事之实而不失于冗长,乐府处顺之理而不流于浮艳谑浪(按,此为时弊)。”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非天资高、学历笃、道味深、世故熟,其敦(勉强) 能到? 概而言之,真前辈中大手笔也。”认为“天资”高、“学历”实、哲学休养“深”、生活阅历丰富(“熟”)这些因素,都对文学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按,《全宋诗》无此人。
余认为,《西岩集》的价值,也不仅只补阙诗人之遗,更从理论研究上,弥补了以上四书对于诗评的缺憾,对于宋代批评史的完整撰著,有着非常难得的资料价值与理论意义。
十二、卫宗武
除上述涉及个别已漏收诗人、诗作的批评外,有的诗人,如卫宗武,虽然《全宋诗》收录,而且《宋诗纪事补遗》卷七十一亦有小传,云:“(卫宗武)华亭人。淳祐(南宋理宗)间历官尚书郎,出知常州。罢归故里三十余载,(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 年)卒。著有《秋声集》”。但遗憾的是缺乏对其创作的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而这正是《西岩集》的理论贡献。卷一四先对卫公介绍其一般生平资料:“卫公讳宗武,字淇父,官至朝请大夫。九山,其自号。”
而其重点,是探讨其集所以名《秋声》之深刻含义,表现出了浓重的理论色彩。先从宏观上论述:“思古今骚人,多寓意秋声中。率皆悲时之易失,嗟危之将至,状其凄清萧瑟而已”。
再以卫宗武的《秋声集》作详尽剖析,以见其个中特征。“今九山之集,取名虽同而实又有所不同者,昔在淳祐(南宋理宗)间,公起乔木(大人物)世臣,后班省闼镇辅,无施不可。”但此时“不独无此作,亦未尝有此声也”。为什么呢? 认为是时代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心灵,“及时移物换,以故侯退处于家,不求闻达。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 盖心非言不宣,言非声不传。是知声之秋,即心之秋,即江山之秋(按,此种认识,一下子就把诗“声”的政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代———上加以论述了)。(而) 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声无穷,秋亦无穷”。
因此,“彼观是集,读是序,见山谷所云‘末世诗似候虫声’,便为诚然”。黄庭坚的认识,是一个理论的高度;而这样的理论认识,经过卫宗武这样一个个案的批评印证,便“诚然”为普遍的真理了。其理论价值,赫然自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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