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的文学观念及其渐变

　　原标题:论蔡邕与汉魏文学观念之禅代
　　摘要:蔡邕的文学观念与他的人生经历,反映出东汉晚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蔡邕早期笃嗜儒学学说,执意维护文学观念的经学价值与正统性,但经历了各种人生磨难后,其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了发愤著书与抒写真情的文学观念。他的碑志文写作也折射出文学审美观念的渐变。蔡邕文学观念的禅代,成为汉魏之际文学观念变化的先驱。
　　关键词:汉魏时代;蔡邕经历;发愤著书;文学变迁

　　蔡邕是东汉晚期多才多艺的官僚与文士,对于汉魏之际的文学思潮变迁有过重要的影响作用。蔡邕通过自己的特殊人生经历与感受,对于文学的价值、功用以及创作缘起等问题进行过论述,有些是自觉的,有些则是率兴而发,并没有系统的体系。晚近以来,关于蔡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方面,而对于蔡邕在汉魏之际文学观念方面的承先启后研究得并不多。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有所不同,它既呈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也通过思辨而得以表现,转化为文学理论批评,对于这种中介性文学概念的研究,需要我们通过综合考辨的方式加以探赜索引,钩深致远。

　　一、蔡邕文学观念与经学渊源

　　蔡邕生活在动乱不安的东汉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他的文学观念,鲜明地受到时代与人生经历的浸染,具有感时伤乱与个体写作的色彩,内在矛盾相当深刻,与生活在承平时代纯粹从思辨角度去论述文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不同。

　　汉代以来的家族文化对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影响非常明显。东汉时期,累代为官与家学渊源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文学写作熏陶很深。我们从蔡邕以及稍后的孔融、王粲、陆机等人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唐长孺先生认为,所谓世族的形成就是累代为官与儒学家世合二而一的产物。在蔡邕的父系与母系两大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考察到儒道合一的思想谱系。《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的父祖本为笃信儒家与道家学说的高士:“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眉令。王莽初,授以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蔡邕父祖崇拜黄老之说,他们践履洁身自爱的人生观念,对于蔡邕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感染作用。蔡邕的母亲袁氏,也出身名门,乃司徒袁滂之妹。这样的家世,正如蔡邕自己所称,是一个“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的阀阅门族,对于蔡邕思想上儒道兼综浸润甚深。蔡邕的老师胡广祖先与蔡邕的祖先颇为相似,原先也是一位高士。胡广善于蹈晦,明哲保身,对于蔡邕的性格与为人有一定的影响。胡广擅长经学和史学,这一点对于蔡邕的史传写作与史学修养熏陶很深。

　　蔡邕作为名门之后,饱读诗书,学问一流,而他生活在一个天灾人祸频仍的年代,受时代风气的感染,身不由己地投身到当时的政治变革中。他此时的文学观念,具有经世致用,维护正统文学思想的浓烈色彩。

　　首先,蔡邕的文学观念生发于他深厚的经学修养。《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在熹平四年(175年),联合其他官员,在汉灵帝允许下校定《六经》文字,表面看来是文字校订,实际上是一场对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订正与诠释,通过官方核定的经书来端正人心,使读书人统一在官方的意识形态文本上面。这种校订六经的文字工作,实即蕴含着文学观念的弘扬。六经不仅是思想的宝典,而且也是文学的源头。这种思想自战国荀子、西汉扬雄倡导宗经、征圣、原道三位一体的文学观以来,生生不息。关于六经与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章原出六经的说法,蔡邕在早期的文学观念中,恪守这一观念。蔡邕自己在《释诲》中也曾描述过这种人生志向:“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这一志向浸润着他当时的文学观念。

　　其次,蔡邕的文学观念也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蔡邕所处的东汉末年,随着儒家思想总体性危机的出现,这种正统文学观念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蔡邕作为有志匡世的文人,对此痛心疾首,从他上书竭力反对鸿都门学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汉灵帝喜欢文学,召集鸿都门下诸生,本意以经学相召,但不经意间召来了许多擅长书画与辞赋的文艺之士,正好投汉灵帝之好,于是待以不次之位。这个无意间引发的事件,却也显示传统的经学已经使帝王厌倦了,开始将兴趣转向诗书画等才艺上面。当时又频发地震等自然灾害,“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鸿都门学与这些天灾本无直接关系,但蔡邕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将这些现象联贯在一起,上书言七事,其中第五事即为力辟鸿都门学,竭力抨击鸿都门学败坏风气,毁坏选举制度: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后汉书·蔡邕传》)从其上书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与他从事刊刻石经时担忧“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而摒弃当时出现的新事物。蔡邕恪守西汉武帝时的选人标准,批评“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认为这些书画之类只可视为俳优而不能登大雅之堂。

　　然而,时代毕竟在变化,汉灵帝虽然部分接受了蔡邕的政事建议,但在鸿都门学问题上却并没有完全采纳蔡邕等人的劝谏,“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后汉书·蔡邕传》)鸿都门学诸人虽然道德上轻薄不足以道,但他们受到重用,客观上在汉代士人于传统的经明行修以进取之外,另辟了一条以文艺进取之道路,开启了魏晋时代的文士命运转折之先例。

　　二、现实情境与文学观念的禅代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蔡邕27岁时,发生了一件影响他终身的事情。桓帝时,中常侍单超、徐璜、左悺等宦官因为帮助桓帝消灭了大将军梁冀及其家族势力单超等五人同日封县侯,权倾一时,他们听说蔡邕善鼓琴,通过皇帝敕令蔡邕到洛阳为他们鼓琴作乐,蔡邕不得已而行到偃师,后因病而归。但这件事却使他深受刺激,写下了《述行赋》,之后闭门不出,拒绝做官。他的文学观念此时显然表现出孔子“诗可以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论。

　　蔡邕的许多作品,是“诗可以怨“的现实写照。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述行赋》。赋序中写道:“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

　　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序中可以看到,他内心愤恨不已,于是写了这首《述行赋》。此赋借述行感怀古今,隐含现实之忧愤。从目前残留的蔡邕赋作的片断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以悲为美,以赋作舒愤懑的观念。比如《霖雨赋》中写道:“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晻晻兮,听长霤之淋淋。中宵夜而叹息,起饰带而抚琴。”这首赋大体上与《述行赋》产生于同时,是蔡邕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东汉晚期光和二年(178年),蔡邕流亡吴地时,意外获得了《论衡》一书,研读后思想得到启蒙。他在吴地会稽时,生活备尝艰辛,“居处浮漂,无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云。无衣无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来臻。无绵无络,何以蔽身?无饷不饱,永离欢欣。”(《九惟文》)对于人生展开反思,文艺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无情现实的刺激下,诗人难有那种歌功颂德的心情,而更多地染上了风衰俗怨时代的悲音,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蔡邕的赋论有着自觉的观念,这就是感于哀怨,缘事而发,寄托深远。汉魏的咏物小赋大都在咏物中寄寓着特定的含义。在《短人赋》的序中,他写道:“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余尪幺,劣厥偻窭。画啧怒语,与人相拒。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咨口。众人患忌,难与并侣。是以陈赋,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诚如所语。”作者同情侏儒之情状,因以作赋,以寄寓感慨。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戏弄之作,但细玩文义,其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

　　蔡邕不仅在赋中体现出以悲怨为主的文艺观念,而且章奏等文体中,也时时体现出这种发愤著书的创作观念。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蔡邕应汉灵帝之征召,上书言封事七条,得罪中官,被下狱,被收时上书自陈。此书悲愤交集,直斥皇帝听信谗言,出尔反尔。书中自陈事情缘由:“陛下不念忠言密对,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岂不负尽忠之吏哉?每有灾异,诏书辄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反被陷破之祸。今群臣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复为陛下尽忠者乎?”这封上书,充满着怨怼之情,是典型的“发愤著书”的产物,与蔡邕原先正统的文学观念有天壤之别,体现出东汉晚期士人文学观念与人生观念的演变路径。

　　蔡邕后来因卢植的营救,得以全命,流放朔方,他没有消弭原先的血性,而是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与修史的信念,“发愤著书”的观念促使他继续上书言事,在《戍边上章》中,他悲愤地叙述了自己在流放中坚持撰修东汉史志的情形:臣初被考,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案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部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可见他的著述观念与司马迁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脉相承的。

　　蔡邕文学观念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他的人生哲学的依违两难。他在选择进退出处时,受到儒家与老庄道家思想的纠结。他受正统的经学思想熏陶,立身追求传统的“三不朽”,而在遭受现实的打击下,也难免产生遁世退隐之念。这种思想,在蔡邕的《释晦》中表现得最清晰。《后汉书》本传记载他在恒帝时:“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赋中假托有务世公子教训隐逸人士华颠胡老,而胡老在反诘教训了一番务世公子后,援琴而歌: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暢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

　　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歌中传达出类似魏晋名士阮籍《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那样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人们对于现实失望后,一方面高蹈遗世,另一方面则往往由厌弃社会转向放纵情欲,所以在东汉末年,游仙与放纵成为文艺的主题并非偶然,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就是从追求传统的修齐治平回归自我。这种思想观念在蔡邕的文学作品,也得到微妙的表征。自东汉末年开始,《古诗十九首》中出现了大量宣扬人生觉醒的五言诗句,蔡邕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古诗十九首》形成的年代,社会思潮正日益冲击着那些禁锢人心的礼教,即使是士大夫内部,也出现了对于以往生活哲学的反思与人生的觉醒。在蔡邕这样素以道德文章为重的士人心中,也出现了这样微妙的变化。

　　蔡邕所作《协和婚赋》是一篇颇具争议的赋作。赋中着力渲染新婚夫妇的欢悦,出现了描写女性体态与美貌的词句,甚至摹写新婚夫妇的欢爱情形:“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茵褥调良。”“粉黛弛落,发乱钗脱。”尽管蔡邕本意并非渲染色情,但是由于涉及性爱,竟然受到后世批评,被视为淫亵文字。其实,这篇赋作无非说明了蔡邕生活观念的另一面,即对于礼教的突破与真实人性的描写。蔡邕的另一篇《青衣赋》则以绮靡的笔调,描写作者与一位婢女相遇,与之缱绻的情形:“金生沙砾,珠出蚌泥。

　　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绣丹裳,蹑蹈丝屝。盘跚蹴蹀,坐起昂低。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武媚,卓跞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这些细腻入微的描写,渲染的是女性的妩媚艳丽与体态之美,与南朝的《玉台新咏》中出现的女性姿容之美相比,毫不逊色。蔡邕还作有《检逸赋》,对于情欲作检讨与归正:“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聘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赋中有男性对于女性情欲之描写。陶潜《闲情赋序》云:“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瞻泊”,则此赋旧题当作《静情赋》,该赋与陶渊明的《闲情赋》一样,表现出士大夫对于男女之事欲说还休的矛盾心态,也折射出这位老夫子内心的另一面,即对于人欲的肯定和向往,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思妇有着同样的心态。

　　我们不妨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士人心态,以考量其中的真实内涵。比蔡邕稍早一些的东汉顺帝时的大儒马融,就是一位与蔡邕有着相同经历的士人兼官僚。马融早年也忧心国是,积极变革与参政,但受到权臣邓骘的打击,遂产生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后汉书·马融传》记载,马融因上书直言获罪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马融在屡受仕途蹭蹬后,“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他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迁,“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相对于马融,蔡邕则活得较为疲惫,他既不愿放弃自己早年的人生追求,又不敢开罪董卓,终于因为叹董卓而受到冤杀。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将蔡邕与马融并传,认为二人在惜命重生方面有共通之处。

　　范晔《蔡邕传》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徒,籍梁怀董,名浇身毁。”认为他们性格一为情侈,一为慕静,但都因为附从权奸而受到世人诟病。范晔在《马融传》论曰:“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范晔认为蔡邕与马融的人生观颇为相似。后人也持这种观点。比如北朝颜之推在《颜氏冢训·文章篇》中批评:“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其实,这种观点有些偏颇。蔡邕在饱经沧桑之后,为了性命而不得不受董卓之辟,实在有不得已的地方,但渐趋人生的随顺也是自然之理。蔡邕晚年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彼此消长,可谓是时代与人生磨难所使,但他最终未能免于意气,叹董卓之死而被冤杀,通过他与马融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晚年士大夫思想的变迁与人生观念影响到文艺观念的演化,乃大势所趋。

　　他的女儿蔡琰经历了汉末董卓之乱,被掳北地,饱受人生之悲剧,“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写下了《悲愤诗》,完成了人生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终于从他父亲的人生模式中走了出来,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并非偶然。蔡邕深相交纳的曹操以及受他提携与影响的孔融、王粲、边让、阮瑀成为建安文人集团中的代表作家,也说明了蔡邕是汉魏之际文学观念嬗变的重要人物。

　　三、通过碑志文体彰显文学观念

　　蔡邕的文学批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他最为擅长的碑文写作中见出。在汉末桓帝与灵帝时代,士人的清议活动十分活跃,蔡邕虽然没有直接投入这种清议活动,但是他偶然也发表对于人物的品藻意见,影响甚大。《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如果说人物品藻是对于现实人物的品第,那么诔碑则是对于亡故人物的评价,其中也体现出鲜明的文学观念。汉末树碑立传,十分流行。碑文中的关键词为“清”,其中既有儒家的道德高尚纯粹之义,亦有道家清逸高远之韵。蔡邕为当时碑文名家,他的碑文中多次出现尚“清”的词语。例如,《太尉杨秉碑》有:“公自奉严敕,动遵礼度。量材授任。当官而行,不为义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无宿肉,器不镂雕。

　　夙丧嫔俪,妾不嬖御。可谓立身无过之地,正直清俭该备者矣。”此碑着重称颂杨秉的道德情操的清正。

　　蔡邕在给自己的业师胡广写的《胡公碑》中赞美他:“扬惠风以养贞,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是以君子勤礼,小人知耻。”《陈太丘碑》(二)中赞叹陈寔“含圣哲之清和,尽人材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广大咨于天地”。蔡邕还有赞扬高士的碑文,采用的也是尚“清”的概念,如《处士圈叔则铭》曰:“夫其生也,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无形。”表扬高士圈典的高风亮节。这种以“清”为美的观念,影响到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与文学观念。

　　蔡邕碑文写作中还出现了新型人格理想范式。这种人格理想范式不同于汉代经明行修,而是萌始了融合儒道,不拘一格的人物理想。其特点是博学多才,聪明睿智。自东汉王充《论衡》中《超奇》提出了新的学术人格理想外,传统的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逐渐被遗弃,而代之以博学多才、洞达明练的人物。

　　蔡邕的《郭有道林宗碑》即彰显出这种人格模式:“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这是赞美郭泰既有儒学之风范,又有道家超脱任真之器度。在《汝南周巨胜碑》中赞扬墓主:“君应坤乾之淳灵,继命世之期运,玄懿清朗,贞厉精粹,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总《六经》之要,括《河》《洛》之机,援天心以立钧,赞幽明以揆时,沉静微密,沦于无内,宽裕弘博,含乎无外,巨细洪织,罔不总也。是以实繁于华,德盈乎誉。”这里称赞周勰的学术渊博,“玄懿清朗,贞厉精粹”,这些品评用语,实已开魏晋人物品鉴观念重玄思之先河。特别是在《陈太丘碑》(一)中,蔡邕除了肯定墓主的道德人格之外,还特别赞扬了陈寔历经“党锢之祸”后的人生觉悟:“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谄上,爱不渎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及文书赦宥,时年已七十,遂隐丘山,悬车告老,四门备礼,闲心静居。”这种新型人格,已经开启了魏晋士人远离政治,逍遥游放之先河。

　　蔡邕碑文深藏玄奥,对于胡广这样的恩师,出于尊敬,他写的三篇碑文,大抵采用抽象的修辞赞美较多,《胡公碑》中泛泛赞美:“公宽裕仁爱,覆载博大,研道知机,穷理尽性,凡圣哲之遗教,文武之未坠,罔有不综。”《胡太傅碑》中称赞胡广:“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华,实而不朴,静而不滞,动而不躁,总天地之中和,览生民之上操,聪明肤敏,兼质先觉,涉观宪法,契阔文学,睹皋陶之闱阃,究孔氏之房奥,然而约之以礼,守之以恭,宽以纳众,凡爱多容。”但对于那些真诚钦佩的人有时写得很具体。例如《故太尉乔公庙碑》描写了乔玄任地方官时的情状,写得很具体:又值馑荒,诸郡饥馁。公开仓廪,以贷救其命。主者以旧典宜先请。公曰:“若先请,民以死。”廪讫乃上之。诏报曰:“边谷不得妄动。玄擅出于是,玄有汲黯忧民之心,后不以为常。”公达于事情,剖断不疑,皆此类也。

　　碑文中写乔玄任西凉刺史时,不经请示而擅自开仓赈济百姓,及时救济百姓不致饿死。这说明蔡邕的碑文写作蕴藏着深意,也是他文学观念的隐约表现。刘师培指出:“蔡中郎用笔在轻重之间,故其文浓淡适中。”

　　从总体上来说,蔡邕一辈子的命运受他文人意气所支配,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现代人常说的话,用在蔡邕身上恐怕最适合不过了。

　　蔡邕的性格充满着矛盾,但他的才情与文学写作却始终难以摆脱意气的驱使。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八“灵帝”条中论道:“蔡邕意气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祸,终而以党贼逢诛,皆意气之为也。何言之?……则邕他日者幸董卓之杀奄人,而忘其专横,亦此意气为之矣。”王夫之指出,蔡邕一辈子为意气所驱使,造成最后的悲剧结局。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指出:“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他的老师胡广“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这一点,蔡邕始终没有学来,他与老师的人格精神可谓貌合神离。蔡邕的这种意气用事与为文,也影响到建安年间的孔融、王粲、边让、阮瑀等人,有的人命运与蔡邕相似,如孔融、边让为曹操所杀,也是意气用事的结果。

　　然而,在文学观念上,汉代“文以气为主”的观念成为解释文艺创作发生的重要观念,彰显士人个体精神的“文气说”成为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这说明朝代毕竟在进步,而蔡邕则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或许与蔡邕的为人为文以“清”为美有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