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与启示

　　一、世界文学时代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两百年前的歌德已经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他指出：民族文学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大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应促进其发展进程。[1]至如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民族国家间无论在物质联系还是文化联系上，都变得更加紧密，某种程度上，这对作为文化产品的文学而言，已然是一个世界文学时代了。这个时代的到来，不仅缓慢而坚定，而且突然又彷徨。缓慢坚定的原因是它从歌德的预言和呼唤开始，已经历经了两百多年的风雨历程。突然的原因是它的到来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才突然加速的（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互联网时代也随之到来）。而之所以彷徨，则是面对这个时代，人们普遍有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这突然而来的新时代，不仅使得文学全球化趋势加速，而且使得新的文学境况下的文学研究也经历着痛苦的转型。具体来说，即是这个新时代下的文学状况很大程度上已不同于以往，而理应恰当处理此种新状况的文学研究却还尚未完成蜕变。当然，这种文学研究范式的时代化转型并不是绝对的，未完成蜕变，也不是说就是在停滞不前。但是，必须承认面对突然而来的文学新时代，研究界却有不少人感到无力和失落。因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最重要的战场古典文学研究，在新时代的映照下，的确经历着研究理念的滞后、研究方法的守旧、研究对象的偏狭、研究视野的狭窄等颇难克服的学术困境。虽然说，某种程度上，由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的固有的限制性，这四种所谓“困境”在很多人看来根本就算不上，因为他们坚信古典文学研究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就应该坚守传统的方法和历史考据的理念。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即使与时俱进也应该遵循自身的研究规律。是的，这两种看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本文并不想就此论题进行无谓的泛泛之辩。面对这一困境，本文只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列举并阐说一些个案，以期对这一困境的克服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将紧紧围绕这几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学术实践很难在国际学界获得有力的响应，也较难产生影响力？中国的文学研究应不应该和国际结合或者努力走向国际，力争与国际学界有更多的交流与对话？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该怎样推向国际，并能获得较好的接受和认可呢？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都不是简单一篇论文就能回答清楚的。然而，对本文而言，这样的问题却是严肃而重要的。尽管这里的思考，以及可能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许是简单肤浅的。本文认为，世界文学时代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讲，具有某种不可逆转的转向趋势。

　　虽然说具体层面上的如何转，转往哪里，都还存有较多的争议。例如是否应抛弃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等语言学史学模式的争论。然而一味地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谈、争执不休，于学术发展而言意义不大。本文将列举三个范例以简要探讨这些问题。一些学者的较为成功的实践个案，或许能给予我们有意义的启发。甚至，也许还能进一步引导我们思考一些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比如古典诗学的现代化问题、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等），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 刘若愚的以西阐中模式

　　20 世纪六七十年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学者刘若愚为中国文学的国际化研究开创了可贵的先例。

　　他率先开辟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新的学术道路，并尝试着建立了自己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这种大胆的革新之举，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很大影响，直至今日还余波犹在。可以说刘若愚以新的视角和模式看待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创举，强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虽然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乃至今天都还存在争议，然而，其垂范后世的大胆的开拓性、创新性却是难能可贵的。以早期的《中国诗学》和中期学术思想较成熟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为例，我们简要梳理下刘若愚的开拓性贡献。[2][3]

　　在这两部专著中，笔者以为其主要的学术贡献有三个：一是首先关注到中西文学不同语言间的跨文化对话和会通的问题，并积极探索会通之道；二是以西方学术思想为镜鉴，意识到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和驳杂性，同时意识到对之进行系统化建构的必要性；三是意识到一种打通中西的、普遍适用的诗学理论的可能性，并在建构新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尝试着建立比较文学范式下的比较诗学理论，从而探求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诗学。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刘若愚对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大胆尝试，未必尽如人意。但其毕竟是首先尝试，大胆创新，肤浅粗陋乃至不当之处实在在所难免。我们这里只需细心体悟的是此学术创举的积极的示范意义---他毕竟在新的语境下，用新的语言来试图建构能为他者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文学理论，并在这一建构中，也力图准确地梳理和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可以说，正是这种可贵的有意义的尝试，使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世界化的步伐迈出了第一步，也即为世界文学时代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树立了一种可贵的新范式。

　　（二） 陈伯海的古典诗学现代性阐释的尝试

　　在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大陆学界，同样有一批学者开始了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的探索之路。这其中陈伯海所做出的学术实绩最值得称道。他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堪称古典文学现代化研究的经典范例。在这部极富功力的专著中，陈伯海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诗学。

　　他以简要清晰而又精辟透彻的现代学术语言概括了传统诗学的总体特征：天人合一、群己互渗的生命本体观，实感与超越相结合的生命活动观，文辞与质性一体同构的生命形态观。而且，这种总括性建构始终是在与西方诗学的相互阐发、双向观照中得出的。实际上，他是以比较思维的方式，以比较诗学的具体范式来得出这种富有价值的总结的。他的研究实践已融入了比较文学的理念。他把中国传统诗学简要地称之为“生命论诗学”,并勾画出了传统诗歌的完整的生成轨迹：发端于情志，成形于意象，完成于意境。也即是，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在这里“情志”是生命的本根，“兴感”是诗性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感性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所达到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陈伯海以言简意赅的现代学术语言，在与西方诗学的相互阐发双向观照下，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传统诗歌乃至文学的生成过程，既指出了其本质，也指出了其外在形态的核心特征。而且，进一步地，他还详尽地点明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多元诗学系统中那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结构：即中国诗是将诗性生命的本根、生命境象与生命形体组合成“意-象-言”的系统，加以诗性的发动为贯串，更以气、韵、味、趣诸要素相穿插。于是，由此严整的内在逻辑结构，传统生命论诗学的总体架构便清晰地浮现了出来。不能不说，陈伯海所精心梳理和建构的“生命论诗学”,有着相当强的学理性：既有理论概括的精准性，又简单凝练，清晰易懂。这样的对传统诗学现代化所做的可贵实践，确有很大的意义。虽然说，一些学者会认为如此简单扼要的总结，会抹杀掉传统诗学思想的多元性和原生性，然而，此举积极的意义也必须要承认。尤其是在当下这个世界文学的新时代，如此的富有新意识新思维的开拓性研究，是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这种对古典文学进行的比较文学视阈下的研究路径，对于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都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 宇文所安的“第四种方法”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这本书，为我们又一次树立了从全新的角度研究古典文论、批评古典文学的范式。正如乐黛云所指出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第四种方法”.所谓“第四种方法”,即是指“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他的讲述采用统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说（不是概说）和对所涉及问题的评述”[5]2.乐黛云认为，这样“就轻而易举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5]序 2.乐黛云先生似乎兴奋地发现了一条传统文论研究的新出路。这和她一直以来努力寻找的突破中西文论体系的新路径不谋而合，或者说她一直寻找的正是此种路径“: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5]4.乐黛云先生于是便主动研究、深入学习此种新范式，并认为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她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我们从西方文论这一外在的语境找到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可以从庐山之外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久已熟知的中国传统文论；第二，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多次往返的双向阐释中，会产生一种互动，让我们发现或者说‘生发’出过去未曾认识到的中、西文论的许多新的特色；第三，宇文教授的教材最使我心悦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往往在本人对材料的精细解读中融进了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的观点，将他自己对中国诗歌的精读经验自然带人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之中。”除此三点之外“,他还特别留意那些传统文论和传统文学史研究所无法包纳、无法处理，但对文学发展实际上具有巨大潜在推动力的东西的表达”

　　总之，乐黛云先生乐观地总结道“:此书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好范例。我们接连两年在两届研究生班中，对宇文教授的教材逐字逐句进行研读，学生和我都得益甚多。”

　　可见，乐黛云对宇文所安所做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尝试的赞赏是溢于言表的。这种赞赏当然有其合理性。因这种新视角和新模式正如乐黛云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急需的。毋庸赘言，宇文所安的新范式确能给我们不少启发和触动。

　　在此，笔者还想点明宇文所安 30 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对古典文论和诗歌方面的深入钻研，确实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他所提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模式，强调用新思维新视角考察以往习而不察之问题的主张，确实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比如在另一本专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早期生成模式的怀疑和继而所做的深入研究，[6]就令我们耳目一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常识。选择怀疑常识，怀疑既定的历史叙述，怀疑千百年流传的定论、权威之见正是宇文所安的研究范式的新异之处。这种大胆的质疑和反拨，或许正标示着他对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价值。

　　三、新范式的启示

　　通过以上三个范例的简要分析，我们大概了解了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几种新探索。事实上，要把古典文学研究从绵延至今几百年的考据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世界文学时代下的新式的古典文学研究，即适合时代语境的富于时代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自然有其不可抹杀的存在价值，比如考据学这种史学研究模式。虽然说钱钟书先生早就批评过这种模式，但其价值却是不能完全否定的。钱钟书在批评的同时，也隐约为我们指出了真正的“文学”研究之道。但他并不是建构了一套明晰的可操作的文学研究新方法论，而是以自己丰富的学术实践（如《七缀集》《谈艺录》[7]等）来为我们树立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他以自己开创的学术典范，打通了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学科壁垒、国界壁垒、语言文化壁垒，成功地将原本固守狭窄领域单一方法的古典文学研究扩展为世界文学视阈下的“大文学研究”.而且他的研究不仅打破了以国界、语言为划分依据的研究范式，还打破了僵化机械的学科之界，运用各种艺术的、美学的、文化的、理论的、历史考据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进行了最广义最精深的研究。可以说，他的以古典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新型文学研究范式为我们树立了极其优秀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研读和思考。尽管限于学术积累的年限、知识面的宽度和思想见识的深度乃至方法视角的差异，我们未必能做到像他那样的学术实绩，但认真吸取他的研究理念，学习他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点对转型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和致力于文学研究新范式探索的比较文学而言尤其必要。

　　总之，通过考察几个较为成功的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的个案，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点认识：一是进行有别于传统考据式、释经式的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探索确有必要；二是不少学者已经探索出了较为成功的路径，做出了很大的学术实绩；三是我们可以学习吸收乃至效法这些前人成功的范例，以期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做出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即世界文学时代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们还应以现代审美批评为主（宇文所安的《追忆》对中国古典诗歌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审美批评）。另外，对古典文论也应力求现代性的阐释（如陈伯海对古典诗学所做的精彩的现代性阐释一样）。除此之外，在具体研究中，还应尽力打通古今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尝试与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进行深度的对话和交流，并主动学习借鉴他们的研究理念、研究模式，以争取给自己有意义的启示和指引，从而完成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革新和拓展。这也可使中国的文学研究成果能更有效地推向国际学界，产生国际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学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能做到这样，古典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时代下的春天便能很快到来。

　　四、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与比较文学之关系

　　实际上，通过上述三个章节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这些新范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甚至可以说，这些实践成果都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吸收比较文学的方法才最终做出的。比较文学正是对文学的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下的比照性研究，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富于新意的、有着时代价值的结论。一言以蔽之，比较文学正是力图突破旧思维旧模式的创新型研究。

　　比较文学以突破成规、突破旧模式为核心理念，力图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建立一种具有普遍范导意义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当然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可以简单描述的，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研究观。然而在世界文学时代下，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切合时代的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学研究观。

　　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正是世界文学时代下的文学研究新范式。它就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它之所以发展壮大也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需要。新时代有新文学，新文学需要新研究范式。唯有新研究范式，才能研究这种从未有过的新文学---全球化时代下交错纵横的复杂的世界文学状况。也唯有新兴的比较文学能较为有效地解决此种现实状况的研究课题，得出有意义的时代性结论。新文学时代即世界文学时代下，比较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其理念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作为研究者，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我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都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抱残守缺。

　　开放性、包容性应是任何文学研究应有的价值取向。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当然是以国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实际上，比较文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应是不分国界的、不分语言的“文学”,即文本集合形态上的“世界文学”.虽然说，这种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由于过于宽泛而不易操作，但显然我们仍需要为之付出努力。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也应该拓展视野，打开思维，努力学习他人的研究经验，尽力以富于新异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学术探索。

　　参考文献：

　　[1] [德]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J].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2）。5.

　　[2] [美]刘若愚。中国诗学[M].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

　　[3] [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

　　[4] 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6] [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7] 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