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伦理之殇
翠台的饺子撒了一地、素台两口子吵架了、银栓把短信发错了、爱梨怀孕了、臭菊成了儿媳妇迷……付秀莹耐心地讲述着整个芳村的家长里短、鸡零狗碎，却深刻揭露出在日常平淡生活之下的伦理之殇。
几千年来，乡村秩序一直由特定的传统伦理道德维持。然而，在当下，短短的几十年，乡村伦理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百善孝为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孝道，这是亘古不变的传统伦理。然而在芳村，这一伦理遭到颠覆。在第十八章《老莲婶子怎么了》中老莲婶子和小猪他娘的对话中可以得知，芳村到处都是可怜的老年人。老莲婶子从十九岁上嫁到芳村，在此开枝散叶，生活了五十年，可如今却成了独居老人，一天一天将就度日。孩子们都在忙，很少来看她，墙上贴着儿子、儿媳、闺女的电话号码，她却很少拨出去。她日常的生活是这样过的：“胡乱吃了一口前天的剩饭，也没有吃出什么滋味来。还是难受。头晕倒不怕，她血压高，头晕是家常便饭了。这些天老觉得胸闷，好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叫人喘不过气来。吃过饭，她倒了半杯水，去北屋里拿药。桌子上瓶瓶罐罐，也不知道都是一些什么药。她拿了一瓶，凑到眼前看，看了半晌，到底看不清楚。索性就弄了一大把药片子药丸子，仰脖子吃了。久病成医。这些年下来，她也算得上半个先生了。”[1]当她摔得浑身骨头疼、几乎动弹不得，小猪他娘嫌她不通知孩子，她却苦笑道：“他们都忙，我这点子事儿，还算个事儿呢。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两段话把乡村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真实地呈现出来，可以说，“凑合、将就、忍耐”就是农村独居老人生活的常态，老莲婶子就是千万农村独居老人的缩影。
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孩子们不孝顺，而是从看似不经意的言谈话语中，反映了老莲婶子被遗弃的现实。小猪他娘要帮老莲婶子打电话给孩子，却被慌忙拦住，“她急得在床上坐起来，道，甭去，甭找气去。那是一个混不说理的，跟她说不清。”一句话道破天机。小猪他娘说，你不吭声，人家怎么知道呢。“他苦笑道，要是有那份心，早过来了。他们是没有把我这个当娘的搁在心里。说也是白说，倒惹一场气。”老莲婶子之所以如此反应，之前已经埋下伏笔“算起来，他们有日子没有来过了。虽说是一个村东，一个村南，可芳村统共能有多大？”
老莲婶子老了、麻木了、什么都能忍了，但是她仍然是个人，是人就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能存在与回忆中。她回忆自己年轻时候：“那时候她才多大？黑压压一头好发，银盆样的一张脸，胸前鼓涨涨的，把那件细蓝格子衣裳顶出去老高。”他回忆头迎娶儿媳妇那几年：“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屋檐下，又亲香，又热闹。那时候，儿女还是儿女，爹娘还是爹娘。也常常有人来串门，说些个闲话儿。说着说着，也不知道说起了什么，就嘎嘎嘎嘎笑起来。”但是老莲婶子回忆更多的是自己身轻力壮的时候能为孩子们做这做那的幸福感：“当年，她背着孙子，从村东到村南，从村南又到村东，那么沉的一个大胖小子，几十斤肉哪，还不是一趟一趟的，一天不知道要跑多少趟。那时候，为了抄近道，就从天边地埂上，穿过来穿过去的。太阳照下来，把田野找得亮亮的……孙子在背上咯咯咯咯笑，沉甸甸肉墩墩的。汗水流进眼睛里了，杀得眼泪都流出来，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咸咸的，一直流到嘴里。有时候，背上忽的一热，她就知道，肯定是那小子尿了，要么就是拉了。背上热乎乎的，心里头也是热乎乎的。她的孩子的孩子，她的亲孙子，有血有肉热乎乎的那么一个小人儿，就在她背上趴着，那种感觉真的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1]
可是如今，老莲婶子拖着不灵便的腿脚一个人独居，关于幸福的回忆与当下的孤独凄凉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人不忍卒读。当她倒水时摔了一跤，晕过去又悠悠转醒时，感到了后怕：“要是她刚才昏过去，再也醒不了呢。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知道。有时候，小猪他娘也过来串门。可万一她有两天不来呢。她身上一凛，激灵灵打了个冷战。”[2]
用老莲婶子的一个闪念折射出了当下一个非常严重而残酷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大转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忙着对金钱孜孜追求时，已经忽略了对老人的关爱，这种关爱的缺失已经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已经到了戕害生命的程度。老莲婶子不是个例，我们不难联想起媒体时有报道的农村老人病死家中多少天没有发现的新闻。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在社会本该越来越文明的今天，却发生着丧失人性的残酷现实。当老莲婶子经过痛苦的精神挣扎，绝望地喝下那种叫一步杀的农药，付秀莹安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尾：“后天就是八月十五了。月又圆了。”与孩子一起住的小猪他娘，境况比老莲婶子也好不了多少。他到老莲婶子家串门子，不是闲的没事聊聊天，实际上是一种情感寄托或者说叫暂时的躲避苦恼。
她向老莲婶子哭诉：“人家一家子吃的是方便面，打荷包蛋，连让我一下都不让。等我过来，一口汤都没剩下……方便面吃光了，到倒是留下来一大堆锅碗，赌气不收拾吧，回来又是一场气。”[1]像这种生气已经是家常便饭，而且只是小委屈。更有甚者是破口大骂：老莲婶子“正乱想呢，却听见隔壁又骂起来。她心里一惊。
想这小猪媳妇，也实在是厉害。红口白牙的，骂得这么难听，真难为她，年轻轻的，倒能骂出口来。当年，这媳妇刚嫁过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羞怯怯的新人儿，不笑不说话，还没有开口，脸就先红了。这么些年下来，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个小母鸡一样的小媳妇，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小猪他娘也是能忍，要么就躲出来，就在家里白白听着，不生气才怪哩。”[2]从老莲婶子的意识流动侧面衬托了小猪媳妇对婆婆的欺侮。“小猪他娘说没听见吗，一口一个老不死的，一口一个老逼，说是骂大黄，其实是骂我哩。我知道她恨毒了我，恨不能我立时三刻死了。”[3]可见小猪他娘什么都明白却要装作没听见，只能躲到老莲婶子家诉一诉委屈。
小猪他娘的生活境况也不是个例，老莲婶子那句话“怎么说呢，只要人家没有指着鼻子骂道自己脸上，就算是孝顺了。芳村里这样的刁媳妇还少了”,说明了受到儿媳妇的虐待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乱海他爹受的罪就更大了：“说是轮流送饭，就跟喂猪也差不多，有一个大碗，在跟前搁着，谁送饭去倒了扭身就走。那碗呢也不刷，有一回还是大媳妇见实在脏了，看不过，才拿个笤帚疙瘩，好歹给刷了刷。”[4]
还有第五章《小鸾是个巧人儿》里提到小鸾拿着营养品去贵山家看望二婶子，“贵山妈妈抖抖索索的，把一只手掀开被窝叫她看，小鸾迟迟疑疑地凑过去，一股尿臊气扑面冲过来，细看时，只见那整个褥子，千补丁万补丁的，都湿淋淋的透了。”[5]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翠台对待儿媳妇爱梨总是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了。难怪老莲婶子感叹：“如今就是这样的世道，能怎么样呢。”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世道”,一个大范围存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小猪他娘道：“他们这样多嫌我，怎么早些年给他们看孩子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儿呢。”老莲婶子叹道：“没用处了嘛。”一句“没用处了嘛”道出了根本。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一切向钱看，功利主义成了主流，人心浮躁，道德沦丧。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揭露正反映了付秀莹乡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陌上》第二十一章《尴尬人遇见了尴尬事》是写得非常生动的一章。
70 多岁的老汉乱耕的儿子、媳妇、孙子和闺女、女婿都在城里挣钱，剩下乱耕在村子里和孙媳妇和重孙一起住。隔辈儿住还是跟着孙媳妇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无形的尴尬。文章开头就写了农村老汉乱耕的尴尬处境：“五黄六月里，天渐渐热起来了，一动就是一身汗。衣裳穿多了不是，穿少了呢，也不是。孙媳妇年纪轻，虽说是差了一辈，算是老人家了，却也不敢太大意了。怎么说呢，人上了年纪，到底还是不一样了。”[1]为了避免尴尬，乱耕每天晚上一吃完饭“撂下饭碗，就慌里慌张往外走，做贼似的。”
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婆媳关系是一种样，公公和媳妇的关系又是一种样，是一种什么样呢？可以说是一种疏离而又尊重的张力。到了爷爷和孙媳妇的关系，这种张力强大到了令人不安、令人躲避，甚至令人害怕的地步。比如，乱耕和孙媳妇从不正面说话，想传递给对方信息就需要通过和重孙子臭蛋说话，从而让对方听见的方式。比如孙子媳妇见乱耕要出去，就跟臭蛋说“老爷吃饱啦，老爷要出去凉快着啦”.而绝不会说：“爷爷，你要出去凉快啊，早点回来休息啊。”乱耕也从不直呼孙媳的名字，即使在心里也拿“北屋”（孙媳妇住的房间）来指代。
可是即使乱耕时时夹着小心，仍然不免碰见尴尬事。事情就发生在儿子、儿媳、孙子、闺女、女婿都要回来给他过生日的这一天。“饭早就做好了，北屋里磨磨蹭蹭的，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他叫一遍，又叫一遍。也不好进屋子，就在外头叫臭蛋。”[5]可见乱耕时时夹着小心。可即使这样小心，仍然不免碰见尴尬事。
“臭蛋臭蛋，他在外头叫。臭蛋跌跌撞撞走出来，揪着帘子上的那一串一串的珠子，冲着他乐，一股口水哧溜一下流出来。他笑道，臭蛋，小坏蛋，哎呀呀，看你那哈喇喇。芳村这地方，管口水叫哈喇喇。臭蛋见他过来要擦，扭身就跑。他一把捉住他，笑道，看你往哪里跑。臭蛋哥哥笑着，两手胡乱打他。他笑骂道，小东西，看你还打。只听见一声尖叫，抬头见孙媳妇白花花立在屋里，只穿着背心裤衩。他脑袋轰隆一下就大了。”[1]至此尴尬到了极点，乱耕常年累积的委屈一下子爆发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他在自己家里，低着眉，顺着眼，装聋子装哑巴，装傻装蒜。为了什么呢？他真是觉得委屈。从什么时候，这个家就不是他早先那个家了？他狠狠吸了两口，不想却被呛得咳嗽起来。[3]闺女看出他情绪不对劝说他时，”乱耕一下子立起来，气道，少在这儿教训你爹。这是我的家。我祖辈传留下来的院子，谁不愿意住，谁走。[2他又想起了哪一年的年根子底下，趁着孙媳妇回了娘家，他在北屋（孙媳妇的房间）有暖气的洗澡间洗澡。谁知道刚洗了一半，却听见大门响。他慌得不行，好像是做了贼一般，三下两下把衣裳胡乱穿了，湿淋淋就出来开门，恨不能地下有个裂缝，立时三刻就钻进去。那一回，他伤风感冒，整整闹了一个正月。“孩子们只说是他感冒了，谁有这个闲心，问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乱耕这样的老人的尴尬，他们的心理痛苦是没人能体会和了解的。
在中国的农村，像乱耕这样的老汉不在少数，他们年轻时是全家人的生活支柱，是一个家的中心，在家里是一种尊严的存在，年老之后，为了给年轻人腾时间做“大事”,往往担起洗衣做饭看孩子的任务，成为一下家庭的补充存在，随着角色的转变，他们的尊严也不复存在，他们的心理落差成为一种折磨。尤其是在独身的情况下，那种孤独寂寞以及尊严的丧失带给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他们是无奈的，就像乱耕遭遇尴尬之后，“躺了一会子，他到底还是扎挣着出来了。饭不吃也就罢了，总得要做的吧。”作为家里的长辈，本应是一家之主，年老之后却成了家里的附庸，他的自由、尊严都受到挑战，这是一种伦理的错位。付秀莹不仅关注到农村留守老人的痛苦，也把触角伸向农村老人心灵深处的另一种隐痛，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农村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伦理之殇还表现芳村的各种人际关系。首先是两性关系的异化。在现代性笼罩下，人们的审美、追求、好恶等一系列价值观都受到影响，就连对于异性的爱慕这一基本的原始的需求也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而且尤其突出。
我们看到，在芳村，在正常的夫妻关系之外，存在大量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大全与开发廊的香罗、与儿子的女朋友望日莲，还有无数的花花草草；建信与难看的儿媳妇春米以及望日莲；增志与瓶子媳妇；中树与小鸾；银栓与瓶子媳妇以及其他女人；兰群与彩巧……好一个烦乱的私情关系网，不难看出，这些男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大全、增志、团聚都是开皮革厂的，兰群是开皮革药剂店的，在村子里算是成功人士；建信是村干部，农村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而中树原来是个二流子，后来做生意却发达了；银栓是乡里的秘书。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乡村的比较有成就的男性。他们不但拥有自己的妻子，还拥有一个或多个外遇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些个叫不出人名的关系，比如还有增产家的老二因为有外遇，媳妇哭哭啼啼带孩子离家出走。其中原因也都做了交代：“这几年，老二的买卖做得顺风顺水，钱挣了不少。”
再看这些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就不难理解她们为何走上偷情的道路。香罗的丈夫根生：“根生这个人，实在是太木了一些。人呢，长得倒还算周正，清清爽爽的，有一些女儿气。心又细，嘴呢，又拙。据芳村人说，很小的时候，根生迷唱戏。兰花指尖尖翘着，直戳到人们心里去……如今的根生，是早就不翘兰花指了。田里的庄稼们可不认这个。手帕呢，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香罗跟他闹过多少回？她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尤其是，这些年，村子里一天一个样，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根生呢，却依旧是老样子。眼看着他那不温不火的自在劲儿，香罗恨得直咬牙。”[1]再看瓶子媳妇眼中的丈夫：“房子是去年翻盖的，方方正正的院子，不大，倒也干净敞亮。先盖了一层，还有一层，预留了空间，打算过几年再盖。对外头的说法是，小豆子还小哪。其实还是钱的事。有钱谁不想一下子盖好呢。有人问起来，瓶子总是很认真地跟人家说，着啥急呢，小豆子还小哩。
人家就笑道，是呀，小豆子娶媳妇，怎么也得十多年吧。瓶子也笑道，可不是。看看瓶子那个样子，她不由得心里冷笑一声，心里恨得不行……怎么说呢，瓶子就有这样的本事，最会自己骗自己，骗得自己信了，还眼巴巴盼着人家也来相信。”[2]再看望日莲的家庭：“从她出生，就是在老房子里。二十多年了。老房子好，暖夏凉。这都是她自小听惯了的。除了这个，爹娘还能说什么呢。眼见得，左邻右舍的楼房都盖起来，高楼大院子，铁桶似的，直把她家这老房子比得，越发矮小破旧了。更要命的是，出水成了大难题。周围的楼房，地基垫得高高的，她家就像是落在一口锅里面。雨雪天气，就只有眼睁睁看着四周的水漫过来，淹了自家的院子。爹娘光脚挽裤腿，一盆一盆地往外端，一盆又一盆，一盆又一盆。她从旁冷眼看着。爹娘真是好耐性。她可是受够了……”[1]
这样一路分析下来，可以看出，芳村两性关系的混乱，一个字“钱”闹的。男人因为有“钱”觉得自己有资本有能力找女人，女人因为对“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出卖肉体以换取实惠。增产家老二的话：“如今这些个做买卖，在外头跑的，有几个不是这样儿的？”“现如今，谁不是这个样儿？你出去打听打听。”看似轻描淡写，却点明了这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已经不是个例而是当下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个“现如今”的时代问题。付秀莹对芳村两性关系的关注用了颇多笔墨，深刻揭露了在现代性冲击下一个村庄的堕落。
本应以爱为纽带的夫妻关系在现代性冲击下也产生了变形。在上述“对农村两性关系的现代性关注”一部分里，已经阐述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乡村两性关系出现“以金钱为核心的”堕落状态。而夫妻这一特定模式下的两性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且看笨嘴拙舌的增产媳妇说增产的一段话：“你倒是想像老二那样（指在外面找女人），只怕是没有老二的本事。她也气道，啥本事，唵，那是啥本事？开着个破工厂就是本事啦。挣了俩破钱就是本事啦。他媳妇回嘴道，这不算本事，啥算本事？难不成你一辈子种你那二亩破地，就是本事？有本事你甭要老二的钱呀。增产难得见她这么口角伶俐，竟一时呆住了……”
增产老婆一向笨嘴拙舌，但是这次说增产无能的一段话却出奇的利索，可见这本就是她心里常常所想的话。嫌丈夫窝囊的还有翠台、小鸾、香罗、喜针等女性，他们都对自己的丈夫心存不满，因为他们的丈夫有一个共性，就是老实本分，不争不抢，不着急，不像人家大全开着厂子大把大把往家里挣钱。本应是一家之主的男性，却由于自己的无能而对妻子低三下四，甚至对老婆的外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气吞声。而大全、建信这种有钱有势的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他们的老婆不是不知道，只不过装聋作哑，素台在得知增志也在外面招猫递狗，跟他大闹一场，但是最后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丈夫能给他们带来优越的生活，能够满足他们的物欲。而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成就的男人拈花惹草是理所应当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现代性冲击下，芳村夫妻关系的核心也已经由“情”转为“钱”,夫妻关系已经异化、变形，产生了伦理的错位。在第二十四章《找呀么找小瑞》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找自己的妻子而失魂落魄的男人。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夫妻关系。小瑞是勇子的妻子，但是已经好长时间不回家了。小瑞本就是一个人尖子，要口才有口才，要模样有模样，本是个腼腆、安稳的人，最初还是跟着勇子见了点世面，近两年却跑在外面，越来越不着家了。要说勇子本来也是芳村的一个能人儿，是第一拨出去跑皮子的。如今财大气粗的运田当时还是跟着他跑。可是近两年亏了买卖，小瑞一走，他便过得十分潦倒。一方面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巨大的吸引力，一方面是丈夫生意的破败，小瑞的向外跑，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对乡村的冲击。这一章是付秀莹精心设计的，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被现代性冲击的乡村，揭露现代性带给乡村的痛苦。
关于乡村婆媳关系，付秀莹刻画得尤其精彩。婆媳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婆婆作为长辈，对媳妇总是有压倒性的优势，陆游和唐婉、焦仲卿和刘兰芝都是被婆婆拆散。婆婆为大，媳妇做小，正如是中国的传统伦理。直到老莲婶子和小猪他娘年轻的时候仍然是这样，老莲婶子的一段心理独白这样写道：“想当年，她们那时候，在婆婆跟前，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一步路也不敢多走。怀里揣着一千个一万个小心，生怕落了不是。做在头里，吃在后头。饶是这么着，还动不动就挨了骂。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做媳妇的，要等到有了小子，才能抬起那么一点点头了。谁能想到呢，等她做了婆婆，世道却大变了。”[1]这世道变成什么样了呢？
且看喜针家的情况：“做好饭，喜针就给他们打电话。等了一会子，过来的却是立辉一个人。喜针问梅哩，立辉说她身上不大好，不过来吃了。喜针急得问道，怎么不好了？是不是着凉了？烫不烫？立辉说不碍事儿，说是心口儿疼。立辉说我一会儿替另做点儿，给她端过去……儿媳妇不在，一家子这顿饭吃得倒没意思了。喜针看着那一碗鸡蛋糕，埋怨道，也不早吭一声，白白瞎了俩鸡蛋。”[1]做好了饭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叫过来吃，儿媳妇托病不来，全家人吃饭都没有意思了。喜针说一碗鸡蛋糕白瞎了，可见鸡蛋糕是专门给儿媳妇吃的。由此看出，儿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多高。
再往后看，儿子说八月十五媳妇要回趟娘家，喜针才反应过来，儿媳妇托病不来，原来是为了唆使儿子张口要钱。喜针积累的委屈一下子爆发了。“立辉你算算，自己掰着手指头算算，从结婚到如今，有多少钱花进去了？唵？盖房子装修，全套家具，汽车摩托，不说这些个，就是你们身上穿的戴的，嘴里吃的喝的，你们的手机费电话费车油钱，大病小灾的药费，擦脸手巾擦屁股纸，哪一分不是朝我们要？逢年过节了，还要替你去你那好丈母娘跟前去尽孝。”[2]喜针话糙理不糙，家庭的开销确实繁重，而儿子媳妇却不知体谅，还玩弄心机。喜针向翠台诉苦：“为了他们过事儿，我遭了多少难，借了多少账？这本子上，一五一十，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哩。”[3]
原来为了孩子的婚事家里已经借债，喜针的心里难免油煎一样。至此，读者仍然以为喜针是一家的财务总管，所以孩子们花钱需要跟她要，接着往下看才恍然大悟：“喜针说他挣得工资，一分都不往我这手里交，全给了他媳妇。自己攒个金疙瘩银疙瘩，生生地往娘老子身上啃肉。”[4]原来，儿子挣得钱从来不交给她，但是所有花销全部要跟她要，就连“胳膊上像是被啥咬了”也要喜针带着去医院看看（医药费当然由喜针出）。
喜针这一通牢骚，把他们家的婆媳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媳妇“娶进门子，天天抬得高高的，当且（客）待着，当奶奶供着，三茶六饭，盛到碗里，递到手里……”还要跟婆婆耍心机。婆婆呢需要担着家里的重担，还要伺候儿媳妇、看儿媳妇的脸色。像这种婆媳关系绝对不是喜针家一个个例。正像翠台说的：“谁家都一样。”翠台跟儿媳妇说话不是也常常须得夹着小心？不也是什么好吃的都尽着媳妇吃？不是也每天做好饭了给儿子大坡和儿媳妇爱梨打电话？有一回大冬天去新房叫他们，不敢大声敲门，怕惹得媳妇不高兴，只好在雪地里等着。还有一回爱梨心情不好死活不接婆婆电话。然而，爱梨这样的儿媳妇还算好的，“人又俊，嘴又甜，安安静静的，言语举止伶俐，却有分寸。”可见翠台是不嫌伺候媳妇的，只要说话有分寸就行。这也说明当下这种新型的婆媳关系已经被人们所适应和接受。
没有对比就没有好坏。且看爱梨和凯子媳妇的对话：“吃了？又是给你送过来的？凯子媳妇说，今儿个炒饼。他妈送了两碗过来。又送了一趟糊汤。葱花鸡蛋汤，做得也忒腻了，渴得我嗓子冒烟儿。”“爱梨笑道，暖壶里有热水--你可真自在呀。叫老婆婆一趟一趟的，跑断了腿。凯子媳妇说，她愿意。这才哪到哪儿呀。凯子媳妇说你看人家小超媳妇，见天儿有专人伺候着，那才真是享福哩。”[1]
爱梨和喜针的儿媳妇梅子是婆婆做好饭了给打电话，而人家凯子媳妇是婆婆做好饭了给送，一趟一趟跑断了腿。就这还不是最滋润的，人家小超媳妇那才叫享福呢，见天儿有人伺候着。把这些拎到一起一看，不禁吓一跳，如今的年轻人都怎么了，竟贪婪到如此地步。长辈在晚辈面前做小伏低，晚辈越来越目无尊长，贪婪地向长辈索取，更有甚者，当长辈岁数大了，没有利用价值了，便被虐待（贵山他娘、老莲婶子、小猪他娘、乱海他爹），简直是乾坤颠倒。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
当真是喜针说的：“如今这世道！不是婆婆使媳妇，倒是媳妇使婆婆。”喜针和老莲婶子提到的“世道”二字正是症结所在，时间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风气变了。付秀莹通过对芳村婆媳关系的关注深刻揭示了在当下社会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道德文明却没有跟上，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已经被冲垮的社会现实。再往深处挖掘，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下，会形成婆媳地位大反转的情况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处于争先恐后的狂热状态。人们的物欲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前提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必然充斥人们思想。社会对事物的衡量不自觉地以实用性为标准。一个家庭中，儿子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和支柱。儿媳妇是家庭传宗接代的希望，是儿子的枕边人，是儿子必不可少的人，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存在。而婆婆已经完成了将儿子养大的使命，已经不是儿子必不可少的人，而且随着日渐衰老，最终必将成为家庭的累赘。如果单从功利角度和实用角度去看，而没有道德伦理的规范，婆婆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是附属品。这样就能解释媳妇越来越“尊贵”,婆婆越来越“卑贱”的现象了。
实在是令人悲哀，让我们想到了那个传说：“古时候有个皇帝，昏庸无能，暴虐成性。他认为：人一老了，就不能劳动了；不能劳动了，活着就成了废物；可是废物还得吃喝，这岂不是浪费粮食？！于是，他向全国发布了一道圣旨：凡六十岁不死者，一律活埋。”这种功利主义、违背人性的事情只能发生在混沌未开、愚昧的人之初阶段，然而，如今，人类文明已经积累了几千年。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却出现了颠倒乾坤、违背人性的事情，怎么不令人悲哀？也不得不感慨，付秀莹看似不经意的笔触下，揭露社会现实确实入木三分。
以亲情维系的还有姐妹关系。翠台因为娶儿媳妇需要买汽车，实在没有办法便去找妹妹素台借钱。“素台见姐姐上门，红肿着一双眼睛，便知道有事。故意地东拉西扯，不入正题。翠台看见她一脸白花花的面膜，妖精似的，摇头摆尾的样子，便恨得咬牙。有心要走，又惦念着自己的心事，也只有强颜赔笑着，尽把好听的话说给妹妹听。夸她白了，又夸她衣裳好看，那串珍珠项链，好大颗呀。
噜里噜苏说了一大筐。素台到底年纪轻，沉不住气，忍不住道，说吧，姐，多少？翠台本来就心虚，被她这么单刀直入一点破，腾地一下就把脸飞红了，半晌才道，那啥，大坡的事……人家闺女要车哩……素台说，要车，要车就给买呗。如今都兴这个。四个轱辘的，就是比俩轱辘的跑得快。翠台知道妹妹的脾气，只好软下身段，赔笑道，总不能为了一辆车，把亲事黄了。旁人我也张不开嘴，就只有再--素台笑道，看你拐弯绕圈的，白绕了二里地，真是。说着到梳妆台前，拉开抽屉，把一张卡扔过来，说这是十万，你看够不够？翠台忙说够了够了。这还不够？心里头怦怦怦怦跳着，脸上一片滚烫。”[1]
姐姐向妹妹借钱的一幕竟写得如此惊心动魄，二姐妹之间的隔阂可想而知。翠台本是姐姐，可是在妹妹面前却显得矮人三分，对妹妹极力逢迎奉承；素台虽是妹妹，却显得高人一等，明知姐姐有事相求，却要故意东拉西扯，一张卡“扔”过来，更显出了不可一世。姐妹之间经济状况的不同，造成姐妹关系的变形再看妯娌关系。翠台向妯娌香罗寻求帮忙：“香罗看着她吞吞吐吐的样子，忍不住说，嫂子有事吧？翠台仿佛吃了一惊，一颗花生豆掉在地上，骨碌碌滚远了……香罗怎么不知道翠台，最是个脸皮薄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便把话题一转，问起了大坡……看翠台说得眉飞色舞的样子，香罗有点不耐烦，便狠狠心，直截了当点破她，嫂子今儿来，是为大坡的事吧？翠台又是一惊……”[1]
这里翠台的反应跟去素台家借钱时的反应很像。翠台是个脸皮薄的人，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向本来身份和自己一样的人寻求帮助，他的“一惊”暴露了她内心的自卑，也暴露了她的勉强维持的自尊心被戳破。她的自卑来源于经济状况与对方的悬殊。也就是“金钱”改变了正常的妯娌关系。
在现代性冲击下，乡村中的父子关系也产生了变形。以增产和他的二儿子为例。增产的二儿子因为开了厂子挣下了不少钱，却在外面拈花惹草，儿媳妇哭哭啼啼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增产为此数落二儿子，但是儿子却不服气。“老二说我不过是在外头玩了玩，就不依不饶了。这都什么时代了。吓。增产说，什么时代了？什么时代也不能不讲良心，什么朝代也不能不讲礼法哪。老二笑道，我就不懂，怎么又扯到良心礼法上头了。现如今，谁不是这个样？你出去打听打听，老二说，我知道，你就是看我不顺眼。你就是看不上我。打小你就看不上我。增产说，就你这混账样儿，叫我哪一只眼能看上你？老二笑道，是呀，你满指望我也像你一样，老老实实一辈子。顿了顿，咬牙道，也窝窝囊囊一辈子。一辈子除了种地，你还会个啥？”[2]
自古以来老子教训儿子，而如今却成了儿子教训老子。父亲一家之主的地位受到挑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因素。增产老实本分，种了一辈子地，却被儿子嘲笑窝窝囊囊；儿子拈花惹草，却理直气壮，还嘲笑他爹无能，原因是在经济上儿子胜过了当爹的。可见原有的道德体系、价值体系已经受到摧残，取而代之的是金钱为王的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