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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区汉语学家对《论语》中“君子”的认识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4-05-15 共7279字
论文摘要

  如果从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汉学系开始计算,以德国汉学为代表的德语区汉学历史不过百余年。虽然建制较晚,但是德语区汉学发展迅速,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在这时已经赶上或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据波兰汉学家魏思齐的统计,德国汉学界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就数量而言仅次于美国汉学,在欧美汉学界位列第二。
  在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德语区汉学对儒家思想的偏爱显而易见。20世纪20年代之前,德语区汉学的研究甚至从未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着名汉学家佛尔克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1938)是对中国先秦至近代思想史的一次全面概括,同时也是德语区汉学第一次把儒家之外的思想学派纳入研究范围。随着上世纪东亚经济的崛起,德语区汉学家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儒家学说,他们除了关注现代新儒家、儒学与现代化等新热点,同时掀起了新一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热潮,引发新一轮的“孔子热”。正如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教授、德国当代着名汉学家莫里茨(RalfMoritz)所言:“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他站在跨越两千五百年之传统的开端,他的名字就是传统中国的符号。”
  德国当代政治学家、汉学家彼得·欧皮茨(PeterJ.Opitz)指出,《论语》虽然没有系统阐述这个概念,但是就“君子”重视何物和具体言行予以大量提示。因此,分析“君子”概念必须汇总《论语》中分散各处的内容并加以归纳整理。
  德语区研究者以《论语》中论及“君子”的语句为基本素材,不过他们没有止步于相关材料的简单罗列、比较,而是从“君子”内涵的转变、什么人能成为君子、怎样成为君子、君子的形象等方面入手,分析“君子”的内涵与特性。

  一、“君子”内涵的转变

  “君子”一词原本是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的通称,象征个人的社会地位,如“君子所其无逸”(《尚书·无逸》)、“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秦誓》)中的“君子”。随着社会变迁,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一词逐渐成为对“有德者”的称谓。《论语》里的“君子”既继承了它的原始内涵,即贵族或身居高位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道德高尚之人,而后者也是孔子赋予这个概念新的重要内涵。
  德语区研究者也注意到“君子”内涵从前儒家时代到孔子所处时代发生的变化。奥地利汉学家许赖和(HubertSchleichert)指出,“‘君子’一词原本是对贵族的称呼,这个概念在孔子那里获得了伦理学意义上的含义”。孔子不是使用“君子”概念的第一人,孔子之前的先秦文献中“君子”一词已经频繁出现;但是孔子对“君子”进行彻底改造,将“君子”变为一个具有道德内涵和意义的概念。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韩裔学者李恩贞(Eun-JeungLee)也认为是孔子改变了“君子”的内涵。她指出,孔子赋予“君子”新的内涵,“对孔子而言,只有受过教育、具备必要品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政治职务,并被称为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的德语译者一般用derEdle或者其形容词形式edel翻译这个概念。德语词汇derEdle旧指“贵族”(Adliger),后来延伸为“高尚的人”;形容词edel指“高贵的”或“高尚的”。
  derEdle一词的内涵不仅基本上能与“君子”内涵相对应,而且更加巧合的是,它也经历了类似于“君子”的词义变迁。少数情况下,译者也会选择derFürst(王侯,诸侯)或derHerrscher(君主,统治者)等其他译名,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论语·泰伯》)和“君子之德风”(《论语·颜渊》)。
  很明显,此三处“君子”均指“人君”,即统治者。虽然derEdle旧时也有“贵族”之意,但是采用不同的译名能够提醒读者注意到此“君子”(居上位者)与彼“君子”(有德者)的差异。
  与“君子”内涵变化本身相比,德语区研究者更加重视这一变化产生的影响,甚至把孔子对“君子”内涵的改造称为“孔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这一赞誉并非言过其实,“君子”内涵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的条件不再是贵族出身,而是高尚的思想和正派的行为。用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XuewuGu)的话来说,“在孔子的眼里,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划分等级失去原有的意义。君子从一个社会范畴发展为一个道德范畴,道德成为君子的新标准。”这一点也成为德语区研究者的共识。

  二、君子的“候选人”

  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对于这个问题,《论语》没有提供明确答案,德语区汉学界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德国哲学与文化历史学家左茨(VolkerZotz)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君子,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完善自我。个人通过“修己”克服随主体意识上升出现的自私自利,参与治理国家的公共事务,这就是孔子宣扬的“君子之道”。
  与左茨的观点不同,李恩贞明确指出,“孔子不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因为人有不同的类型,即孔子所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而且“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因此,孔子不会把那些智力有限、不渴望知识的人列为他的教育对象,也就是“困而不学”者,而那些“生而知之者”不需要他的教育——这两类人都超然于教育,《论语》对他们的称呼分别是“小人”和“圣人”。位于“小人”与“圣人”之间的是不具天赋、但愿意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的人,他们既有可能因为懒惰变成小人,也有能力通过不懈地努力接近圣人、成为君子。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因此,能否成为君子掌握在个人自己手中,一切取决于个人承担的责任,取决于意志、自信和个人努力,个人和个人意志是成为“君子”的关键。不过,李恩贞也指出,孔子以君子的德行为标准对所有人提出要求,“君子”既是孔子为人类树立的理想典范,也是可以达到的目标。因此,她承认孔子学说的最终目标在于促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君子”。

  三、如何成为君子

  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其出身成为君子,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君子呢?辜学武指出,成为君子并非易事,除了圣人、即天生的智者贤人,没有人天生就是君子,但是孔子相信,好学并具备学习能力的人能够成为君子。
  事实上,德语区研究者非常重视“学”对于君子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人只有通过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君子。

  (一)“学”

  《论语》即以“学”字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欧皮茨据此判断“学”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随着贵族阶层道德的衰败,贵族出身和贵族掌握的技能不再是成为君子的必然条件,这时,对学习的热爱成为君子的重要德行之一。“‘学’对于孔子而言是塑造性格的手段,是必备之条件,如若不‘学’便无法获得并长期保持君子必须具备的德行。”
  左茨肯定“学”是君子生活的主要基调,孔子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指出,在“学”的概念中,获取知识与提升道德融为一个过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学”应该从家庭与社会的言行行为开始:“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生活和学习对“君子”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省身”

  除“学”以外,《论语》中还有一个关键词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省身”。君子必须坦率地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就是“省身”或者“内省”——在这个过程中君子需要思考。实际上,“省身”(自我批评)也是君子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人的接触亦可能成为“省身”的动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至于“省身”的方法,曾参拟定了儒家“省身”的基本模式:“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重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针对“省身”,左茨特别指出需要注意的三点内容。
  其一,君子并非完美无缺。他也有欲望和嗜好,也会错误评价事物。但是君子希望自己变得更好,这个愿望使他区别于小人:“小人之过,必也文”(《论语·子张》)。重要的是改正错误的意愿,“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无论别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积极还是消极的反应,都会在成为“君子”的过程中引起“内省”。其二,“省身”不应该成为不付诸行动的借口:“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子闻之,曰:‘再,斯可亦。’”(《论语·公冶长》)第三,关于“学”和“省身”,没有适合所有人的统一模式。面对子路和冉有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论语·先进》》),孔子的回答截然相反。他没有提供一条抽象原则,而是一如往常地根据两位弟子不同的性格和情况给出不同答案。

  四、君子与政治

  (一)君子的社会政治责任意识

  辜学武指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不仅是道德完美无瑕的人,而且把恢复天下秩序视为己任。没有这样的使命意识,读书人配不上“君子”的称号。因此孔子才会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把内在修养视为目的本身,不关心君子个人道德的对外影响。辜学武指出,孔子要求君子在“修己”的同时,应当始终争取对社会、国家甚至天下施加影响。君子在“修己”的过程中应当尽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道德完善、内心强大、有社会及政治责任意识的人。
  不过左茨认为,君子不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每个人都能通过君子式的行为为社会做出贡献。因为除了作为官员治理国家,君子还可以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为政”(《论语·为政》)的方式参与政治。在春秋末期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孔子宣扬“君子”为人类理想之典范、国家与社会之支柱,因此被他的竞争对手、特别是道家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不过李恩贞指出,孔子绝非一个空想家,既没有脱离现实,也从不沉溺于个人思索;他在可能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目标,以自身为表率教育众人,为成为君子而努力。对孔子来说,君子不等同于官员,官员必须是君子,反之君子不一定必须担任职务。不过,君子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担任职务、履行义务,而且“君子与君主一起构成统治的支柱”。李恩贞从《论语》中发现担任国家官员的君子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对君主的忠诚,二是对道德的义务。
  但是,对君主的忠诚和对道德的义务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因此,君子的义务不是被动地旁观,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勇于承担责任。面对暴君、专制者,作为臣子的君子必须坚守道德准则、维持道德独立性。然而,当面劝谏会引起君主的反感,君子必须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或者退出公众生活、忍受贫寒简朴生活。
  君子具体应当如何应对暴君呢?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李恩贞在此分析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她指出,孔子思想与道家、法家形成鲜明对比。
  在欧洲语言中,道家代表无政府主义,它从根本上反对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因此道家很难发展出政治学说和国家学说;法家则要求臣民单方面服从君主,导致自我认识和自我调节的空间愈加狭小,政治必然走进死胡同。与法家相反,孔子主动接纳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但是始终与现实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在《论语》中孔子严厉谴责“无道”的诸侯,但他更多表达出帮助诸侯治理国家、实现“仁”的愿望。即使孔子把他所处的时代看作是“无道”的时代,他也从未失去拯救国家的信念,而且他对自己的政治思想充满信心:“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

    (二)君子的治国措施

  孔子在很多地方谈到,治国是君子的责任。那么,君子治国究竟有哪些措施?或者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呢?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认为治国的首要目标是增加人口。弟子提出“既庶焉,又何加焉”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富之”(《论语·子路》),对于弟子“既富焉,又何加焉”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教之”(《论语·子路》)。
  李恩贞认为,“教育人民的最佳途径是统治者通过个人修养为人民树立榜样,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在《论语》中有如下表述: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统治者必须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统治是否合法最终由人民做出判断。如果统治者正确行使职能,那么“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为了维持统治,治理国家不可避免带有强制性,但是,集体的成员即人民自愿参与治理国家,无疑是最理想的治国模式。
  李恩贞指出,即使孔子从未表示支持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也不一定相信人民具有政治判断力,但是对他来说,政治集体是一个和家庭一样的整体,与家庭适用同样的原则。家庭建立在成员互相信任、积极协作的基础上,因此,政治集体中的被统治者也不应该是禁令、惩罚的对象。

  五、君子的多种形象

  德语区研究者对《论语》中的“君子”进行解读时,特别注意到“君子”与《论语》其他核心概念、重要思想的关系。对此,佛尔克的观点尤为精辟:“君子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角色,与其他一切都有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君子”既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人们了解孔子思想的窗口。
  左茨强调,君子保持着人类的各种情感,比如爱和恨,但是他把感情转化为对“仁”的追求。
  当子贡问孔子:“君子也有厌恶的事情吗?”孔子回答道:“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此外,君子的贫富观也是他内心强大的重要因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过,左茨补充指出,在条件允许或场合要求的情况下,君子也会穿着华丽的长袍。

  (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指出,孔子赋予了“君子”具体形象〔25〕,更准确的说,是通过子贡之口赋予君子具体的形象。当棘子成提出,事物不取决于形式而取决于本质,子贡打了一个比方反驳他的观点:“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意思是去掉毛的虎豹的皮革和去掉毛的犬羊的皮革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本质与外在形式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史怀哲认为,孔子按照这个原则塑造出他心目中的“君子”形象,那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述而》)。

  (二)君子与“乐”

  德语区的研究者尤其关注君子和“乐”的关系。辜学武指出,音乐是君子生命的主题。
  《论语》里面关于“乐”的言论比比皆是,孔子本人也非常喜爱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除了欣赏音乐,孔子以认真的态度和巨大的热情学习音乐与诗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孔子精通音律,他的评价精准而富于美感。他赞美《关雎》是一件艺术珍品:“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把《韶》与《武》进行细致对比,体现出高超的音乐鉴赏力:“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偏爱淳朴的音乐,厌恶放纵的音乐。对此,孔子曾明确指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他试图把音乐与人的性格联系起来。很明显,“利口之覆邦家者”与“郑声之乱雅乐”在孔子那里可以相提并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的不良性格与轻佻音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他将二者相提并论,明显表现出他对放纵轻佻的音乐会给人的性格带来不利影响的担忧。
  因此,孔子致力于研究“庄重”的音乐,因为在这类音乐中他发现对“君子”道德完善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辜学武由此判断音乐在儒家道德学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意义,并指出,“孔子在音乐和人的内在修养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那么,音乐如何对君子的人格修养产生影响呢?
  按照孔子的说法,音乐具有一种力量,可以巩固人的内在本质。因此《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对于不通音律之人,孔子不承认他是君子。一日,子路在孔子门前弹琴,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弟子们因此看不起子路。孔子解释道:“由也升堂也,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孔子不满意子路弹奏的乐曲,因此评价他学问还不够精深。辜学武认为,这段记载表明,在孔子的观念里,缺乏音乐才能表示此人尚不具备道德意识。一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凭借个人努力便可以实现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肯定音乐是道德修养的工具。
  由此,孔子间接、无意识地承认,“尽管君子内心坚强,也需要外界帮助以完善道德修养”。

  六、结语

  “君子”在《论语》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论语》开篇就提到“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而且“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107次,出现次数仅次于“仁”。
  纵观德语区汉学界对《论语》中“君子”的解读与研究,我们发现,研究者将《论语》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君子”放在这个有机体中进行考察。他们没有局限于涉及“君子”章句的分类、组合,或是某一句话的辨析,而是从“君子”与“学”、“省身”、“乐”等《论语》其他重要概念的联系入手分析“君子”的内涵与特征。不过毋庸讳言,虽然研究者也关注“君子”的多种形象,但是他们主要把“君子”视为孔子政治思想的代言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君子”的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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