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可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绿色转型。模型（1）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的符号分别为负号和正号，并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着。这说明环境规制的逐步加大将使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指数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当环境规制越过一定的拐点时才能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效应。模型（2）表明环境规制的增大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ER×ET的系数显着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和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从而有利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因此，模型（1）和模型（2）相结合揭示出，在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技术创新补偿效应”小于“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工业企业可能将绿色技术研发的部分资金用于工业污染治理，进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效应而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只有当环境规制增强到一定水平后，“技术创新补偿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并明显超过“治污技术进步效应”,从而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
通过计算“U”形走势的拐点值可揭示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非线性影响效应的突变点。本文 计 算 出 的 拐 点 值 为 环 境 规 制 指 数0.03405,若 现 有 的 环 境 规 制 指 数 低 于0.03405,则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反之若现有环境规制指数大于0.03405,则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根据本文测算得到的环境规制指数，发现只有浙江、江苏、辽宁、山东、福建和重庆等几个地区成功跨越了该拐点值，其他地区则还未跨越该拐点值。本文的结论与张成等（2011）和蒋伏心等（2013）的研究一致，但这些文献对环境规制的衡量都过于简单，本文构建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可较为全面地反映环境规制水平高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更稳健。
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效应的检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符号虽仍为负号和正号，但却在5%的水平上不显着，这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并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变化趋势。而且模型（4）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难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模型（5）中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着为负而二次项系数显着为正，而且模型（6）中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符号显着为正，这都表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有利于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同时其作用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拐点值约为0.0014,本文测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年份和地区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大于0.0014,说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可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将成为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有待扩展。尽管模型（7）中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着为负和正，但在5%的水平上却不显着，这说明工业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仍比较淡薄。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计算得到相应的拐点值约为0.0079,且只有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和海南等成功跨越了该拐点值，其他地区则均未实现跨越。模型（8）中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在5%的水平上均显着为正，这说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以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以此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尽管其应用范围仍有待扩展，但仍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激励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与马富萍等（2011）及李斌和彭星（2013）的研究一致，但本文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更为全面。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在所有模型中均显着为正，这表明地区的经济、教育和科技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可能会制约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未能成功跨越拐点值，即使环境规制强度适当、环境规制形式合理，仍可能无法对绿色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明显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但能源结构未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显着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能源仍以煤炭为主，对天然气的开采和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能源结构不甚合理，这必然会增加工业污染排放，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市场化程度变量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也不显着，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资源价格定价和要素分配利用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能源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工业绿色转型。
（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鉴于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均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及科技创新水平方面差异较大，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别，本文还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尽管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方面有所差别，但两者仍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并均与东部地区差异较大，因此本文将中部地区6个省份与西部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合并为中西部地区。 ①
1.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1）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着为正，而二次项系数却显着为负，这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非线性影响，只有跨越环境规制的拐点才能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的拐点值为0.04453,跨越拐点值后才能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模型（2）中环境规制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系数为正且显着，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有差别。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仍不显着，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则表现出先抑制后激励的影响，并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不过在统计上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更为显着。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拐点值分别为0.0075和0.0079,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和海南已成功跨越拐点值，东部地区其他省区则相对比较接近。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根源在于东部地区本身的优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较高，人们对环境质量和清洁生产的要求相对较高，可跨越清洁技术吸收所需的拐点。若设定相对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形式，则必定可以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并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2.中西部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模型（1）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着为负，但平方项却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不再存在非线性影响，而且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有着负面的影响效应。模型（2）中ER×ET的系数显着为负，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抑制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差异显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保持一致，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均具有负面影响效应，不再表现为非线性效应。尽管其他两种环境规制均有利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但中西部地区的激励效应却并不显着，也未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与中西部地区的客观条件有关。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增长仍是首要任务，同时也缺乏资金推进节能减排，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和环保意识也不高，更重要的是难以跨越技术吸收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门槛，因此，即便环境规制增强也难以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