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启迪(2)

　　2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动态
　　
　　2.1 主要研究方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可持续性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数量增长和空间扩大所带来的环境可持续性、提高能源和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灾难复原力、解决贫民窟的物资匮乏问题、确保居民享有廉价能源和基本服务、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等。
　　
　　2.1.1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可持续性研究
　　
　　由于资本和市场具有逐利性，所以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增长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城市的就业制度、家庭和人口结构、社会福利等是引起城市社会极化、产生不公平的主要原因[5],并由此引发贫困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城市犯罪率则和区域人口的收入、种族、家庭不完整比、社区稳定性等密切相关[6-7].贫困和犯罪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严重阻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8].
　　
　　虽然经济增长能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和犯罪等问题，但社会不公平成为城市追求效率的发展过程的衍生品。这种不公平存在于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并在城市空间结构中有所体现。John F. K早在1968年就指出西方城市存在强烈的空间失配现象[8],认为城市的居住隔离和郊区化，尤其是富人阶层居住和就业的郊区化，造成了城市社会不公平，即内城低劳动技能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和黑人）面临失业、低收入和通勤时间长等问题。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的差异不但造成城市居民在健康状况和寿命方面的差异，而且拉大了城市地区居民的贫富差距。虽然在1969-2009年间，美国大都市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率都在不断下降，但下降幅度间的差距却不断扩大，不均衡的医疗设施分布及一些社会原因，让心脏病、意外伤害、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中风和自杀成为乡村地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而死亡率的差异进一步造成富人阶级和穷人阶层在数量和资本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9].
　　
　　由此可见，社会的不公平不仅与收入分配不均息息相关，而且与人口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密切相关。居住位置对居民生活中的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供给、生存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生活的便捷性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有显着影响。很多学者发现城市中超市和商品的可获取性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间存在显着差异，并通过对城市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揭示贫富差距和不均衡的城市商业设施布局对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例如，Shannon等对美国底特律城市居民的购物行为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普遍在距离居住地3英里以内的超市或者杂货店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有31%的居民的购物半径为1英里，22%的居民在距离居住地5英里外的地区购物。远距离购物者中，年轻人、非洲裔美国人、单身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和不满意本社区食品环境的人，主动选择远距离购物，而贫困率较高的社区，由于通常缺乏大型超市，所以其居民被迫到很远的地方进行采购，收入水平处于社会最低水平的居民（与种族无关），在购物方面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公平待遇[10].Mc Kenzie对波特兰俄勒冈州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城市贫困区的居民在日常购物活动中承受着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他们必须花费更高的通勤成本（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到超市购物。购物，尤其是获取健康食品难易程度的差别，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态、加剧居民身体健康水平间的差异，从而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城市政府有义务，通过城市规划引导商业设施合理布局，以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在购物方面的不公平性，增强低收入人口获取健康食品的能力[11].
　　
　　一些研究认为城市用地规模扩张有助于缓解城市居民的居住不公平问题，因为城市扩张可以提供更多的土地，降低住房的稀缺性，缩小城市人口住房购买力的差距，从而缓解城市中的居住隔离现象[12-13].但是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Ragu-sett J M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美国城市中少数民族（黑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住房购买情况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对亚裔居民而言，城市扩张和住房消费间甚至没有显着的关系[14].在欧洲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国家，住房补贴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城市的居住不公平和社会隔离的作用，但政策的结果和预定目标间的差距通常相去甚远，这一问题在对荷兰、瑞典和挪威的研究中都有表现[15-17].所以，福利政策也许并不是解决城市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社会公平性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使被边缘化的人们重新加入主流社会。
　　
　　以上研究表明，城市不公平性在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并与城市的经济增长及空间结构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所以探讨城市的社会公平性需要根据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具体特点区别对待。
　　
　　2.1.2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可持续性研究
　　
　　城市发展也在考验着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性。资源和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保护、效用最大化和循环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19].随着城市的快速增长，全球很多城市的生态系统已经走上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解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迫在眉睫。
　　
　　Pearce全面阐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主张针对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起飞、膨胀、顶峰、下降、低谷）所面临的不同环境问题制定环境政策，并特别强调环境规划和土地规划对控制城市资源环境恶化的作用[20].此外，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对城市资源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受其价值观影响，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居民必须放弃传统的消费观念，以保障资源在代内和代际间的公平分配[18]. 清洁能源、循环利用、低碳消费等新的生活方式受到推崇，这些方面的政策性研究也力图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约束城市居民的个体行为，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1].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自然灾害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日益严重。灾害风险评估将对自然灾害与脆弱性的研究联系起来[22],以社区为单位的风险评估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23].一些学者意识到让居民参与在社区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性，提倡用社区居民、专家和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人员共同参与的评价过程，取代单纯的专家评估和模型评估[24].一些学者强调当地知识在风险评估中的重要作用，Phong T等人以越南某社区为例，探讨了利用当地知识和GIS技术进行洪水风险制图的方法与意义[25].政府层也充分意识到自然灾害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展开社区灾害评估的实践工作，如在联合国开发署的帮助下，孟加拉国粮食与灾害管理部制定了“社区风险评估和降低风险行动计划”;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开发了HAZUS-MH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用于分析社区由洪水、飓风或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损失和风险[26].
　　
　　2.1.3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研究
　　
　　城市增长提升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引发了人类发展和环境系统间在需求和供给方面的矛盾。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城市生态环境时刻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为居民提供包括生物多样性、初级生产力、气候调节、养分供给、消除污染、散热、美学和精神调节在内的生态服务产品[27-28],支持着人类的生命活动，为人类生存创造福利[29].
　　
　　据估计，每年全球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在33万亿美元以上，但快速和不合理的城市化过程强烈干扰了生态系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化，城市生态问题却日益突出[30].城市生态服务系统功能退化表现为景观上的生境破碎化和小尺度范围内的物种结构明显变化，城市生态系统正在经历丧失生物多样性和功能退化的过程[31],造成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下降。
　　
　　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需要考虑如何战略性地开发生态资源并通过可持续的管理手段，满足城市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要。实现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理解城市生态系统和居民间的关系[32-33],这就需要将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管理决策，特别是人类密集活动的城市区域[28-29].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性，例如，Phearson通过对纽约的实证研究发现，东哈莱姆、南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是城市中生态服务系统供给力低（如低密度绿色空间），但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高（如高人口密度）的典型重叠区[34].
　　
　　近年来，为使居民持续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保障，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广泛关注。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人与生物圈计划发布的生态城市规划报告中提出（1984年），并迅速在欧美地区流行，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工作。它强调通过加强对城市绿化用地、湿地、林业和农业用地、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从而提高城市居民的福利[35].此外，还出现了与网络生态廊道、绿色通道、环境廊道、生态网络等与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的理念[36-37].例如，Aminzadeh等尝试将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生态网络规划中，认为其有助于在保留自然景观的同时，实现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物理结构、生态系统的平衡，并以德黑兰大都市区为例，构建了斑块-廊道-基质模型，通过对其空间结构和景观类型的研究，提出一条从土地利用出发，通过功能和结构调整，改善城市生态网络，实现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