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杜威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2)

　　三。
　　
　　讨论至此，该对为何研究杜威给出一种参考答案了。从之前的论述看，好像明显偏向蔡元培、陶行知这两位前辈。的确如此，之前论述是曾刻意强调，就为何研究杜威而言，两位前辈曾给后世教育学人留下了很好的理由，而且两人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归纳起来便是先捕捉杜威的某一重要教育理论，然后以之照亮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蔡先生），或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修正杜威的教育理论（陶先生）。对当代试图研究杜威的国内教育学者而言，无论考量理论价值，还是为告慰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这都是值得做的事情，而且从技术上掌握两位前辈的框架也没多少困难。总之，按蔡、陶两位先生的意思做杜威研究，不仅值得做，做起来也不难。
　　
　　只是今天做起来，还需留意两位前辈所处的“历史语境”.经由一系列的运作，杜威被当时教育界主流势力认为是最能代表“先进”的西方教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先进”水平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两位前辈及胡适等主流都想拯救被西方逼入冷宫、难以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呢？教育界主流势力是谁，他们还会认为杜威是最“先进”的教育或文明榜样，还会为传统文化被西方种种新文化压制得难有生机感到焦虑吗？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倘若教育界主流势力对于杜威教育命题以及孔子、朱熹或戴震等人留下的中国传统文化都不感兴趣，则按两位前辈的意思书写再多论文，恐怕都只能是自言自语。
　　
　　不过，这里仍有理由说，即便今天早已“过时”了，杜威依旧值得研究，只是无需重复三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兴起的杜威研究（即深入解读杜威教育理论本身的种种内涵），而不妨尝试跳出杜威的那些理论，直接向杜威这个人学习。杜威这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候，觉得应该有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机制来应对美国社会巨变，他即因此写出了诸多教育理论着作。即如民国时那两本最被国内教育学界看重的着作，便都是如此用意。
　　
　　先看 1900 年公开出版的《学校与社会》，杜威开篇便直言：“我们总习惯于从个体的角度（individualistic standpoint）看待学校，……于是我们最关心的是每个孩子的进步，他的生理发育，他的读写算能力有没有提高，他的地理、历史知识有无增长，……然而我们应该扩大视野”,亦即“将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socialism）融为一体”.由此，杜威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基本观点：“无论我们何时想起要在教育领域发起一场新运动，都必须特别注意采用更广阔或社会的视野”[15].
　　
　　再看 1916 年发行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在前言中同样明确交代，此书包含一种努力，即它试图“探讨、阐明民主社会理想，并将这一理想用于分析整个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由此可见，为弄清变革中的美国社会，未来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杜威至少持续探索了 16 年。这正是杜威值得学习的不凡之处，虽然他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只注意到“科学领域的实验方法、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和工业重组（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16 ]在今天看来未免太留于社会变迁的表面，乃至不像马克思曾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中后期德法英等国社会变动的深层动力结构，但当时可利用的社会知识积累实在有限（第一个社会学系也不过是在 1892 年成立于芝加哥大学），杜威在认识社会变迁这一点上也算是尽了力。
　　
　　这样一个以“十年磨一剑”的心志思索美国剧烈社会变迁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的教育学家或哲学家，显然值得留意。由此，关于为何研究杜威，或者《民主主义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等巨着为何仍值得重视，便多了一种理由。这理由便是，杜威及其着作可以激励当代中国教育学者也去深入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社会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思索当代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相比于陶行知、蔡元培等提倡的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激活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像杜威研究美国社会变迁及教育改革那样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及其需要的教育，对当代中国教育学者来说或许是一项更紧要的任务。认可这一点，并努力下去，便是在发展既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又能优化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中国教育学。
　　
　　由此又想起，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教育理论本土化重新提起时，吴钢教授曾宣称“教育学的终结”,其意思是说中国教育学自 80 年代重建以来，主要是靠对赫尔巴特、卢梭、涂尔干、杜威等欧美教育学家的教育理论着作做碎片式的解读这一方式来从事理论生产，而没有像赫尔巴特等现代教育学家那样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以及现代社会变迁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改革。[17]然而吴钢的反思并未对教育理论产生多少实质改变。之后教育理论界又兴起强劲的“政策”转向，而且主要从美国联邦政府、OECD、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及组织的教育改革政策入手，将此前以欧美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的理论生产模式，变为以西方权威教育政策为基础，教育学者的核心学术使命也因此由超越赫尔巴特或杜威，生产本土教育理论，变成尽快将西方最新的教育改革政策搬到中国来。
　　
　　按杜威、赫尔巴特、涂尔干等现代教育理论家以及陶行知、梁漱溟等本国前辈教育家的探索实践，要想生产本土教育理论，需对本土社会及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有相当的了解。可当前诸多教育学者（包括笔者在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认识变化太快的本土社会，尤其陶行知那一代前辈特别关注的平民及乡村社会---视之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更是缺乏深入了解，如此远离本土社会及教育现实，何以能生产中国教育学？说到这，自然又会想起，杜威自从受到女友艾丽丝激励，眼界由堆满黑格尔、康德着作的书斋转向火热的美国社会现实起，便一直探索变迁剧烈的美国社会及其教育改革需要。希望重读杜威有助于将本国教育理论界的视野引向近三十年变化同样剧烈的中国本土社会，然后争取以比杜威更深入的方式认识中国本土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本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
　　
　　参考文献：　　
　　[1][7]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1（2）：130-169.　　
　　[2]陶行知。致胡适[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上）[C].北京：中华书局。1979:29.　　
　　[3]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上）[C].北京：中华书局。1979:47.　　
　　[4]朱泽甫。陶行知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21.　　
　　[5]陈文彬。 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J].书屋，2006:7.沈松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A].周策纵，等。胡适与近代中国[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131-168.　　
　　[6]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78.　　
　　[8]蔡元培。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A].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349-350.　　
　　[9]Sperber, J.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M]. New York: Norton,2013.　　
　　[10]涂诗万。行行重行行：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中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2）：116-124.　　
　　[11]赵祥麟。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教育思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　　
　　[12]俞鹏飞，等。审美经验---杜威实用主义美学视域下的体育美学探析[J].体育科学，2016（5）：85-90.　　
　　[13]Shook,J.R. Dewey's Social Philosophy: Democracy as Educa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2012.　
　　[14]Garrison,J. et al. 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andRecontextualization forOur Times[M].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2014.　　
　　[15]Dewey, J. The School and the Societ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3-4.　　
　　[16]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v.　　
　　[17]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J].教育研究，1995（7）：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