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杜威教育思想论文第五篇：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摘要：杜威的教育思想,可主要概括为“教育即生活”的本体论、“学校即社会”的价值论、“从做中学”的认识论等。这些思想,曾经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其时代价值。杜威教育思想启示我们今日之教育改革,仍要坚持“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要建立在儿童的经验和认知基础之上;学生要在“做”的过程中,感悟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研究性学习”“研学旅行”等教育活动,是达成教育目标的良好渠道;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养成健全的人格,从而适应社会对教育发展的需要,对学生成长的需要,促进其全面发展。

　　关键词：杜威; 教育思想; 价值;

　　A Re-examination of the Value of Dewey’s Educational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Chen Yinzheng

　　Institute of College Culture, and School History,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Dewey's educational thought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ontological “school education being life”, the axiological “school being society”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learning by doing”. This thought onc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still has its values at present. It enlightens that today's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still “take the children as the center”, and make sure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children's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students should cogn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social practice in doing, and tak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research-based learning”, “research travel” as good channels to achieve educational goals.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a sound personality in practic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the growth of students, and to promote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对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之一, 实用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美国教育理论和实践, 引领了教育改革的前沿思潮。杜威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 对教育本质、 教育与社会、 教育目的、 教学、 课程、 德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给后代留有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实践空间, 对推动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

　　杜威的教育思想还传播到全球许多地方, 并且改变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路径。杜威先生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来华学术交流, 其间讲演200余场。 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 做中学等理念, 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 他的教育专着“《民本主义与教育》更是成为师范院校教育系科的教科书和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2]。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的文章中曾提出: “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 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3]

　　一、 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杜威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 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 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教育即生活”的本体论、 “学校即社会”的价值论、 “从做中学”的认识论这三大基本原则。 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等着作中, 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思想, 并系统化为“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可以说, “杜威的教育学是‘民主教育学’, 他通过实验主义的、 民主主义的方法论, 促进教育知识的增长、 传播和有效应用”[4]。

　　首先, 杜威教育思想的首要内容是“教育即生活”, 这是他教育哲学思想的根本信条, 也是其平民主义教育的精髓所在。杜威提出: “教育就是儿童眼前生活的过程, 生活本身就是教育。”“教育的实施即寓于实际生活之中, 不是离开实际的生活而施教育, 教育要与受教育者之实际生活的需要相适应。”[5]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教育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并结合儿童的生活经验, 并使之成为最为重要的学习资源, 从而让儿童能够深入地理解学习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准备条件, 从而让儿童对学习充满主动性和积极性。杜威同时强调: “教育不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而是儿童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桥梁。在教育过程中要以儿童为中心, 尊重其兴趣与爱好, 促进其全面健康的发展, 而不是将成人的意志强加给儿童, 忽视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6]

　　其次, 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杜威认为: “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 是要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 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是要使学校生活真正是社会生活, 这样看来, 民众求学的主旨, 就是求生活的道理, 这是真正的目的。至于文学等原不过用作工具, 他们把它当作机械看罢了”1。 杜威把学校看成现实社会的缩小版, 而不是与世隔绝的鸟笼。学校必须像儿童生活的现实社会那样, 把活生生的、 现实的社会活动引入学校, 从而让儿童在学校中积累社会生活的经验, 并为将来促进社会发展做好准备。“杜威认为学校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机构。由于教育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学校就是一种社区生活, 在这里各类机构可以合作并最有效地为儿童提供分享本民族传承下来的文化和资源的机会, 并且帮助儿童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目标。”[7]

　　再次, 杜威推崇“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杜威反对传统的学校教育中忽视儿童的价值与存在, 压抑儿童个性的教育模式; 反对以成人的价值观为标准, 从而抹杀儿童的尊严与权利。主张学校教育应该立足于儿童的生活实践, 充分考虑他们的兴趣爱好, 提供与他们的认知规律相一致的实践活动, 逐步积累经验并获得成长。“注重行动, 加强知与行、 理论同实际的联系, 反对死读书本、 手脑两分。”[8]在儿童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从而提升其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杜威上述教育思想的本质, 在于其教育理念以儿童、 经验、 活动为中心, 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以教师、 教材、 课堂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杜威的这些教育观点, 伴随着他在中国期间的讲学而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应用, 他的思想“从学术研究、 理论学习到学制借鉴和实践办学, 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 其涉及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之深, 令人叹为观止”[9]。

　　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但曾经对世界教育思潮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教育改革和迅速发展的今天, 杜威的教育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并能够继续发挥其时代价值, 甚至可以说,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追求有所契合”[10]。

　　二、 “以儿童为中心”的时代价值

　　杜威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主张教育最终是要促进儿童的成长, 应该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中心, 教学应该以学生的活动为中心, 教育的目的在于适应儿童的个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公民, 从而通过个体的发展, 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一思想颠覆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打破了教师和课堂教学对传统教育的统治地位, 教师的作用也从教学的中心转移到促进儿童的发展上来。

　　杜威的这一教育思想, 在其学生陶行知、 郭秉文、 陈鹤琴、 蒋梦麟、 张伯苓等人的实践之下, 逐渐被中国教育界所接受。他们“主张培养儿童的个性, 尊重他们的兴趣; 强调平等的教育思想, 提出教育要为民主制度奠定良好民智基础的观念; 十分重视教育的实践性。他们吸收并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 努力谋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之路”[11]。 余家菊在其《教育原理》一书中也提出: “教育之对象为被教育者。教育者首要事务即为被教育者了解, 不能了解儿童即无合理教育之可能。”[12]

　　杜威这一教育思想, 对今日中国之教育改革, 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过程中,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体系正在逐渐被打破, 随之而来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 双方共同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 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师生关系。新型的师生关系倡导学生按照自己的经验与兴趣发展, 从而培养其独立思考等创新能力。教师是学习群体中的一员, 而且是经验更为丰富、 更成熟的引导者, 他能够带领团队朝着预设的目标前进。“以儿童为中心”并不是一味地倡导解放学生的天性, 使学生在没有任何引导和帮助的环境下成长, 教师仍需发挥其对学生的指导责任。

　　其次是丰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新的课程体系开设了较多的促进学生接触社会的课程, 例如综合实践活动、 品德与社会等等, 在语文、 数学等传统课程中, 也增加了大量的与儿童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教学内容, 从而将理论与儿童的实践结合起来。

　　再次是学生成为学校教学的中心。课程目标经历了由“注重基础知识, 到注重基础知识与技能并重, 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与道德意识”[13]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赋予学生学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倡导学生积极思想、 乐于探究、 勤于动手的学习方式, 在设立必修课程的同时设立选修课程, 从而提升其综合能力, 这些改革都是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三、 “从做中学”到“研学旅行”

　　“从做中学”是杜威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教学方法论。杜威认为学生经验形成于教学活动之中, “从做中学”其本质上是“从经验中学”, 而这里的“经验”又有“主动经验”和“被动经验”之分: “主动经验”是指学生在学习之前所具有的社会经验, 能够激发其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被动经验”是指学生经历了学习过程之后, 会获得有意义的反省经验, 从而促进其思维的成长。“经验”的获得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有意识地使用各种材料和工具, 以及获得的各种技巧, 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 从而达到学习目标的过程。“从做中学”允许不同的学生自由地去探索、 尝试, 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获得成长, 从而实现了让学生在有兴趣的活动中去学习。

　　杜威认为, 教育过程不能单纯地传授知识, 教育应该成为学生生活的过程, 从生活和经验中成长, 而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教育要做的, 就是为学生的成长做好充足的准备, 提供必要的条件, 并以儿童的实践活动为中心, 在他们亲自实践、 动手实验的基础上, 加深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从而锻炼和培养其思维能力。杜威反对那种压抑儿童的天性, 忽视儿童的存在, 不理解儿童重要意义的教育, 这一教育思想,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 学生仅仅学习书本知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知识和技能是学习所获得的结果, 而思维过程的成长对于学生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学生以主人翁的态度, 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 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 我国教育照搬苏联教育改革的做法, 以知识的传授为主, 过分强调机械训练、 死记硬背、 偏难繁杂的考试考查, 把学生思维探索的过程变成了机械记忆的过程, 生硬地割裂了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当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真实的问题之后, 却不能快速唤起知识与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 不能将所学用于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最终造成了“死读书”“书呆子”的现象。杜威的教育思想, 强调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杜威主张课程与教材既要与儿童相联系, 又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课程, 才能为学生所学, 为学生所用, 让学生更容易把握所学知识, 更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14]。

　　当前的教育改革所倡导的“研究性学习”“研学旅行”等教育形式, 其核心都是加强教学内容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将学生的生活经验变成学习的内容与认知的基础, 让学生在“真实的世界”中学习, 从而培养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一教育思想可以认为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研学旅行“等教育形式, 为学生提供了充分地与社会接触的机会, 改变了被动式、 接受式的学习方式, 强调让学生在鲜活的场景中去学习, 从而培养其提出问题的意识、 分析问题的思维、 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在此过程中养成勇于尝试、 敢于面对挫折的态度, 以及与人合作、 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这都与传统的教育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于教师而言, 面对“研学旅行”这种新的教育方式, 要充分认识到教育价值理念的转变, 教师自身角色的转变, 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而教师深入研讨和学习杜威的教育思想, 无疑对适应这一转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注重健全人格的养成教育

　　长期以来, 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之所以受到一些诟病, 这主要是由于在现实中教育还没有能彻底地把学生的全面成长作为目的。

　　基础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务, 是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教育, 发挥教育促进青少年道德养成的作用, 培养健全人格。教育的目的是创设一种适合儿童成长的教育环境, 而不是挑选适合教育的儿童。杜威认为: “道德教育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学生探究的过程, 强调发挥学生探究的能力, 帮助他们去探索去创造。”[15]他的学生陈鹤琴、 陶行知在实践中分别创建了“活教育”“生活教育”的德育模式, “极力主张做人的良好习惯与技能应从小培养, 强调在德育实践中着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德育过程中, 学生应该是中心, 教师要以探究、 讨论的方法, 充分尊重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性,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与权利, 满足学生内在的德育需求”[15]。

　　杜威提出, “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目的”, 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是养成健全人格的关键所在。而道德教育的良好途径, 是让儿童在活动中逐渐培养道德品质, 在智力教育中潜移默化地达成德育目标。“中国的家庭和学校, 强调让儿童熟记很多规则和标准, 并通过严格的奖惩保证其行为中规中矩。由于这些规则和标准不是通过锻炼内化为自觉的习惯, 往往是迫于压力, 因而很难经得起实践的检验。”[16]可以说, 道德的形成过程与教育过程是统一的, 把二者结合起来, 特别是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无疑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

　　杜威教育思想启示我们, 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应该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让他们在实践中领悟道德品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从生活中学习, 通过积累经验获得成长, 在“做”中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和优秀品质。 我们要尊重其兴趣和爱好, 促进其健康发展, 而不能仅仅通过背诵教条来规范其行为, 更不能忽视儿童的内在需求与接受能力, 限制了其成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和家长应该积极地创造条件, 为儿童的社会实践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让他们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不断发展, 逐步成长, 循序渐进养成健全人格, 从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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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袁媛.试析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借鉴[J].中国成人教育,2016(21):93-94.

　　[16] 翁路英.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可借鉴性[J].教书育人,2009(6):9-10.

　　注释

　　1《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版(复印本),晨报社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