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毛泽东建军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建军初期，毛泽东为建设一支属于人民的强大军队，充分地吸收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第一次大革命由于放弃军队和武装斗争领导权，而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揭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泽东积极投身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并不断排除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成功地进行了将以农民为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建设成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创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军队建设理论。
第一节 把握中国革命主要矛盾，构建人民战争理论体系
一、正确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确立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立足中国农村实际，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辩证地分析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生存处境。是“人民群众”这一思想概念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拘泥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将发动与领导工人运动当作革命的主要方式，忽视研究与指导农民运动。
1925 年末到 1927 年初，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公开发表的刊物中，首次将马克思理论、实践家着作中的理论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和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倡组织农民与武装农民，对于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构成了其日后建立人民军队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充分认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又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民斗争的性质，提出了领导农民建立政权，参加武装斗争的方法。他指出了当时中国的农民运动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关系。据此，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最终采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武装农民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肯定。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认识不仅是其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更是他建设人民军队，组织人民战争思想的逻辑起点。在经历无数次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之后，他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统称为农民战争。中国武装斗争必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针口号也都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
二、辩证分析影响战争胜利因素，构建完备的人民战争理论体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认知衡量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能发挥作用，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点和出发点。1919 年 7 月，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着名社论《湘江评论》上出刊发表。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论述了民众联合所产生强大力量的理论。从“小联合到大联合”的指导思想到具体的组织民众，在他领导的人民群众所进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这种认识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对于人民群众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做过许多深刻的辩证论述，而且最充分地肯定了民众力量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倡导在革命中将民力与军力相结合，用民众的力量配合军队武装力量，使军队武装在战争中能与群众力量相互配合、相互依靠。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样一个鲜明而振奋的口号。他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并提出了“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民众的组织程度与参与、自觉投身民族战争的觉悟程度是关键因素。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辩证唯物法的基础之上，是在充分认识与肯定了“人”的基础上发现了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以军事力量与民众力量相结合为基本特征，要求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去战胜敌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要构成部分。如果革命战争不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不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不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引导与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战争，并且不在以农民为核心基础上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的无产阶级将很难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正是在把握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苦大众，并辩证认识和深刻分析了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力量，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产物。
第二节 把握战争规律，发动人民战争
一、辩证分析具体国情，找准人民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不仅论述了在中国实行人民战争的可能性，更十分自信地强调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在论述“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这一特点中，毛泽东列举了若干个不平衡的状态，他指出，这些“同时存在”反映着中国社会基本的政治特征、经济特征以及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基本特点，从而进一步地反映出在中国实行人民战争的基本条件。
虽然在英、美、法、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然而在农村相对独立于城市的中国，却有这种可能。中国的农村相对独立于城市，也是反革命统治鞭长莫及，相对薄弱的地区，这就为革命军队长期割据乡村，发动人民战争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经济条件。
毛泽东曾辩证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分散与弱小，使得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长过程中都处于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按照变化着的战场情况，关照全局，讲究整体性、把握全局性。不在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局部战场得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用灵活机动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进行作战。运用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中国地缘广大、回旋余地广阔的特点，就为人民战争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分析，明确阐发了在中国的武装斗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革命战争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存在与发展，才能逐步积蓄革命力量转化敌我强弱之势，最终战胜敌人。因此，人民战争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且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人民战争思想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只是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斗争形式，更是毛泽东在军事领域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完美对接的辉煌篇章。
二、辩证分析敌我力量，发动人民战争
纵观中国革命的战争史，就是一部我军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史。然而，战争的一般规律就是强大胜弱小，因为战争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力量的竞赛，力量较强的一方最终将战胜力量较弱的一方。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具有比敌人更强大的战争力量。因此，寻找不断生成的战争力量，充分调动和运用社会其他力量来弥补军力和经济力的不足，是战争指导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曾经无视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无视革命力量的积蓄与准备，在军事领导中一味地主张进攻，使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初期阶段隐伏着严重的危机。他们一味追求正规作战方式、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使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蒙受了一次次严重的损失，直至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
毛泽东充分细致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经历的各个时期、各个战役的经验，因此，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体脉络有了比较系统的认知。他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继而深刻揭示了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总形势是敌强我弱。他认识到与国民党的军队相对照，红军是弱小的。此外，红军数量少，武器装备差，物资供应困难。凡此种种，构成了敌我力量的绝大差异，毛泽东说：“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正是基于毛泽东论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尖锐”,所以红军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所采用的作战方式就不能和一般战争一样采取相同的形式。正如毛泽东所发现的规律，在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时候贸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然招致严重的1②首先，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与曲折性，实际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再者，战争本来就是一个力量强弱的转化过程，中国的革命战争更需要一个逐步积累力量的过程，而且将中国革命战争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相结合才使实现这个积累与转化的关键所在。只有在民众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发动群众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在人民战争中实现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的转变。其次，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不允许中国革命战争走类似于苏联革命的夺取强大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并迅速取得胜利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只有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通过在农村积蓄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把落后的农村打造成先进、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以此为基础，通过长期的战斗逐步夺取革命的胜利。③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特点的辩证分析，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基本规律，并在实践中系统地论证了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性。
第三节 毛泽东统筹谋划人民战争的基本形式
一、推行 “三位一体” 革命根据地战略格局
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有针对地构建了符合中国革命事迹的武装斗争形式，并布置、规划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革命战略格局。在论述中国革命特点时，他时刻注重认识把握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性质，坚持树立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的思想，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它们与能否完成革命任务的历史使命结合了起来。
通过外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革命史料来看，尽管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所谓不流血、非暴力的斗争的确存在，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外不流血的改革、斗争在中国就能行得通。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和平斗争的生存空间。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史能够发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工人运动就遭到了当局反动势力坚决的、毫不留情的血腥镇压。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失败经验和血的教训都在时刻警醒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没有了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将失去一切。
在无数次血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等早一批党的领导人深刻的意识到，只有动员了农民、武装了农民的武装斗争，才能稳操胜券。在分析国内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农民不仅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所以，中国当时所谓的民主革命战争其本质上就是农民革命运动，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在如何带领农民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这一问题中，毛泽东看到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深刻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原因，认为忽视根据地的建设，使农民起义最终沦为“流寇”,是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于我党建军初期存在过的流寇主义思想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与教育，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曾把肃清流寇主义思想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毛泽东通过对井冈山时期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以及红色政权的重要意义的深刻论述，表明了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二、确立相辅相成、密切协同的组织与斗争形式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独创的战争形式。它具有一套独特的系统理论和方法指导。
（一）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本质意义上指的是正规作战部队之间的分工与配合。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主力部队与地方建立起的革命武装同属于正规作战部队，他们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各有侧重。只是他们的作战目标一致，一旦将二者紧密结合，在战争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的问题上，一些人往往容易忽视或轻视地方兵团的作用。他们或者希望迅速壮大主力兵团，因而不断削弱地方兵团的力量；或者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去”而根本不要地方兵团。事实上，地方兵团在战争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有了地方兵团带领群众进行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不但可以牵制敌人一部分兵力，而且可以使主力兵团无后顾之忧，放开手脚机动灵活地寻机歼灭敌人。在一定的战争阶段，适时地调整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部署，还会对战争起到有决定意义的战略效果。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抢占东北地盘，关外局势严重。毛泽东迅速指示在西满、东满建立军区和军分区，将相当一部分主力兵团转化为地方兵团，分配到各军区和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群众武装，稳固地方的工作。这些地方兵团对东北我军的迅速扩大，迅速转化敌我力量优劣形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来配合主力兵团全歼东北敌军打下了基础。
（二）以武装斗争为主，各种斗争形式为辅。依据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来看，人民战争不能在孤立的环境中采用独立作战的武装斗争形式，而要兼容多种斗争方式的综合斗争形式。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内容极为广泛。它既包括解放区人民所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也包括对敌占区的人民进行积极争取的斗争，力求使更多的人团结到中国革命的旗帜之下。这些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就使得人民战争具有了最广泛的人民性，形成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从而可以起到在思想上动员和鼓舞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最大限度打击与削弱敌人的目的。毛泽东辩证地分析出加强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斗争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且将其有机结合，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重视两种力量的融合与发展。一方面，他将红军正规作战部队的建立与扩大作为了确保红色政权稳固的基石，并强调中国如果没有正式的人民武装，就不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又极为重视群众武装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建立群众武装的情况。他通过抓住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论述了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配合作用。在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毛泽东更加突出地强调组织群众武装和发挥群众武装作用的重要性。对于群众武装的作战方式，毛泽东也没有一味地放任群众自主斗争，而是教导红军要以集中为原则，群众武装则以分散为原则配合正规军作战。“群众武装是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使作战与生产结合、武力与劳动结合的一种独特的武装力量，它与正规军相结合在战争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通过深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民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力求以己之长克敌之短，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等等。
他不仅是这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首创者之一，也是这些作战原则的总结者。1929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全面总结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对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进行了最早的系统总结。这些战术原则产生后，得到了当时的党中央的承认和推广。
在国民党发动”围剿“中共的战役战斗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指导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积极防御、战略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以及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等问题。
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时期，在当时国内”速胜论“和”失败论“争论不休的时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令国人耳目一新，这本着作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将这些原则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使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起来。
（四）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以简单、空洞的政治说教来动员群众的方式。他要求的政治动员是生动的、实际的，是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这就要求人民战争的领导者，不仅要在政治上宣传和发动群众，而且要在经济上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即”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来进行战争的政治动员。没有这一条，或这一条做得不好，人民群众也不能够充分地发动起来，或者发动起来也不能持久地坚持战争。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战争的时候，红军第一，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第二，必须关心群众生活。第三，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战争的时候，必须注意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他们的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将人民群众有效地发动起来参加战争。毛泽东曾指出，现在农民还不要求公有制，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打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封建性土地私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因此，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真正把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战争的政治动员必须与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充分地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人民战争的群众性表现为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自始至终地拥护和支援战争，表现为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直接间接地投入到战争中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这一重要环节，注重战争的政治动员，并将这种政治动员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潜在的战斗力量，使全中国人民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