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毛泽东军事策略中的辩证法思想
策略是战略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服从和服务于战略，保证战略任务的完成。毛泽东的军事策略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毛泽东对战争及有关政治问题的具体指导过程中，是其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一节 军事打击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一、时刻把握敌我态势，坚持对敌斗争的原则性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在指出买办性资产阶级内在的反动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不了解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味联合不讲斗争，在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挥舞着屠刀，企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措手不及，使中国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损害。血的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清醒。
抗日战争结束后，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曾就中国将要发生内战的危险警告国人，其基本依据就是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提出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政治欺骗抱有幻想，说明党和军队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还不够。因此必须在广大人民中间开展、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和战争危险的真实状况，从而在思想上武器起来，随时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进攻。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溃败，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蒋介石又一次散布和平烟幕，妄想以此欺骗人民的同情，取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再次揭露蒋介石的欺骗手段，号召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在此期间竭力扶植蒋介石集团，企图拉拢中国资产阶级中间派的美帝国主义势力，毛泽东同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先后发表了五评《白皮书》等文章，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玩弄和平阴谋的反动本质，同时也批评了资产阶级中间派右翼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深刻地指出他们对美蒋、苏联以及共产党的观察是不正确的，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是毛泽东通过党与敌人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产生了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方针，它不仅表现了其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上的成熟，而且表现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艺术。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他们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中积累了反革命的丰富经验，他们对待人民革命事业的反革命两手，是他们反动经验的集中反映。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但是，单纯的武装斗争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革命力量，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前提下，同时注重对付统一战线内部的动摇与分裂，同时注重揭露敌人的政治欺骗，才能正确地引导人们群众，正确地领导武装斗争，使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二、多措并举，把握军事打击与和平谈判相辅相成的灵活性
战争是敌对双方力求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而采取的武装斗争方式，谈判则同样是敌对双方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和平斗争方式。谈判通常出现在战争的初期，双方的战争准备尚不充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尚未消失，或是在战争的后期，双方在战争中疲惫不堪，谁也不能迅速取胜的情况下，有时也会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存在于战争的全过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起和平攻势，打算利用谈判，麻痹人民，嫁祸于人，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掩盖其准备内战的真相。他连发三份电报给毛泽东，力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接到电报，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亲赴重庆谈判，以此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利用谈判的机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毛泽东毅然亲赴重庆，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国民党在谈判中十分被动，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明确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广泛争取民主人士的理解，对于国民党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的无理要求坚决给以驳斥，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取得了针锋相对斗争的胜利。使再次发动内战的国民党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
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当时革命的形势后指出，即使是和平谈判的政治局面，也是由军事实力造成的，同样，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与敌人相抗衡，就不可能取得政治谈判的成功。所以，毛泽东认为，无论是谈判前还是谈判中，都不应该放松军事实力的培养与巩固，想要制止内战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①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重庆谈判前，我们党积极准备力量，其中包括强大的武装力量，充分的物质力量，雄厚的群众力量。为此，中共中央规定了三大中心任务：练兵、减租和生产。通过练兵，提高军队的军事技术，扩编了主力兵团，加强了地方武装，发展了民兵队伍；在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和减租斗争，并且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改善人民生活，供给军队需要，使解放区更加巩固。
在这样的坚强后盾下，重庆谈判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有理有节，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原则下，同意作一些让步，如缩编部队和主动让出 8 个解放区等等，希望以此换取全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和平。但是，对于蒋介石集团提出的企图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无理要求，则坚决予以拒绝。毛泽东没有被这些谈判条件冲昏头脑，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让大家不要忘记大革命时期的惨痛教训。
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卫原则，立足武装斗争，坚决粉碎蒋介石制造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成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毛泽东始终强调，不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以人民有良好的关系。”
经验证明，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斗争是艰巨的。敌人在谈判桌上如果达不到目的，必然企图依恃其技术装备的优势从战场上来夺取。而我军在战场上如果不能战胜敌人，要想在立足于打，打得好方能谈的好。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就能使敌人在战场上的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也得不到。但是，在和平谈判期间的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作战必须配合谈判。这表现在和平谈判期间的作战是一种有限战争，不仅整个作战意图与政治谈判密切配合，而且在作战规模、时间和作战对象等诸方面都同谈判斗争密切结合。如此，方能取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胜利。
第二节 分化联合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相结合
一、分化敌军争取友军的联合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军事统一战线是这个总的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军事统一战线是指分化敌军，争取友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军事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是联合，即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中国革命战争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敌人营垒中，应当充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军，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在争取友军的工作中，应当区分各种情况，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与政策。对于少数敌对分子，应当采取孤立打击政策，但是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原则。其中，分化与团结的工作是军事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经说过：“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②与整个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相一致，军事统一战线既要强调联合的原则，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又要对统一战线中具有反共倾向的顽固派实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之初，就开始注意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工作。在 1928 年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和 1929 年《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等文件中，中共中央就强调了做好兵运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在兵变条件成熟时组织起义。1931 年12 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发动了宁都起义。这次起义是共产党多年兵运工作的重要成果，着名的共产党人刘伯承、邓小平等都曾在二十六路军中做过工作。起义军被及时改编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队伍，对粉碎国民党“围剿”起了最大作用。这是我们党在早期军事统一战线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权长期为“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所把持，他们在军事统一战线中也贯彻了一条“左”倾的关门主义道路，即只要求敌军起义，不争取盟军，把所谓“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人。最典型的事例是，拒绝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举起“抗日反蒋”旗帜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合作。
1933 年 11 月，正在前线参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一批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并要求与红军合作，从事反蒋斗争。可是，中共党内的“左”
倾教条主义者却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错误地认为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爱国将领的行动是“欺骗人民”,“以此来维持整个国民党的统治”;说他们的“狡猾并不亚于蒋介石”,并据此，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的口号。最终，为蒋介石集中兵力打垮“福建政府”,然后再将红军逼出中央根据地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后来曾就此事尖锐批评那种排斥友军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是将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潜在力量排除在红军之外，相对壮大了敌人的力量，就“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①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与国民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我们党在军事统一战线问题上成熟起来。毛泽东为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友军的合作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法和原则。他要求与友军接洽的同志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友军，向友军“请教各种情况”,加强相互合作的同时，密切与各统一战线的协商。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所知道的群众工作中，当时的党和军队时刻坚持从抗战利益出发的原则，说服当时的统一战线中的成员采纳了党的意见与建议。在对待八路军所指挥的国民党友军的问题上，毛泽东又提出要采纳和爱护国民党交给我们的指挥之部队，不仅要用协助和帮助的态度不使那些部队担任最危险的任务，而且不使他们给的养物资缺乏。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了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那些武装真心愿意围绕在红军的周围。
上述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军事统一战线中对友军工作的联合原则。毛泽东不仅强调的对友军谦逊友好的态度，而且详细指示了与友军合作中的具体方法，其诚挚团结的愿望溢于言表。也正是在这种发自内心的联合行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合作中产生了许多团结抗日、感人至深的战争场面。1937 年 10 月，国民党军在太原保卫战正面战场浴血奋战，八路军则全力突击日军侧翼与后方，配合友军作战。第 115 师继平型关战役以后，国共两军密切协作，歼敌 2 万余人，对抗日战争的整个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统一战线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说：“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忘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
军事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是联合，即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中国革命战争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敌人营垒中，应当充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军，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在争取友军的工作中，应当区分各种情况，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与政策。对于少数敌对分子，应当采取孤立打击政策，但是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原则。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获得了极大发展。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第二战线。在军事领域内也造成了分化与瓦解敌军运动的高潮。
1945 年 10 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军万余人在邯郸起义，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造成了很大震动。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以瓦解敌军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重大起义达 60 余起，起义兵力达 114 万余人（不含投诚），占国民党军队总兵力 800 万人的 1/7.驾机起义的有 43 驾、大小舰艇起义73 艘。所有这些起义活动对国民党军造成了一次次巨大冲击，从内部化瓦解了国民党军阵营，动摇其军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二、辩证把握斗争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寇深祸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改变了国民党原有的斗争格局。国共之间已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军事斗争关系，而是共同对付日本侵略的伙伴关系。 但是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国共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只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更加的尖锐，军事斗争则由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全面的军事围剿改变为局部的武装冲突。为了正确对待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在不破裂与国民党联盟关系又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好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提出了维护统一战线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他强调一切片面追求革命纯粹性的观点“都是必须纠正的。”①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冲突的主要对象是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顽固派具有抗日和反共两重性，“他们在全国普遍的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做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攻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同时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同顽固派的斗争是有原则的，不是无限制的斗争，无限制的斗争，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这个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毛泽东提出：“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的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
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②在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原则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斗争中实行正确的军事策略，达到了既教训顽固派的无聊进攻，又维护统一战线的基本目的。
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对我陕甘宁边区、晋西抗日决死队和太行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同时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党针对三个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对原来和共产党合作的阎锡山，一方面号召八路军和全体人民在自卫原则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一切从抗日阵线背后袭击的进攻者；一方面提出“拥阎讨逆”的口号，分化顽固派内部。对反动者采用坚决武力解决之，对尚能合作者则联络之。在晋西北的旧军溃败后，我们又立即提出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以巩固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派的同情。毛泽东还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亲笔信，申述共产党、八路军关于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最后终于达成和平协议，使进步力量得到了大发展。比如，在当时的晋察冀根据地，对于坚决反共的朱怀冰部采取坚决打击政策，而对于冀察战区的鹿钟麟部则采取争取其中立的政策。起初，对朱怀冰我党也是“先礼后兵”,先交涉，他不理，于是就按毛泽东“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政策，把华北主要部队集中起来打，一举击溃敌军三个师。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八路军又立即主动表示友谊，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把握住斗争的主动性。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我们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决定采取“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一方面在全国扩大群众中，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国共以外的各党派中揭露蒋介石的罪行，一方面利用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处于政治上极端不利的地位，从而不得不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原则，把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与斗争结合起来，在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同时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我们党在同顽固派的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政治上有利的地位，并且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国际力量的同情，极大地制约着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中妥协动摇倾向，粉碎了他们的企图在抗战中削弱我党我军力量的阴谋。
第三节 作战指导中的辩证策略
一、利用一切矛盾打击主要敌人
毛泽东在其着名哲学论着《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这一哲学思想运用于具体的军事战役指挥上，表现为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发现敌人内部的矛盾，寻找敌军内部的弱点和漏洞，善于分化与瓦解敌军，从而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这种方法往往与政治上敏锐的观察力和长期细致的敌军工作密切相关，是毛泽东军事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说，无论何时，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总是存在的。由于中国现代反动统治者的大量军队产生于军阀制度之下，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培植与发展起来，因此，发动军队本身有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蒋介石虽然建立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军事体系，其军队数量虽然多，多到了不仅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而且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还要多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军队内部存在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存在，就使得蒋介石事实上不能统一他的战略思想，不可能做到军队内部步调一致听指挥。另外，除了嫡系与杂牌这样一种军队体制上难以消除的矛盾外，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变化，反革命营垒中新的矛盾也不断产生，善于分析与利用敌人的一切矛盾，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②，是当时的共产党在同敌人进行军事斗争中以劣胜强、以少胜多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利用敌人内部的固有矛盾，在敌人的数路进攻之间纵横穿插，成功粉碎了数倍于已之敌的大规模“围剿”.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蒋介石派出的军队均为杂牌军。这种隶属于地方军阀的杂牌军的主要特点是不愿打硬仗，拼消耗，常常在作战中畏缩畏尾，心存观望，对其友军却是胜则相争，败不相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又以其政治家独特的敏锐观察力深刻指出，敌人的内部矛盾，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力图通过利用敌人内部势力的不平衡性来增加敌人内部破裂的可能性。③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共产党在西北反“围剿”作战中，充分利用蒋军内部的多种矛盾，争取和中立东北军、西北军，着重打击蒋派嫡系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基本判断并针对在陕北剿共之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倾向，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这两支军队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与我联合抗日。1936 年 8 月，毛泽东制订了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并进而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当面敌军的内部矛盾，指出了当时敌军中存在着的三种矛盾，并指出这些矛盾将随着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逐步加深④，这些论述为粉碎敌人进攻提供了策略方针。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军采取利用一切矛盾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方法，要求指挥员善于捕捉敌人内部的弱点和矛盾，充分发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将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融为一体，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又保存了自己。它要求我们的指挥员不仅具有高度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还要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观察能力，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二、辩证把握战争客观因素，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集中体现在解放战争中淮海、平津等大兵团战役的作战指挥中。1949 年 3月，毛泽东在着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要采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来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所谓天津方式，即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对敌军残余力量的作战中正确使用政治解决的方法，可以减少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未来的国家建设，但是，和平解决单靠愿望是不行的，它是武力压迫的最后成果。和平方式的实现，需要军事战略的正确部署和军事打击的有利保障。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基本上属于政治解决的范畴，它们的实现，都与我军正确的战略部署和有力的军事打击密切联系在一起。
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一些高级将领不愿继续为蒋介石买卖的特点，在作战指挥中成功地采取了分割包围，先打顽抗者，最后争取独立者的作战方针，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双管齐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作战成果。在这一阶段，自动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约有 40 余万人，大大加快了战争进程，减少了部队伤亡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