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事著作《黄石公三略》中的领导艺术

　　摘    要：　我国古代军事着作《黄石公三略》为“人主”而着述，全书通过对军略、政略等问题的精辟阐发，蕴含着独到的领导艺术，具体体现为注重“贵因”的哲学理念、独具一格的治心思想、德威兼备的领导素养、刚柔并济的领导方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　《黄石公三略》; 领导者; 领导艺术;

　　《黄石公三略》（以下简称《三略》）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着名典籍，人们多将其视为兵书，从军事角度加以研究。然则，《三略》不仅在军略问题上论述精辟，在政略问题上更是见识卓绝，全书贯穿着为“人主”提供指导的着述宗旨，“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统观全书，《三略》在阐述“人主”治民理政、治军擒敌的政略问题中，包含着意蕴丰富的别具一格的领导艺术。

　　一、注重“贵因”的哲学理念

　　《三略》在领导艺术上的卓识源于独到的哲学理念，在吸收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思想的基础上，倡导“贵因”的哲学理念。“因”是因循、顺应的意思，“贵因”则指在处理事情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顺应事物客观规律和外在形势，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变祸为福，使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三略》提出，“贵因”的前提是“守微”，即观察事物的细微变化，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洞察事物的吉凶征兆，“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在治民方面，《三略》认为，顺应民众心志才能政通人和、国富民安，“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人人都有自己的心志，都梦想实现自己的心志。“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领导者只有与民众心志相通、好恶相向，顺应民众的心志，才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激发民众的创造热情，汇聚民众的磅礴力量，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民众心志，而且助力国治民安，实现国家目标。

　　在统军方面，《三略》认为，治军就是管理将士，管理将士就要掌控将士的所欲所求，“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将士在战场奋力效命，为的是物质财富、名誉地位、个人功名。“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领导者为了更好地统帅将士，用爵位利禄赏赐将士、名誉地位激励将士、礼遇恩情笼络将士，充分满足将士需求，实现将士为国效力和为己奋斗的统一目标，这样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从而上下同心，得到将士忠心效命。
 

　　在擒敌方面，《三略》提出“因敌转化”的战略指导原则，“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战争形势变化无常，应根据敌情变化和敌人的行动，灵活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而不是事先盲目行动，只有这样才能一统天下、安定四方。如“敌强下之”，敌人实力强大，就暂时谦卑低下，让敌人放松警惕心理；“敌佚去之”，敌人安逸状态、士气旺盛，就暂时避开锋芒；“敌睦携之”，敌人内部团结和睦，就想办法离间君主和将领、主将和裨将、将领和军士的关系，从内部瓦解敌人。

　　“贵因”理念对于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历史上的大政治家都善于因势利导，如管仲在齐国为政，“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顺应袭击蔡国的时机，讨伐楚国以其北上扩张势头；顺应讨伐山戎的形势，令燕国勤修德政；顺应曹沫劫盟的被动局面，退还鲁国土地以取信诸侯，从而辅佐齐桓公称霸四十余年。

　　二、独树一帜的治心思想

　　在兵法丛书《武经七书》中，《三略》的治心思想独树一帜，全书系统地阐述了治心的目标、地位、方法等内容。

　　《三略》认为，治心的目标在于降心，降心就是使人从内心认同、归顺、服从，“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优秀的领导者治理国家一般分为贤人之政和圣人之政两个层次。贤人之政的治理效果是使民众在行动上服从，圣人之政的治理效果则是使民众从内心归顺。只有民众从内心上真正归顺，国家治理才会国运长久。降心的关键在于乐心，“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领导者想让民众内心归顺，就在于是否让民众内心快乐，是否让政治措施务实普惠，是否让民众切实受益，感受到家庭和睦、家族兴旺、政令平和、民风淳朴，“乐人者，久而长”，民众和乐，国家自然长治久安。

　　《三略》认为，治心是治国治军的基石，“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领导者治国统军的关键，首先在于详细体察和准确把握民众心理，只有根据民众心理施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政策才会顺应人心、事半功倍。

　　《三略》认为，治心的方法在于因人施策，领导者需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心理，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从而降服人心，团结众人，共同成就事业。圣贤英雄的心志是“名扬于后世”，领导者的心志是“揽英雄之心”，“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领导者既要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高度的礼遇，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又要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事业的舞台，使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普通民众的心志在于生活富足安定，领导者治理民众就要创造条件，让民众过上美好生活，“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娭，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国家只有发展实业、降低税负、减轻负担、吏治清明，才能使民众生活美满、国家富裕；奸吏权臣的心志在于篡权夺位、牟取私利，领导者就要用法纪整肃他们，用重刑惩处他们，“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犯上的权臣和贪婪的奸吏，只有用法纪惩处和约束，才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引导民众以善行为本。

　　治国即治人，治人即治心。《三略》的治心思想对时下的领导工作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古往今来，卓越的领导者大多善于洞察人心、把握人心、降服人心，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剖析了各阶级的心理，从而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德威兼备的领导素养

　　《三略》中关于领导素养的论述全面透彻、重点突出、层次丰富。领导者领导素养的核心是德威兼备，“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德即道德，威即权威，领导者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下属则没有感召力，容易导致下属反叛；领导者如果缺少处事威信，对下属则没有影响力，容易导致下属夺权。

　　《三略》通过论“将”全面阐述了领导素质的基本要求。孙子提出“将”的五德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帅应当具备智慧、诚信、仁爱、勇敢、威严的品质。《三略》提出将帅的“十二能”，即“将能清，能净；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能清”要求将帅治军清廉，“能净”要求将帅性格沉稳，“能平”要求将帅处事公平，“能整”要求将帅举止严肃，“能受谏”要求将帅善于纳谏，“能听讼”要求将帅明辨是非，“能纳人”要求将帅宽容待人，“能采言”要求将帅善于倾听，“能知国俗”要求将帅熟知各国风俗，“能图山川”要求将帅熟知地理山川，“能表险难”要求将帅熟知关塞要隘，“能制军权”要求将帅善于治军。从这些基本要求中，可以看出，《三略》认为领导素养由领导者的性格特质、处事能力、知识结构三个部分组成，“能净”属于性格特质；“能清”“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制军权”属于处事能力；“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则属于知识结构。

　　《三略》既从正面论述了领导素养的基本要求，也从反面重点论述了领导素养的致命缺陷：“八患”和“四戒”。“八患”，即“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拒谏、策不从”指不听取、不采纳不同意见，“善恶同”指好坏不分，“专己”指性格刚愎自用，“自伐”指自我炫耀、与下争功，“信谗”指听信谗言，“贪财”指贪图财物，“内顾”指贪恋女色。“四戒”即“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将无虑”指谋略短浅，“将无勇”指懦弱少勇，“将妄动”指举动轻浮，“将迁怒”指迁怒于人。从“八患”和“四戒”可以看出，上述缺陷多体现在性格特质方面，所以性格特质的好坏决定领导素养的优劣。领导者只有在性格特质上没有致命短板，才容易发挥其自身主动性，调动下属积极性，促进内外团结。历史经验也反复验证，失败的领导者大多有致命的性格缺陷，如项羽出身高贵，才华横溢，气概英伟，但在性格上却刚愎自用、易信谗言、好坏不分、拒听不同意见，最后兵败乌江。

　　在关于领导素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重视提升领导者的处事能力和知识水平，《三略》却对领导者的性格特质重点关注，特别是对可能导致失败的“八患”和“四戒”尤为警惕。美国学者小埃德加·F·普里尔通过对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巴顿四位美国名将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成功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性格。《三略》从反面角度对领导性格作了全面揭示，古往今来，成功的领导者大多具备积极、沉稳、大度、胆识、谦虚、自制的性格特质。

　　四、刚柔并济的领导方略

　　《三略》认为，领导方略应当刚柔并济，“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柔代表着谦让、处下、不争、细致的处事策略；刚代表着领导者暴烈、勇猛、争先、粗放的个性。领导者理政治民，单纯使用柔的策略或刚的策略，都会陷入困境，只有刚柔相济，才会使国家事业光辉、功绩显着。同时，《三略》认为柔能克刚，应当以柔为主，“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三略》认为柔是美德，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自尊、荣誉；刚是祸患，常常会侵犯他人利益、自尊、荣誉。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践行《三略》中“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的领导方略的典范，提倡以柔治天下，“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其中，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的领导方略体现在多方面：在治民上，柔是奖励善民，刚是惩处恶民，“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对善民应当给予奖赏，鼓励有益于社会的正义行为，对恶民应当给予惩处，遏制有害于社会的违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惩恶扬善，激浊扬清。

　　在治军上，柔是与士卒安危与共，“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只有将士上下一心，才会克敌制胜；刚是严肃军纪、法令，“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军令如山，使全军整齐划一，全军上下才有战斗力。

　　在用人上，柔是礼遇、重用贤才，“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对于贤才只有重礼遇、讲礼节、示诚心，才能使贤才归顺，尽心效力；刚是整肃、扼制不法豪杰，“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不法豪杰党羽众多、位高权重、败法谋私，是“人主”治理国家的障碍和蠹虫，只有用法纪约束、惩处、抑制不法豪杰，才能使国家政令统一，政治稳定。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三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在治国、理政、统军等方面作出了诸多精辟论述，其中，注重“贵因”的哲学理念、独树一帜的治心思想、德威兼备的领导素养、刚柔并济的领导方略，对当代领导者而言，仍然具有超越时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建民.黄石公三略新说[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2]宫玉振.白话三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