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环境污染的伦理学分析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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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环境伦理学视角下我国雾霾问题探析
　　【绪论】雾霾环境污染的伦理学分析绪论
　　【1.1  1.2】国内外的雾霾事件
　　【1.3  1.4】雾霾产生的深层原因分析
　　【2.1  2.2】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念
　　【2.3】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第三章】雾霾的解决方案
　　【结论/参考文献】基于环境伦理学的雾霾治理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绪 论

　　近几年我国各地频繁出现雾霾天气，它不仅在视度上影响人类，而且严重影响着路面交通以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更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冰冻三尺一日之寒。雾霾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蔓延，具有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大等特点。空前严重的雾霾天气，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还是污染排放长期积累效应，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环境破坏欠下的新旧帐，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后果，很大程度上都通过浓重的雾霾来了一次爆发和预警。雾霾的出现，主要是生产方式粗放的因素，它再一次警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再不能继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雾霾折射出发展转型的紧迫性，我国的生产、建设、消费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同时它更加折射出雾霾出现的本质是人类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解决雾霾污染问题重点在于如何有效的控制和规范人类的行为，在加大立法强度的同时，归根结底，也迫切地需要有一种合理的环境伦理支撑执法工作，以来引导我国的发展。

　　从实际出发的角度来说，近些年政府提倡发展要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保护环境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键环节。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不断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要大力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和谐，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和谐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再把自然环境当作可以任意支配和索取的对象。雾霾警示我们，环境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条件，环境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

　　从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上，道德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法律必须以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为先决条件，这种义务就是道德义务。只有道德已然是人们实际关注的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种实在法体系。

　　雾霾最终是环境污染问题，它所折射出我国的发展以及国民的道德水准等诸多因素问题，保护环境的意识在一些行业和人的活动行为中还未完全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就在国民观念这一基本的层面上制约着环境保护的开展与完善。故此提出，保护环境本是人类应该尽的一项义务，就成为我国治理环境和保护环境工作所需树立的首要理念。

　　文献综述国内研究状况。

　　雾霾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我国近几年连续发生的空气污染事件，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不断的加剧恶化，目前已成为社会讨论话题，更是国内学术界的讨论论点。尤其是在伦理学上，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可分为主要的三个派，佛教、道家和儒家是影响最大的。这三派关于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都有一定的理论思想成就，其对自然环境表现为推崇善的文化思想。中国佛教伦理中的自然保护思想常常是通过"依正不二"、"众生平等"、"万物平等"、"净佛国土"等核心教义通过民间口碑的传承，以宗教信仰的影响力传播善待自然的理念，在道德上逐渐形成习惯。而道家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万物莫不有"、"无为而治"等生态伦理思想充分表明古人深刻的生态智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理想，在简述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时，表述了丰富深刻的环境哲学思想。儒家则以"天人合一"、"仁爱万物"、"天地之性和为贵"的生态思想说明了尊重生命价值和兼爱宇宙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这些先哲的简单话语包含了无比深刻的劝诫，也对现今国内发展与自然关系起到重要的启示。

　　目前，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已经广泛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无论是网络、民间、政府等都在急迫追问如何有效的解决雾霾问题，今后如何防治等一些措施，但是对于目前的状况看来，治理环境问题还是不够成熟，只能通过一些媒体等公众宣传对不良行为提出批评和谴责，这些也在侧面体现了在行政立法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缺失。存在着一些立法观念错误、执法机构责任不明确，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对环境伦理意识薄弱，另外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缺乏环境伦理引导。

　　同时在学术理论与著作方面，国内的专家与学者们，在环境伦理学都有较深的研究。例如：余谋昌的《改造自然的得和失》（《红旗》杂志 1979）等 200 多篇，出版著作《生态伦理学》（1999 年）、《生态哲学》（2000）、王正平的《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哲学研究 1989 年）、《天人调谐：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智慧》（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 年第 12 期）、叶平的《生态伦理学》（1994 年）、卢风的《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1996 年）等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另外就是有部分也通过翻译国外著作，将环境伦理思想引入我国，如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 1999 年）、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 1997 年）、贾丁斯的《环境论理学》（林官明、杨爱民译2002 年）等。虽然近些年国内对环境伦理思想的关注有很大的提高，但总体来说，研究成果依然落后。

　　国外研究状况。

　　西方国家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晚于我国，但是西方的环境伦理发展非常迅速，西方人的意识很快能达到一种共识，比如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1952 年 12月 5 日开始，逆温层笼罩伦敦，城市处于高气压中心位置，垂直和水平的空气流动均停止，连续数日空气寂静无风。当时伦敦冬季多使用燃煤采暖，市区内还分布有许多以煤为主要能源的火力发电站。由于逆温层的作用，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气体与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此后的 1956 年、1957 年和 1962 年又连续发生了多达十二次严重的烟雾事件。直到 1965 年后，有毒烟雾才从伦敦销声匿迹。大烟雾事件的巨大冲击成为亮出解决大气污染真剑的契机，烟雾带来的深刻问题为全世界知晓。英国政府出台多项燃料使用规范、以及制定禁止工厂排烟的基准，如 1956年与 1968 年的"大气净化法（Clean Air Act）"、1954 年的"伦敦市法（Cityof 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由此可见国外在治理措施以及立法制度上是非常迅速。二十世纪中叶环境灾害事件爆发，如 1948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多诺拉镇发生的钢铁厂与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毒烟，最终导致 20余人死亡，1956 年的日本水俣市发生的工厂排放甲基汞于水中，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数千人受伤，数百人死亡等这一连串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后环境危机促使哲学家反思伦理问题，例如 1968 年，美国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发布《公有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他认为"社会不能依照个人的自觉和良知来解决问题，唯有通过公众的强制才能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1970 年美国历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发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gic Crisis）。怀特认为西方剥削大自然到危害自己的程度，是由于西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Dualism）传统所致。

　　西方不只是反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克里考特（J. B. Callicott）发表了数篇环境论理论文，被认为是环境伦理学的奠基者。他最大的贡献是阐释了李奥波（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不但深入研究了李奥波的研究工作，而且把大地伦理应用到荒野规划（wilderness designation）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1973 年发表《浅层与深层生态学--长程的生态运动》（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Movenent）。奈斯将生态学分为浅层和深层两类。所谓浅层生态学主要是关心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强调自然资源的保育与降低空气与水的污染。而深层生态学更加认为人类也像其他生物一样，存在相互作用及相互依存的复杂网（complexwebs），人类不恰当的行为将摧毁文化及生存的环境。1973 年澳大利亚哲学家西尔万（Richard Sylven）在第 15 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了以《需要一种全新的环境的伦理吗？》为题的演讲。1975 年罗斯顿在国际期刊《伦理学》上发表了《存在着生态伦理吗？》疑问，在这些言论的推动下，著名的《环境伦理学》（Th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thics）于 1979 年正式出刊，从此环境伦理学这门课程开始在世界各大学普遍开设。

　　近些年，经济发展趋势逐步向生态经济靠拢，强调注重发展速度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于是在学派理论方面，越来越多的焦点积聚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较量，对于环境伦理有不同的探讨与分析。随着哲学与伦理学理论的不断进步，现今环境保护运动在国际上已经是十分普遍，并不断的改善各国的立法程序以及通过法律严格约束，给予环境实质性保护是伦理学的进一步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