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经管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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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管子》经济管理伦理思想探析
【第一章 】管子经济和管理伦理学文献综述
【第二章 】管理、经济管理和经济管理伦理
【第三章 】《管子》经管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第四章 】《管子》经济管理伦理观的核心价值观
【第五章 】《管子》经管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六章 】《管子》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 】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理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5《管子》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实践中应用

　　《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产生于齐国的改革实践，并在齐国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得到了空前的应用，强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了齐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明确的实践特征。如《管子》在发展农业生产时主张"务本饬末"的生产伦理、在商品流通中坚持"众和互利"的交换伦理、在进行分配时强调"贫富有度"的分配伦理、在消费时提倡"俭奢并重"的消费伦理，这些伦理思想与经济管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得经济管理表现出"仁本、和谐、公正与效率、表率"等伦理意蕴。《管子》把这些作为一种整体的、长远的治国方略，抓住了经济、管理和伦理的内部规律，体现了《管子》经济管理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

　　5.1"以人为本，任人唯贤"的仁本管理。

　　"仁本"管理是《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就体现为"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这种"仁本"管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同时关于"仁"的解释也有很多种，但其本质就是"爱人",仁的一系列含义都是由"爱人"延伸而来的。我们知道管理的根本就在于对人的管理，那么什么样的管理才算是仁本管理呢？仁本管理，不同于"见物不见人"或把人当做工具、手段的管理模式，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故判断一种管理是否为仁本管理，首先，是如何看待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是管理活动的目的是否关心人的全面发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作为衡量一种管理思想是否是仁本管理的分水岭。在现代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仁本管理在本质上就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定程度的论述。

　　首先，管仲最早提出并倡导"以人为本" 的管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这里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管仲认为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就必须充分地利用和重视人的价值。他深刻的意识到贤人在巩固国家和发展经济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人在管仲看来才是最关键的管理目标，管理的本质就是管人，管理的成败也是在于人。在《管子·霸形》中有这样一段对话，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四维》中也有一段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段话的意思是：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这几段话都充分地体现出管仲"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他认为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必须处处为百姓考虑，善待百姓。其政令只有顺应民心而不是背离民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兴旺昌盛。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体现出《管子》对仁本管理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

　　其次，在管理中《管子》推崇"任人唯贤".管理所体现的不单纯是人与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人与人的关系，而《管子》任人唯贤的管理思想反映的不仅仅是对管理效能的追求，更是一种管理的伦理取向，那就是对人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使人的价值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牧民》曰："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以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就是说管仲用人是以其是否贤能为标准，是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的；只要是贤能之人，就要大胆任用。《管子·小匡》提出了著名的"三选"制度。所谓"三选法",就是先由基层选出其贤能之人，就任于官府，然后官长再定期将政绩突出者上报桓公，最后深入到基层进行考察了解，认为合格者，委以重任。"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这样通过选拔、选用和选任三个环节和层次来筛选，从而使得一国的人才能脱颖而出，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管子》的仁本管理思想顺乎人性，近乎人情，尊重人的内在价值，为人提供成才的机会，给人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种管理模式，以正面引导为主，注重管理中的人性，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注重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来把管理工作做好，这是一种伦理化的管理，更是一种理想的伦理境界。

　　5.2"四民分业，礼法并用"的和谐管理。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一书中。其《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立政》说："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躯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这种和谐管理也是为政所期望的最高管理目标。

　　《管子》对和谐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五行》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即人类的生产、生活要与自然界的阴阳时序保持协调，使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然后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不仅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对此，《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即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赋予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另外，在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这种心、身两方面均达到和谐，才是最高的调和境界，也是人长寿的根源。

　　故《内业》进一步说："和乃自生".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管理中去，便产生了和谐的国家管理哲学思想。《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形势解》说："君臣相亲，上下和谐，万民和睦",只有这样，国君下达的命令人民就会执行；上面如果有禁律，人民就不会去违犯。《四称》说："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五辅》说："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即协调才能处于安定，处于安定然后行动才有威势，行动有威势才可能征战取胜，防守坚固。《白心》说："和则能久。"《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反之，"君臣不相亲，上下不和谐，万民不和睦，这样的话，就会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令不行，禁不止，国家就要危亡了。另外，《形势解》还说："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这种上下背离而不和谐，有时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定，实际上必将走向死亡。《形势》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君臣上下如果不和，政令也会无法贯彻实施；即使安定也将变得危险。《立政》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呢？《管子》认为国家和谐的基础就是百姓有业、各有居处。因此它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这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其认为对于士、农、工、商这"四民",不可使其杂处共居，而应使其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具体而言，士人相聚而居，居于田野。农民依照四季，安排好农具和器械，在时雨一来，就可以带上各种农具在地里干活。工匠相聚而居，并居于官府的附近，这样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商人相聚而居，并且居于市场，这样可以互相谈论赢利，互相告知商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土、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使得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也就安定而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这种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行，不仅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也大大的稳定了这种和谐的社会等级结构。

　　"四民分业定居"不仅是《管子》经济管理思想中最著名的一个论断，也是他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闪光点，这对于当时经济体制和国家管理体制都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对促进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管子》在谈论如何管理国家时，还强调了法治和德治必须相辅相成，在注重法律制裁的同时，还需要配合道德的教化，这就是他所推崇的"礼法并用"的管理思想。如《枢言》说"法出乎礼，礼出乎治。"法是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并且要以道德至上。在一个国家"若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这种远近同心同德，不管人多人少都能齐心协力，攻占的时候就一定会取得胜利，防守时也会固若金汤。而攻占和防守都是为了把天下治理好而不是为了兼并土地和掠夺财物。在《管子》看来，法的作用是顺民心而不是逆民心，更不是扰民和整民。这种"礼法并用"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和谐的管理思想，这种管理思想在《管子》一书中多处体现，如在《形势》、《权修》、《立政》、《乘马》等著作中无不蕴含着这种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

　　5.3"贫富有度，富上足下"的公平管理。

　　在现代管理学中，管理行为的公平就是要求管理主体在公平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根据公平的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平地进行管理。管理行为公平包括组织行为的公平和管理者行为的公平，但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管理者行为的公平。因为管理者的公平行为一方面可以影响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表率的作用。

　　公平管理问题在《管子》中也被明确地提了出来。《管子》的公平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揭示了分配中不公平的问题。《管子》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分配极不公平、贫富悬殊严重。这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富商与农民之间，它指出："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即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于食封、贵族和富商的手中。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食封、贵族、富商和农民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收益是不平等的。商人靠着投机取巧，可以一本万利，而农民虽然劳作终日到头来还是食不裹腹，在《治国》中写到："今为未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这样就造成了"民舍本而事末作",到头来必然是"田荒而国贫矣"的局面，如果这种不公平的分配长期以往就会对国家的富裕和政局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后果。

　　其次，《管子》分析了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它认为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国家体制所造成。国家没有处理好税收与丰欠年的关系。无论是丰年还是欠年都一样纳税，不分谷物的贵贱，这样给商人以可乘之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在市场上，粮价有贵贱，物价有轻重，而富商巨贾巡游于市场上，趁着老百姓的困难，利用这些机会，贱买贵卖，获得百倍之利。国君如果对富商巨贾在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放纵不管，那就好象"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第二，是人们的智力差别。"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同样的土地和货币，经营的结果却大不相同。智商高的人能生十倍之利，而愚笨的人却本都收不回来，致使二者差距会越来越大，甚至相差百倍。

　　再次，《管子》就如何达到社会公平，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它认为要做到社会公平就应该"贫富有度",反对甚贫或甚富。政府要能使国民"贫富有度",就要采取措施，防止造成"贫者重贫"、"富者重富"的局面出现。具体而言，第一，可以采用轻重之术来"调通民利",做到"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第二，要使贫富尽量均衡，做到"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第三，要防止商人乘机获取暴利，对贫者给予贷放，征税不同，利用财政方式以调剂各地民食并减轻租税的负担，令富豪之家以现金或实物贷给农民，低其利率或劝其不收税，甚至对其不索还本钱，从而达到富上足下，社会公平。

　　5.4"均地分力，无夺民时"的效率管理。

　　在现代管理中，效率管理是一门研究改进组织效率的管理方法，它通过分析组织的流程，来对组织的效率进行规定、评估和分析，提高组织的效率，从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的目的。效率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法，它强调要以一切可行的效率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行动，把效率作为管理活动的宗旨，放在工作的中心和突出位置上。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争霸，更需要高效率地组织生产，以满足对外推行战争的需要。管仲为有效管理齐国，使其能早日称霸诸侯，他开创性的采取了"均地分力，无夺民时"的效率管理。

　　首先，均地分力。管仲深刻意识到在当时的齐国影响经济管理效率的因素之一便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管子》通过土地收益在国家与农民的合理分配来达到这一目的，让百姓明确地知晓自己所能获得的收益，国家不再与民进行争利，显然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这种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得人民能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生产经营。

　　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的利用，人才就不能充分的发挥。不告之农时，农民就不抓紧时间；不教以农事，农民就不积极干活。通过"均田分力"改变劳动者在以前的强制下的被动劳动为自觉的尽心尽力的主动劳动，这种转被动为主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能使"地尽其力，人尽其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其次，是无夺民时。在组织农业生产方面，《管子》认为要重视农时这一因素，农业的丰收完全在于是否按时令来组织生产，所以，必须"使民知时也",这里的时令也可理解为一种农业生产客观规律，而农民有时不能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管理者要有义务去告诉他们，"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同时，为了让农民有足够时间投入到农业劳作中去，还要"无夺民时"."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无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无夺其事".管仲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等角度出发，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

　　这种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从而有力地提高了齐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5.5"行正民服，以身作则"的表率管理。

　　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首先必须要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因为，一旦通过表率树立起管理者的威望，将会上下同心，大大提高管理力度和效率。《管子》十分重视君主人格在民众中的影响。它认为"天下者，无常乱七八糟，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君主怎样赢得人心？在民众中树立起怎样的形象？管子认为君主的品格与风范非常重要。只有树立君主良好的品格与风范并以身作则才能"行正民服".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行正民服"呢？

　　首先是德义。《管子》在解释什么是德义时，将德义比喻说："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即德义行为如同鸿鹄一样之美，所以人民才喜欢。同时《管子》又认为德义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顺民之政。

　　那么什么又是顺民之政呢？《管子·五辅》篇说："德有六兴，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面上，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新局面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利。薄征赋，轻征赋，弛弄罚，赦罪戾，寡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纪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振作疲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这六个方面就是德政的表现，这些都是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都是顺民之政。通过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这六项德政的实施，百姓的经济利益就得到满足。这样百姓才会拥护你和服从于你，故《管子》认为只有人民的生活搞好了，德政才算是真正的实现，君主才能在民众中树立其崇高的形象。《管子》能以经济为出发点，告诉管理者要管理好民众就要行德政，通过六兴的实施才能赢得他们的心，这种思想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成分。

　　其次是善于修身。"善罪身者，民不得罪恶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惠出；不以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侧面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身，有过则归之于民。

　　归之于民则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这种称身之过，就是要求君主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为，同时这也是保身的最好方法。古人云"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种善于检讨自己的人，是有智慧的表现；不把坏事归于人，是仁的表现。君主通过思己过正己身，为天下所表率。君正民不敢不下。故《牧民》中说："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即要引导百姓进哪一个门，就按君主先做什么。由此可见，这种表率的作用在管理中是多么的重要。通过这种由己及人的方法，以求"君臣亲，上下和，万民揖"使天下能长治久安。

　　以上所述的各种经济管理伦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仁本管理是《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和谐管理则是《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关键；公正和效率管理是《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前提；表率管理是《管子》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升华。它们之间相互配合，互相促进，构成了《管子》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深刻内涵，也是《管子》经济管理伦理思想的最富于实践价值的部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