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美德尊老的内涵及其本原意义

　　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吸引游人是因为它的古怪，但斯芬克斯(Sphinx) 也出自希腊的神话，西方人并不陌生。对于18世纪末登上神州大地的鸦片商人，当时正在兴起的“百岁人瑞坊”可说比斯芬克斯更为古怪。皇帝敕建祠坊，这本该是用忠臣的血和烈女的泪才能换得的身后殊荣，怎么一个田夫野老单凭活得长久就能坐享? 什么是“人瑞”?

　　斯芬克斯是谜的象征。神话说它用这个谜语难人，猜不中的要被吃掉，谜面是：某物，先有四腿，后有二腿，终变三腿，问是何物? 答案是人[1]。关键的第三条腿是老年的拐杖。此谜反映了西方文化相对地无视老年。相反，笔者用一部专着来阐述，中华文化的特性可以用“老”字概括[2]。甲骨文的“老”字描绘的正是拄杖者的形象[3]，而杖在中国古代又是老年特权的标志。世纪末的1999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老年人年”（The Year of Older Persons）。

　　我们常常说“尊老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关于这一传统的惊人内涵、它对中华文化的本原意义，却历来缺少系统的考察，大部分都被遗忘，今天国人己知之很少了。

　　一、文化本原：尊老、孝道的本末倒置

　　什么是中华精神文明的源头? 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认为是孝[4]。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以“礼”为标志的中华伦理文化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而孝道，确切地说，至今才两千多年。《礼记·礼运》明言，礼“始诸饮食”。有具体记载的礼仪，最早的是虞舜时代用来尊老的“燕（宴）礼”，就是用酒肉等美食奉养老人。

　　今天提到尊老，人们首先想到孝道，其实尊老和孝道不仅有社会与家庭之别，两者之间更有冲突的一面：孝以父亲为中心，因而有“辈份”之分，常见年少而辈高者，反而形成“老尊少”的局面。古代有个专名词“尚齿”，其同义词为“尊年”（如《周书·武帝上》“尊年尚齿，列代弘规”），能全面准确地表明尊老的内涵：不仅青年尊老者，老年也要尊更老者，就是按年龄顺序而递尊。据经典记载，从虞舜时代开始，经夏、商、周，人们的价值标准曾发生过四次转换，但唯有“尚齿”不变，而贯通其间（《礼记·祭义》：“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侯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据《礼记·乡饮酒义》，上古尚齿按 10 岁为一级而分等，因为在血缘部落里只能认出“诸父”的一代长者。普及尊老尚齿教育的“乡饮酒礼”奉行10年一级的原则，60岁以上，每老10岁，献食加肉一碗；同时60岁以下则按长幼依次饮酒，其顺序则精细到同岁者更按生日。

　　据《说文解字》，“孝”在汉代被定义为“善事父母者”，但当代发学者发现，其本义原是祭拜先人，商周青铜器上的孝字无一针对活着的父母，《诗经》说的“孝养”父母也是先用美食祭祖，随即用来奉亲。孝的转义，始于“家国同构”的西周，国家的建立及父权制的同时完备。西方的国家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的[5]，中国的家族结构独能一脉相传，全靠尊老风尚维系，其机理是把孝道从家庭伦理推广成政治原理和社会伦理。鉴于“孝”限于家族内部，较之社会性“尚齿”的严重片面性，因而用“悌”来加以补充( 悌可以通过婚姻推及家族以外的地缘关系)。兴起于西周的儒家天生为政治服务，极力突出孝悌，把尊老的文化本原掩盖了两千年。所以经典中关于尊老尚齿的零散记述，历代绝少得到系统的考释。“尚齿”及“养老”的记载分散在《礼记》的《王制》《祭义》等多篇内，还有大段的重复，显然有错简情况。

　　基层的“乡饮酒礼”跟天子、诸侯奉行的“养老”礼只有层次之别，都规定在各级学校举行。学校古称庠、序，本义就是养老、排年龄还有大段的顺序。养老是礼仪的开始，尊老是礼教的最初一课（《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白虎通·庠序之学》“序者，序长幼也”），所以说尚齿是中华文化的本原。

　　《书经》最早提到的“三礼”，旧注虽说是祭天神、地祗、人鬼，但据今人考察，商代神权是从崇拜祖先出发而推及山川、再及天帝的[6]，养老跟祭祖功能一致，结合进行。

　　关于尊老与孝的关系，人们只熟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却不知更有反向的“( 天子) 养耆老以致孝”（《礼记·王制》），即蔡元培说的“自家庭始……推之于宗族、若乡党，以及国家”。

　　二、文化基因：“寿昌”和家族生命的大树

　　乡饮酒礼简称“乡”，这表明尊老是农业社会的风尚在农业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国成为尊老之邦2解答这个疑问可以从“寿”的考察人手中国人的幸福观以寿为核心寿字的本义是“久也”，不只用于个体生命古代寿的概念以广义为主，其内涵实为“寿昌”跟狭义的寿刘一立，中国古代独有“夭”的概念(只能译为to die young死得年轻);同样，“昌”的反面有“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亡有逃亡、死亡二义，特定的乡土上没有了子孙生息，便构成家族生命的否定，逃或死都一样中华古文化的生命观实际是家族的，它譬如一棵大树，有两个维度(of twodimennsims}:年深岁久谓之寿，枝繁口}-茂谓之昌最早的理论体系《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价值观“五福”，除“一日寿”外，其余四福中，“康宁”和“考终命”(无疾而终)是寿的同义反复;“富”主要指粮食充足，“枚好德”指群体和谐，分别为昌而不亡的物质、精神条件《庄子·天地》》有多寿、多富、多男子的“三祝”，三多跟五福本质相同。关于寿昌观念的由来，这里有一个假说：早期务农都有“游耕”阶段，权威史学家何炳棣用花粉化石论证黄土地带生态不良，只适于种粟[7]，最早纯农耕的周部落处在牧民族包围中 (《史记·周本纪》“务农耕”“在戎狄之间”)，只有靠人多势众才能保卫收成不受掠夺。于是形成繁生、聚居两大文化基因，决定了后世中国的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两个“世界之最”。家族生命像树一样不离原地，跟树不同的是，寿和昌固有矛盾的一面：人多又不转移分散，必然挨饿。形成“夭”与“多男”的恶性循环，其中间机制是灾荒、战乱，即“富”与“德”的反面。夭成为严酷的现实，寿便成为美好的理想。这样便形成了“寿星”即南极老人星的神秘崇祀。

　　“寿星”一词含义古今有别，本是天文学中的一个星体，位于南极。《史记·天官书·索隐》说南极老人星的出现昭示着“天下安宁”“国长命”，又为“人主寿命延长之应”，所以杜甫诗说“南极老人应寿昌”。仁君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德政造成没有夭亡、举国皆寿的局面，即《汉书·礼乐志》所谓“驱一世之民，入仁寿之域”（杜诗“八方开寿域”），每当此时天上就会出现老人星的祥瑞，以示预兆和嘉奖。由此才能理解“人瑞”。明初朝廷宣布老人星“罢祀”（《明史·礼志》），老人星世俗化，便把长寿者称为“寿星”。

　　寿字有无数变体，以描绘耕田轨迹的篆字为内核，大多带老字头；可以综合阐释为“以老家长为主导、以田畴为依托、世代相传的群体生命跨度”。聚居群体要以老人为核心，以年齿长幼保持和顺。所以尊老尚齿成为礼俗之必然。

　　三、历代尊老礼制略述

　　历代的尊老礼俗、礼制，够得上一部专史。从上古夏、商、周三代起，就按年龄级别给老人以尊贵地位，并用天子的名义向老人颁赠“王杖”，此物恰好是关于老人的斯芬克斯“三条腿”之谜的关键。王杖是老人特权标志，理论上凭着它70岁就可通行国中禁地，80岁就能出入朝廷面见天子。90岁，天子就不能召见，而要带着美食登门看望；天子出巡，每到一国，要先参见百岁老人，之后才接见诸侯。官员不论多高级别，地位都低于70岁的族人（《礼记·王制》《礼记·祭义》）。

　　《管子·入国》提倡设立“掌老”官员，督促实施“七十以上一子无征( 免役)，三月有馈肉；八十以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以上全家无征，日有馈肉”。孟子说，周文王就因为“善养老者”，吸引“天下之大老”( 家族群体的长老) 率众来归，创造了取得政权的基础（《孟子·离娄上》），文王“善养老者”，以致天下之父母带着子孙来归。孟子还说“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尽心上》，只是确保老人不受冻饿，小孩就不提了；在他的谆谆教导中，70岁老人的“食肉”甚至比八口之家的“不饥”更重要（《梁惠王上》）。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尊老风尚突出的客观存在。

　　汉代确立以乡为国家的基层( 乡字象乡民对坐共食一簋)，是血缘、地缘关系的结合部，实行长老自治。为了恢复战国以来被破坏的尊老风尚，同时为补救家族伦理的缺陷，朝廷大力恢复古俗，突出社会的尊老尚齿教化。《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文帝每年对老人按10年一级给以米肉丝帛等物质表示慰问，象征让老人“衣帛食肉”的古老理想。最高表现是东汉明帝在新建的正规大学中按古制躬行“养老”礼，由皇帝向两位老人代表( 分别象征父兄)跪拜献食《后汉书·明帝纪》），为臣民作表率；同时基层普遍举行“乡饮酒礼”简称乡礼，即《礼记·王制》记述的“习乡尚齿”。两汉皇帝接力建成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后世总能乱而复治。

　　被称为《王杖诏书》的两批出土汉简详确地表明，汉代曾实行严酷的老年特权法。明文规定颁给老人的“王杖”等于“节”( 皇帝使节的信物)，欺侮持杖老人的统按大逆不道罪立即斩首。出土汉简中还有案例档案一批，涉及罪犯11人，其中官吏6人，占了多数；有的官吏罪行未至打骂，不过擅自拘留，似乎体现了官吏从严的原则[8]。从现代观点看来，为维护老人的尊严而断送无数生命未免过分，但鉴于长期动乱使上古的尊老风尚遭到极大破坏，尤其是汉代中央集权国家需要建构乡里的基层，似乎有意采取矫枉过正的非常手段，任务完成即无必要持续；这一峻法在汉代正史中不见记载，可以这样解释。

　　汉代的尊老礼制，后世各朝代每当社会稳定常恢复实行。太学中的“养老之礼”实行到元代以前，宋代此礼中皇帝和老人代表的相对地位有了变化，这当与孔子地位的神圣化相关，皇帝重礼参拜的对象变为太学中的孔子（据《宋史·礼志》，以下俱见诸史礼志）。乡饮酒礼在唐代纳入天子养老礼的系列，后来作为儒家基本礼仪，直实行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夕（《清朝通典·礼部·养老》）。

　　物质生活上的普遍“优老”，包括对老人之家的减免租税和服役也长期实行，明代更有加强，80岁以上的“贫无产者”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这当与朱元璋的贫苦出身有关。

　　统观尊老历史，有个明显现象，即少数民族政权的尊老举措反而更加突出，道理可能在于争取汉族民心。例如北魏孝文帝首创按10年一等赐予老人名誉官爵的做法，到另一少数民族政权北周，更将其制度化。只有元代无视中国尊老风尚，结果短期覆亡。清代可能接受了教训，把尊老礼制推向历史的高潮，出现了三次皇家“千叟宴”这样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会，同时与宴老人四千多位（《清朝通典·礼部·养老》）；还有普遍敕建百岁人瑞坊，仅海南文昌一县就有至少14座（道光《琼州府志·人物志》）。

　　四、尊老文化的惊人表现

　　尊老作为文化本原，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有全面的，惊人表现。限于篇幅，只能举出若干吉光片羽，对于今人，都已像奇趣录一样闻所未闻了。

　　五朝元老：政治上对老年人才极端倚重。大臣退休要“乞骸骨”，上书十几次得不到批准，终于即死在任上(“卒于官”)是常事。最高离休年龄为北魏罗结的110岁，此老在107岁上还加官晋爵（《北史·罗结传》，五代的冯道创下十朝元老的记录（《五代史·冯道传》）。

　　十世同堂：皇帝旌表“累世同居”，最高同居世代为宋代的19世，最老者为家长。《宋史·孝义传》记载江州陈竞的九世之家，甚至说“有犬百只，一犬不至，群犬不食”。陆九渊家三千口人吃大锅饭，老家长每天早晨率众拜祖宗，读语录，跟所谓“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象非常相似。

　　百岁观场：“老”几乎等于贤( 与“贤”对立的“不肖”常指后生)。教育和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毫无年龄限制，唐代一次考中进士的五人中，两人70多岁，三人年过60岁（《唐摭言》卷八“放老”）。清代考生年满80岁一律恩赐举人，百岁考生频频出现，落了榜还荣任名誉“教育部长”。

　　伦理方面：在伦理和哲学上，老人分别是道德楷模和智慧的化身。作为结合体的老师最受尊崇。最早的教师与领袖角色合一，战国以前无师不老，曾专指帝王之师，周武王称姜太公为“师尚父”，近世教师被纳入“天地君亲师”的尊奉系列。中华文化贵“德”，千里马是力的象征，《论语·宪问》还强调“骥称其得，不称其力”。德的本质就是群体凝聚力，“德高望重”绝不能用于青年。在对外关系上，也奉行以德报怨、“德以来远人”的怀柔政策，以求融合成庞大群体，以柔克刚，跟游牧民族的“力”抗衡。

　　哲 学 方 面：哲 学 是 智 慧 之 学，《尚书·皋陶谟》说“知人则哲”，《国语·周语》说“言智必及事”，中国的智在于人事，来自经验的积累。智者多是老年角色，可举老子和姜太公为精英、大众的偶像。据说老子之母“怀胎八十一载”，老子生来就白头（《史记正义·老子传》）；姜太公一出场就是个80岁老翁，说他钓鱼56年未获一鱼，一朝钓得大鱼，腹中藏着领兵的帅印[9]。古代用龟甲、蓍草占卜其原理也用老解释：“龟三千岁，老者先知。”蓍草不仅千岁，而且三百茎，有寿有昌( 晋·张华《博物志》）。《晋书·五行志》说“人老成精，物老成妖”。《易·系词上》谈到“方以智”“圆而神”，神比智高明；数学上从正方形无限增加边数则趋近圆，相当于时间的积累。据《说苑·敬德》，老子之师临终教他“过乔木而趋”，路过老树都要致敬，表现了尊老的至诚。

　　五、西方及现代文化关照下的尊老传统

　　中华尊老传统要通过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看得清楚。中西文化的强烈反差，老年观可作为焦点。中国文献总体上带有明显的老年色调，例如汗牛充栋的笔记大都出自老人。笔者在专着中提出“老境文学”的概念，与西方所有、中国所无的儿童文学适成对照。叹老诉衰的“有病呻吟”在中国诗篇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相反，西方文献中很少涉及老年；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论老年和青年》常被提到[10]，但此文论的是动植物的生命过程，通篇竟不见老人一词。

　　根源在于游牧和聚居农业的文化异型，中国古人对此早有认识。《史记·匈奴传》说匈奴人吃美食的顺序跟中国相反，先供青年，因为打仗打猎都靠他们。据《后汉书·班超传》，外交家班超断言，游牧者之俗是“畏壮侮老”。西方人类学家说，游牧民族冬季迁徙，老人只能掉队等死，“只有狗才对甩下了人感到困惑”[11]。

　　罗马战争中掠夺的大量奴隶进入家庭，家庭的本义就是奴隶[12]。罗马法规定儿子被出卖三次才能获得自由，内战中儿子常杀死父亲，奴隶倒可靠些，因为不能因主人的死而获得解放[13]。恩格斯说，10世纪德国的先民还有吃父母的事[14]，而同时在中国的宋代，“割股啖亲”已成风尚（《宋史·孝义传》）。

　　一些亚洲民族接受了中国的尊老文化，在韩国，从《礼记》的古俗到宋代的家礼乡规都有较完好的保存，他们引为骄傲。笔者访韩时受到儒教中心“成钧馆”( 相当于国子监兼翰林院) 长官的招待，这固然与季羡林先生的推荐有关，但主要就因为尊老史的研究课题。可惜在中国本土，由于百年来政治动乱的反复冲击，尊老的社会内容已被遗忘。孝道更因“一胎化”造成的亲子传统地位倒置而急剧消失。

　　“移孝为忠”的儒家伦理固有不少重大的内在矛盾（例如古语“忠孝难两全”），近代难免遭到批判，而尊老的社会风尚则基本上得到肯定。当然尊老也有糟粕必须扬弃，例如《礼记·曲礼》要求兄弟辈走路时也要按长幼顺序而比肩“雁行”，朋友则要“不相逾”，甚至在登高眺望时，青年也只能循着长者的目光，这会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由于“孝”的伦理体系被废弃，对中华文化价值的信心已发生动摇。有识之士公认，民族的时代定位决不能无视自己的文化本原。杜维明先生说，面对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潮流，我们“从传统本身引出源头活水”，作为“自我主宰的基础”[15]。注定干涸的孝不过是歧流，中华文化另有更为长远的真正源头。儒家伦理的弊端在于家族性的局限，“先儒家”的尊老风尚恰好是社会性的，从中引出源头活水，可使文化价值从失落变为回归。

　　《札记·郊特牲》说得好：“万天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中华尊老传统教人“报本反始”，通过父、祖追溯到社稷、山川，《祭仪》：“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对于华人，“家乡父老”是动心的诉求，所以尊老是中华爱国主义特定的首要文化内涵，是祖国统一的强固纽带，也是道德重建的亲切可行的着手点。

　　联系到伦理危机、生态危机，中华尊老传统有更大的世界意义：“尊高年”要求追尊孕育人类的天地( 自然) 并把子孙万代的福祉视同自己的生命（张载《正蒙·西铭》）：人性中固有的报恩冲动，当能引向亲祖之恩的回报，成为普世伦理的出发点。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重要贡献。

　　世界更面临“老龄化”危机，似乎人类社会已老到了拄杖阶段。这使中华尊老文化的意义尤其重要。本世纪中期才发现的“老龄问题”(Aging) 是社会如何应付老人的问题，同时产生的“老年学”(Gerontology)，作为社会学的分支，注定根本不谈历史。“文化人类学”虽涉及尊老，但限于落后民族的奇风异俗，对中华文化只能敬而远之。这样我们的尊老文化在西方学科体系中就找不到对应的框格，实际被摈弃在现代学术视野之外。

　　在首届老年问题世界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肯定“亚洲方式”( 指家庭养老方式；可以论证，中国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甚至超过育儿功能) 是全世界解决老年问题的榜样[16]。韩国根据其实存调查的尊老风尚，将使世界承认这方面的文化主导权。这会使尊老的祖国处于尴尬境地。即便以社会学的统计方法为准，清初孔尚任的《人瑞录》（作者在户部侍郎任上所做的人口普查报告）[17]也早于西方老年学二百多年。

　　统观文明的时空大舞台，中华文化是以聚居群体长者之“德”跟游牧文化的青年之“力”对立而存在的，两者的边界就是龙一样蜿蜒的长城。从保障聚居的功用来看，长城跟象征老人地位的龙头拐杖本质相同。让我们细心审视巍峨长城跟神秘的斯狮身人面像的千古对应。

　　如今，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化能对人类做出什么新贡献？季羡林先生在为笔者完成国家史学课题成果手书致韩国的推荐信中说：研究尊老传统“实为振兴东方伦理道德、拯救世界道德沦丧的重要措施”[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