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作用

　　生命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物质载体，也是实现人的存在之终极价值的重要依托。作为一个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始终存在，并无时不为人们所关注和思考着的问题，生命在本质上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标志，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生命问题的历史追问，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回顾与总结的层面，而应该进一步探讨其当代的价值。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以儒释道三大家为代表，都对生命、生死以及养生等生命伦理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反思，并且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架构，为我们深入探讨、分析甚至解决当下社会所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处理好天-人、群-己与身-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以及对生命的珍视，能启发我们树立起正确理解和对待生命的价值取向

　　对于生命之定位及其存在价值的追问，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始终沉思和讨论的话题。在对人类生命的重视问题上，儒家就曾提出过“天地之性，人为贵”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的观点。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则认为人与天地是可以相提并论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慈悲为怀、敬重生命的佛家则认为“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并在此基础上将“不杀生”列为“十重禁戒”的首要行为规范。

　　由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以儒释道之生命观为基本要义，他们均认为人的生命最为重要和根本的，而敬畏生命，关爱万物则是其首要的立场。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这是运用最为质朴的语言所表达出的我们的祖先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生命永恒，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包涵着丰富的崇生爱物、生命至上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刻反思当下生活中的生命危机，重塑生命认同，追求生命的真谛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水平的迅猛提升，全球化经济的触角伸展到了各个角落，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然而，科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物欲的急剧膨胀，使人们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对身外之物的掠取，偏离了生命的本真意蕴，其结果则是物欲遮蔽人们的生命本性，人们在疲于奔命中沦为身外之物的奴隶，终日为了追逐财富而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最终导致了生命的异化。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对于生命及其内在价值的审视，将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去思索生命的本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内涵，以此来引导人们挣脱物欲的枷锁，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进而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二、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乐观人生、超越生死的根本态度能启发我们更好地解读生命、超越生命的局限

　　生死问题是人类诞生以来所面对的除生命本质以外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关于生命之价值追问的重要议题。儒释道均认为，人的生和死是自然规律，是自身所不能左右的。孔子曾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类既然无法改变肉体生命的存亡，那么就应该努力通过创造社会价值以及精神上的超越来提升生命的价值。道家则认为在珍视肉体生命的同时，要以积极而超越的态度对待死亡，以此来突破生命的有限性，达成“死而不亡”的人生追求。佛家提出了死生皆苦的观点，并指出只有摒弃欲念，正视生死，由“听闻正法”而“发大菩提心”,再致“理行结合自度度他”,最终方能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盘”的境界。

　　在中国历史的视野中，以儒释道之生死观念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始终坚持从生死问题本身所蕴含的自然主义属性出发，各自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对生死问题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其中，无论是儒家对于“生生不息”之理念的建构，还是道家对于“死而不亡”之理论的阐释，抑或佛家对于“涅盘”成佛之境界的倡导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中华先哲们正视生死、豁达人生的理性态度。而这种善于将人们对于生命与人生之理性认知和对于理想生命境界之热切的追求有机整合起来的致思模式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则使以此为基本内涵的中国传统生死观获得了足以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同时，人们也往往容易沉溺于眼前的现实利益，无暇顾及甚至不愿意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陷入更加浅薄和浮躁的境地，茫然无助。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改造自身和自然能力的提高，尤其是随着克隆、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有些人开始幻想能够突破生命的自然规律，实现肉身不死。面对如此之现状，为了影响和启发人们清醒认识及把握生死问题的本质，及时帮助他们扭转耽于物欲、贪生怕死的思想倾向，从而树立起理性而科学的生死价值观，切实提升生命的质量，挖掘中国传统中的乐观人生、超越生死的生命伦理思想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三、中国传统生命伦理中对修养身心，德性人生的至善追求的思想能启发我们感悟和建设美好的和谐家园

　　修身养性，求真保全是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环节。儒家强调在“不怨天，不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善养吾浩然之气”;他们强调由“尽人之性”而“尽物之性”,由“尽其心”而“知其性”,由“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并最终“与天地参”,实现人类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合。道家创始人老子则主张为人处事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努力摒弃物欲诱惑，做到“致虚极，守静笃”,从而达成“深根固祗，长生久视”的目标。佛家主张从身心、群己和天人的维度来设计个体生命之内心世界的修炼；以“无忆、无念、莫妄”的心态，超越生死，“见性成佛”;以慈悲之怀普渡众生、感悟佛性，实现超脱。

　　任何生命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才能得以存在的，人类生命当然也不例外，这个环境便是宇宙自然。自然界之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不仅为一切生命的繁衍生息夯实了基础，而且还为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此，对于人和其他一切生命体来说，大自然既是朋友，更是母亲，需要我们以感恩之心和伦理之情去梳理自身生命与自然之关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宇宙自然中生息化育的生命体之间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是因为，就本质而言，大千世界中任何生命体都既是自身的存在，也是其他生命得以存在的客观需要，这种利己性与利他性的辩证统一就必然使物种之间的共存共荣和相互制约成为必然。与其他生命相比，由于独特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社会属性的存在，人类拥有更为寥廓和复杂的存在空间，但其与自然万物以及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之关系也是不容质疑的。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儒释道的养生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显着特色，他们着眼于个人的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建构，希望以此为人类塑造理想的德性人生和德性社会。在这些工作中，儒家“亲亲”、“仁民”和“爱物”的思想，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以及佛家“依正一体，依正不二”的教义无不闪烁着真理的光华，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改善，随行的则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妄为。

　　人们过分迷信科技的万能、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造成现代社会的过度开发和野蛮增长，最终呈现的是逐渐失衡的生态系统、陆续灭绝的物种和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人们在当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不仅自身生命本体出现物化趋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和冷漠，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更使得其生命质量急剧下滑，痛苦感与无力感蔓延。由此，我们期望通过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修身养性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发挥，最终建立起人人相亲、各得其乐、天人相契的和谐家园做出有益的探索，以期为人类实现自身的灵魂救赎。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经对人类之生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过形象的说明，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作为人类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性前提和基本载体，生命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理解生命的本质，诠释生命的真谛，树立对于生命问题的正确态度便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的核心话语。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关于生命、生死以及养生等问题的理论建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伦理倾向的集中体现，也代表了儒、道和佛学思想家们对于生命、道德和人生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在当今我国上下大力贯彻以“以人为本”

　　之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真挖掘并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模式，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有效增强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境界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唐思鹏。佛教的生死观[J].国学论衡，2007,（4）：230-234.
　　[2]罗国杰。人道主义思想论库[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