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韩非子》中的言
一、“言”的含义
言，在古代汉语中，其含义较多，一般分为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现分别列举如下：
一、作为动词：
1. 言的本义是说，说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2. 议论，谈论。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3. 记载。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宋·苏轼《石钟山记》；4. 问。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史记》。王引之述闻：“言王，问王也。”;5. 告知；告诉。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礼记》。郑玄注：“言，语也。”;6. 陈述；叙述。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7. 解释引文、词语或某种现象的发端词，相当于“就是说”或“意思是”.《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周易》；8. 说明。言其利害--《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二、作为名词：
1. 话，言语，口语。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2. 言论；见解；意见。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3. 言辞；辞令；辞章。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不利焉。--《左传》；4. 政令；号令。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国语·周语》。韦昭注：
“言，号令也。”;5. 誓言；盟辞；约言。史载笔，士载言。--《礼记》。郑玄注：“言，谓会同盟要之辞。”;6. 建议；主意；计策。我言为服，勿以为笑。--《诗·大雅》；7. 学说；主张。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8. 言语或文章中的句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9. 着作。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汉·贾谊《过秦论》；在古代文献中，“辞”与“言”本是不同的概念。“言”在较多的时候指语言或文字，而辞在名辩学中则主要指命题或语句。但在中国名辩学中，辞与言有时也是相通的，或同指语言，或同指语句，或同指命题。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这里的言，即语句，也就是辞。墨子说：“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②这里的言，是立论，也可以说是立辞。由此，我们可以从古代名辩家对“言”的论述，来进一步认识辞的本质。这一点，在《韩非子》一书中尤为明显。
以下摘录《韩非子》中含有“言”的语句，并加以分析注解。《韩非子》版本诸多，本文选取的是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集释》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的《韩非子校注》作为本文研究的底本。
（一）说，说话，言语。
1.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韩非子·和氏》
2. 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韩非子·和氏》
3. 夫杀一臣而存一国，其不言吉，何也？《韩非子·说林下》
4.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韩非子·大体》
5.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内储说上七术·说七》
6. 阎遏、公孙衍愧不敢言。《外储说右下·说二》
7.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难一·七》
以上 7 条引文中的“言”都有言语，说话的意思，其中 1、2 和 7 是名词，其余各条为“言”的动词用法。
（二）言论，见解，学说。
1.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韩非子·喻老》《韩非子校注》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事，事情。知，通“智”,智慧。徐冯说，事情是人为的，办事的行动产生于当时的需要，所以聪明人做事没有固定不变的办法。书籍是记载言论的，言论产生于对事理的了解，了解事理的人是不藏书的。“①这里的”言“即言论之意。
2.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气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外储说左上·说二》
这句话的意思是：范且、虞庆的言论，都是动听胜人而违背实际情况的。君主对这一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是事情致坏的原因。反：违反。情：实际。言：言论，学说。
3.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韩非子·定法》
4.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在这两段引文中，“言”都具有学说，见解的意思。
5.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
《说疑》中的这句话是讨论禁奸的办法，韩非的观点是，禁奸最有效的方法是从思想上入手，首先禁止其心中邪恶的想法，其次是消除其言论中的邪恶，再次就是约束他的行为，防止产生奸邪的行为。所以，这里的“言”为学说，言论的意思。
（三）陈述，叙述。
1.人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外储说左上·经一》君主在听取臣民言论时，对他的口才十分佩服；观察他的做事方法，对其远离实际的作风也十分赞赏。所以这就导致臣子和民众的叙述都深远阔大而不切实用，做事情都不讲究实事求是，远离实际。这里“言”是陈述，叙述的意思。
2.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说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产忠谏，子国憔怒。《外储说左下·经六》
公室实力衰弱，就忌讳直言，谋私利的行为盛行，就很少有人去为国建功。范文子喜欢直说，他父亲武子忌讳直言，所以用手杖打他。“直言”可理解为直言进谏，就是向君主陈述时言语直接，此处的“言”也具有陈述之意。
3. 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之于臣也；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臣之于君也。《难一·五》对臣民错误的行为给予惩罚，是君主对臣民应有的做法；对于臣民来说，如果认为君主的行为错误，就要勇于发表自己的建议，君主如果对建议听而不闻，依然我行我素，臣民就远离他，这是臣民对君主应采取的态度。“言”即陈述。
（四）解释引文、词语或某种现象的发端词，相当于“就是说”或“意思是”.《内储说上七术·说二》篇云：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这是鲁哀公和孔子之间的一次对话，鲁哀公请教“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的原因，孔子说的“此言”中的“此”指的是鲁哀公的问题，“言”在这里的意思就相当于“就是说”或“意思是”.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就是说应该加以摧残的而不加摧残，那么桃树和李树就会在冬天结果实了。天失去常规，草木的生长尚且要背逆它，何况君主呢？
（五）言即名
关于言的这个用法，本文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过，在此不再累述。（见第一章第一节）（六）表判断，命题。
在《韩非子》一书中，“判断，韩非称为言”.①在韩非看来，作为判断的言是考察臣民的重要依据，他特别强调“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贵其功”.臣下在向君主进言时，君主按照所进言的当否进行任命，所以韩非特别重视言是否得当。
《奸劫弑臣》篇云：“人主诚明于圣人乏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这三段话中的言，即是言辞，有判断的意思，这里的言和辞的意义是相同的。
《外储说左上·经二》 篇云：“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翌也。人主于说也，皆如燕工学道也；而长说者，皆如郑人争年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策也。”这句话中的言，就是立论的意思，君主听取意见（立论），这里的立论也就是立辞。
《问辩》篇云：“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今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 .”韩非以其法家的思想为基础，认为实行法令，要先有判断，并且这个判断是最重要的，做出的这个判断就是一个度，是来衡量法令实行的程度。这里的“言”即判断的意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韩非的“言”也是为其法家思想服务的。
二、言的特点及功用
（一）言的特点
本节所论述的“言”,仅指“判断”意义上的，也就是名辩学中的“辞”.《韩非子》一书中，关于言的特点，总结起来有三个：一是无疑；二为参验，三为能用。首先，韩非认为，“言”必须是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韩非要求言必须轨于法令，这样才不会产生异议。他从其法家思想的观点出发，认为立言必须是“举事实，去无用”,既然都是事实，又不包含任何无用的成分，这样的言必定是无疑的。
其次，言必须能参，也就是韩非所说的“参言”（《韩非子·八经》）。参言必须有对应事实，无对应事实的言是不可信的，这也正是韩非法家思想的体现，一切以功用为标准。立言“必有报”（《韩非子·八经》），“报者、复也，复犹验也”,①有报有复的意思就是要用事实和实践作为参考，来对言进行验证，如果所立之言得到了事实或实践的验证或与事实相符，那么这样的言才是应该采用的。这样的言没有虚无空洞的成分，而是真实有用的，那么就可以作为行事的依据。
第三，言还具有能用的特征。言可以作为行事的依据，就必然能用，这也是韩非重功用的表现，是对臣民进言提出的要求。“听言督其用，课其功”,“说必责用”（《韩非子·八经》），以便君主对臣民进行管理。君主要分清能用之言和不能用之言，如果分不清就会“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韩非子·八经》），那就会造成混乱，破坏国家的治理。
无疑、能参及能用之言是有具体内容的，那就是法令所指的具体内容。韩非说：“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韩非子·问辩》），“言无二贵，法不两适”,说的是必须将法令视为言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言才是有具体内容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言，不参杂任何无用的成分，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二）言的功用
言的含义可能有很多种，一种是由于语言本身就有歧义，难免产生误解；另一种是因言者和听者之间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含义，这种不同可能是身处的环境不同，也可能是视角不同，或者是知识背景不同造成的。韩非在《说难》和《难言》两篇文章中分别论述了立言之难。韩非在《难言》篇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我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韩非此处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言说并不困难，但要想让人准确掌握言说的含义，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在《说难》篇中，韩非列出了十二组的言辞，并对其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言辞或“华而不实”,或“拙而不伦”,或“刿而不辩”,或“谮而不让”,或“诞”或“史”,或“鄙”或“诵”,皆是不易采用之言。在《说难》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两者大意相似，但侧重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由上可见韩非对言的研究方式，他并不注重形式上的分析或理论上的阐述，而是结合“言”的实际情况，在其意义上进行分析，这在先秦逻辑判断论中，是有其特点的。《韩非子》一书“言”的功用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1）举事实，去无用
“举事实，去无用”被韩非视为立言的宗旨。在《显学》篇中，谈到儒者游说君主时，韩非认为儒者只会谈论过去的治国功绩，不谈搞好当前所用来治国的方法，他们不了解官府法令方面的事情，也不了解奸邪的情况，一味的称道远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成就的功业。因此，此类儒者之言，都是没有用处的，有法度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们的言论。
韩非立言的宗旨反映在他的法家思想里，就是定法。在《定法》篇中，韩非给出了他的“法”的基本定义：“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且必须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
韩非认为时代在变化，法也应该随着时代变化，不然就很难达到“举事实，去无用”的目的。所以制定法律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不能因循守旧，应该做到“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这里鲜明地体现了韩非的辩证思想。强调立法要反映时代特色，法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修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举事实，去无用”可以使言清楚明白，没有异议，而这正是立法所需要的，反过来，法制定以后，也可以保证立言的权威性。
（2）考察臣民的依据
《韩非子·二柄》云：“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
这段话是在讨论考察臣民的标准，韩非认为君主想要禁止奸邪，就要仔细考察刑名是否相合，所谓刑名，就是言论和事实。臣民在做事前先发表自己的观点即言，君主就依其言分配任务，根据其任务的完成情况判断其言，并责求功效。若功效明显，说明分配给他的任务和他的言论是相符的，就发奖赏；若功效和他所做的事不相当，事情和他的言论不相符，就责罚。韩非特别强调，赏罚不以功劳大小作为标准，而是以其言是否符合其功为标准，言大功小要受罚，言小功大也要受罚，只有言与功相符，才符合君主用人的原则。
韩非在《问辩》篇论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时，再一次强调言在考察臣民反面的重要性，他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他在这里强调不规于法令的言论和行为必须禁止。没有法令作依据的言论，即使可以适应事变，进行事理推，君主也要特别重视它的效果。做事的效果与其言论符合了，才能给予重赏；若两者不符，就要重重的责罚。可见，在韩非看来，考察臣民，最重要的就是考察其言论与其功或其实效的符合程度。
言的这个功用，其实就是君主的“术”,君主要善于用术，以此来考察臣民是否名副其实，这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也是君主防御群臣的措施之一。这也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韩非子·定法》）。这就将韩非法家之术的问题与其立言的观点结合在了一起，韩非的名辩思想观念与其政治目的和政治观点统一了。
（3）树君威，安天下
通过“举事实，去无用”,君主确立了轨于法令的言，又把轨于法令的言作为考察臣民的重要依据，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天子，能制天下” （《韩非子·功名》），也就是树立君主的权威，以安定天下。这是立言的最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作用。
言的这个功用，其实就是韩非所谓的“势”,君主要蓄势，这样才可以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使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势，凌越一切，自己的权威不能受到挑战和威胁。
树立权威的方法，就是对臣民的言行功效进行约束和掌控，防止臣民有不二之心，要求他们对自己绝对服从，只有这样，君主才能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定法》）的政治格局得以形成，天下才能得以稳定。
综上所述，韩非所述言的功用，与其法、术、势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韩非的名辩学思想深受其法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