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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基础论文写作参考10篇之第一篇：智慧治理的内涵、逻辑与基础探析
摘要：网络信息化时代催生了关于智慧治理的话语体系。智慧治理蕴含着政府角色智慧化、城市管理智慧化以及公民参与智慧化三层内涵，大数据治理、整体性治理以及动态性治理三重逻辑，技术驱动、制度确认以及观念支持三维基础。
关键词：智慧治理; 政府; 城市; 公民; 大数据;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人们正抱有极大的热情来讨论、理解、倡导一种智慧化的现代生活。在此过程中，诸如“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社区”等一系列智慧理念被构建了出来。同时，它们被一并置于“智慧治理”的范畴中，生产出了一种关于“智慧”的话语模式。然而，智慧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逻辑以及实现基础，依然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亟须学界给予重点关注。
一、智慧治理的三层内涵
（一）政府视角下的智慧治理
作为智慧治理的核心推动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行动取向、治理效率，毫无疑问是智慧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确认智慧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或者说，从“智慧政府”的角度来理解智慧治理，是确定其内涵时第一个需要回应的问题。所谓政府的“智慧性”，在理想层面一定体现在其越来越智慧化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决策能力上。具体而言，这一目标的达成必须满足三个要求：其一，政府对社会的了解，应该以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目标。换言之，一个不了解社会事实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也会受到制约。其二，政府应该对来自社会的差异化诉求，具备高效的回应性以及准确的预测性。其三，就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而言，其不同部门与层级之间的互动应该更加紧密，组织间的数据共享、流通与处理也应高效便捷。总之，在政府角色智慧化的视角下，智慧治理是在网络技术、数据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治理工具变革之下，政府治理创新的结果。智慧治理核心内涵之一就是“智慧政府”。
（二）城市视角下的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的第二层内涵，可以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因为，城市作为现代技术治理的核心阵地，其相关的规划发展、项目推进以及制度建设，一定具有不可阻挡的智慧化趋势。简言之，智慧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治理思维的智慧化转向中，对城市运行的各个机构部门进行有机整合，进而对治理政策进行优化与完善。具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立足于城市整体的发展战略，着眼于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聚焦于城市水电能源、公共医疗、公共交通、公共安全等关键要素的系统整合。城市智慧化的构建路径之所以得以推进，必须归功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力支持与“赋能”。现实中，可以看到，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强力支持，已经让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具有了更高的治理效能，人们在都市生活中生产出的海量信息，都可以通过ICT技术实现高效的共享、处理与整合。城市治理的决策过程具有了更准确、更完整、更真实的“知识依据”，个体诉求也能够被迅速地回应与反馈。总之，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在理论上极大丰富了智慧治理的内涵。
（三）公民视角下的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的第三层内涵，可以从公民参与的视角进行理解。首先，就“治理”本身的概念意蕴而言，其就是旨在淡化、削弱原本政府一家独大的权力格局，这是一个试图突破传统管理型社会秩序的改革进路，同时，也是旨在培育更积极、更具备良好政治参与能力的公民及其组织。其次，就现实而言，如今的社会治理情境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愈发显现出“开放”“共享”的结构性特征，这表明，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依赖关系、制衡关系日益加深。仅仅依靠单一的公共部门，已然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微观、流变、隐匿的社会治理事务，国家与地方政府也很难单方面地给出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智慧决策”。因此，只有高效紧密的主体互动，才能顺利地在社会治理各个环节注入民主要素。也只有在民主参与的机制下实现集思广益，才能让社会治理实践获得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总之，从公民视角看，智慧治理蕴含着民主参与的精神。它的内在要求，是政府在权力让渡的过程中，为社会构建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路径，并让他们能够在公平、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表达诉求、参与决策、实行监督。
二、智慧治理的三重逻辑
（一）大数据治理的逻辑
智慧治理是在“技治主义”浪潮中被提出的新型治理模式，因此，智慧治理的逻辑从属于技术治理的逻辑。在技术治理的范畴中，大数据治理又构成了其逻辑核心。无论是在决策层面还是在管理层面，大数据治理都已经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社会治理的实践思维：一方面，传统决策模式往往依靠所谓“理性专家系统”的经验直觉展开，即一种“经验驱动决策”的治理逻辑。这一模式因包含强烈的主体因素，而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与主观性。其模式运作肇始于“某一事件的发生”，展开于“对某一事件因果关系的调查”，完结于“对某一事件给出的解决方案”，整个治理实践环节都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与“善后性”特征。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治理的逻辑下，凭借经验直觉的治理实践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数据驱动决策”的机制。此间，数据的价值中立性，能够让它将主体的“价值取向”良好地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并且，大数据的本质是为了追求“全数据”，在“全样本”的支持下，决策者可以依靠对海量数据信息的分析与计算，洞悉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让“数据驱动的决策”具有预测功能。大数据治理的逻辑也因此具有更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二）整体性治理的逻辑
传统管理型社会中的碎片化治理，正在被智慧治理中的整体性治理逻辑所取代。这一新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各治理主体之间越来越强烈的共享思维、开放思维与协同思维。佩里·希克斯认为，“碎片化的管理模式存在转嫁代价和困难、项目冲突、项目重复、目标冲突、不同职能部门施加的干预之间缺乏先后顺序、在对需求做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众无法获得服务或公众对所获得的服务感到困惑、服务的提供或干预之间彼此分离等问题”[1]。这就是说，在碎片化的社会治理格局中，传统科层结构内部的治理信息是被切割的，是分散化的，即呈现一种信息孤岛的局面。而为了跳出治理碎片化的桎梏，智慧治理中的整体性逻辑推崇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沟通与协同，并旨在消解因政策的目标差异或价值取向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紧张，进而在政策效力的提升中，让大众共享无缝衔接的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元的话语权力，也重塑了不同组织机构及不同科层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与利益格局，原本“中心—边缘”的组织结构开启了“网络化”“一体化”“多中心”的转向，这种“整体性”逻辑也很好地遏制了信息机会主义的产生。简言之，智慧治理实现了组织机构的联结互通，实现了行政流程的协同配合，实现了公共服务平台的一体化整合。
（三）动态性治理的逻辑
愈发复杂且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意味着智慧治理的实践，还需要一种动态性的思维逻辑。我们说，社会治理实践一定不是运作于真空之中，而是处于多变的社会网络之中。这一富有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场域。然而，传统治理理念总是强调具有决定论特征的制度运行，并企图利用切割、分解的方式，来对治理对象进行程式化的管理。这种静态化的治理逻辑，必然造成理念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相反，智慧治理中的动态性逻辑预示着行动者在面临具体治理情境时，不可能再机械地运用既定、刚性的治理规则来指导其行为。因为那些既定的文本规则以及先赋的思维意识，往往与真实世界中的具体事件存在错位或者不匹配。进而言之，动态治理真正考验的是治理行动者在动态治理情境中的实践智慧。[2]这种实践智慧取决于行动主体的“涉身理性”，即置身于治理情境中并对其展开理解、构建和运用的能力。也因此，动态性治理的逻辑要求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能动性，同时也意味着，动态治理过程包含了大量事关实践主体的判断、构建与反思，其向前推进的动力之源在于实践主体丰富的想象力、推理力与理解力。
三、智慧治理的三维基础
（一）技术驱动
智慧治理得以展开的首要基础，是要在政策制定、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使用先进的治理技术。这一技术支持的关键在于，能够实现治理信息在时空中的高效运转。就此而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显著的效率：一是信息搜集的效率，二是信息存储的效率，三是信息处理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谋求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并非一个单向度的技术引入过程，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技术”与“组织”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因此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技术引入阶段。治理组织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对社会治理信息的有效搜集与保存。第二，技术扩展阶段。随着技术在治理实践中的逐渐深入，技术与组织沟通互动的进一步协调，“技术逻辑”与“组织逻辑”逐渐融合。第三，技术扎根阶段。此时，技术（主要是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推动变革的力量，能够将其网络化、多元化、动态性、整体性等结构属性，移植到传统治理组织之中，并凭借其强大的结构刚性，反过来形塑并优化组织结构。概言之，智慧治理中技术支持的核心主要涉及数据技术、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等，它们在与治理组织的双向互动中，逐渐嵌入社会治理结构中，进而让治理行动有了更全面、精准、细致的知识依据，治理的智慧性也得以凸显。
（二）制度确认
智慧治理实践需要制度的支持。虽然，社会治理的实践有着动态化、情境化的趋势，但主体充分施展其实践智慧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存在一个公平、明确、基本的互动框架，个体所谓的情境理性，不可能凭空而来。所有的治理行动，也都存在着能够供其主体进行价值体认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无论是技术本身的运作，还是治理主体间的互动，还是新生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有关权、责、利的分配，都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规则系统加以制约。第一，现代技术在对社会治理实行技术赋能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治理失范的负面后果。现实中，政府与企业常常在现代技术（如大数据监控技术）的掩护下，以智慧治理、智慧生活为名，行破坏民主、侵犯隐私之实，技术运行亟须制度规范。第二，传统社会中的科层结构正遭遇新兴网络结构的冲击与解构。原先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也面临着规则的调整与转型。第三，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组织机构的再生产，诸多新兴治理主体应运而生。它们在智慧治理中的角色、功能、责任以及权利，也都需要在制度层面加以确认。
（三）观念基础
无疑，在智慧治理的建构中，技术与制度的支持不可或缺，但是，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制度也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结构性约束。从理论上讲，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治理体制的革新及最终善治的达成。因为，除二者以外，智慧治理还需要“观念”的同步更新，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民众，都需要在思维意识上，紧跟智慧时代的步伐。首先，就政府而言，需要其强化技术应用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不能仅仅将技术赋予工具性的意义，而是需要试图从技术的理论精髓中，解读出对社会治理创新有益的价值理念。其次，就企业组织而言，其参与智慧治理的过程，虽然还会遵循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逻辑，但决不能走剥削数据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老路，而是要在“共同的善”的价值理念下，实现全体社会的福祉最大化。再次，就普通民众而言，积极储备必要的科学素养与科学态度同样重要，人类生活正进行着愈加精细的社会分工，并被一系列符号系统与专家系统编织成了崭新的世界。在应接不暇的科技创新面前，普罗大众所展现的接受能力与理解能力，决定了整个社会智慧治理的基调与氛围。思考如何才能在科技化、信息化的洪流中，不被知识鸿沟排除在智慧生活之外是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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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谭成华.智慧治理的内涵、逻辑与基础探析[J].领导科学,2019(24):51-53.
逻辑基础论文写作参考10篇之第二篇：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基础与基本策略
摘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指能够与职业学校共同或单独完成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评审建设并经政府授权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有较大影响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规模以上企业。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时代基础、实践基础和产业基础。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要从健全制度安排、激活内生动力、制定省级标准等方面共同努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型企业; 逻辑基础; 基本策略;
Abstract：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must be the ones with a certain scale that can jointly or independently complete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and skillful personnel with vocational schools, deeply participate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have certain representativeness, greater influence and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cognized through evaluation and authorized by the government.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ve solid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basis. It is recognized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remov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ctively cultivate and activate endogenous power; make regional planning and formulate provincial standards so as to construct these enterprises.
Keywor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nterprise; logical basis; basic strategy;
为进一步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8年2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支持企业办职业学校，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工作。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到2022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至此，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发展和壮大企业和职业院校、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新范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正在中国呼之欲出。本文拟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内涵、建设的逻辑基础和建设的基本策略进行探讨。
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意蕴
厘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意蕴，是探讨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前提，为此，我们首先需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内涵进行理论考察。
早在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便明确指出：“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首次从法律的层面明确了企业可以依法依规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2018年2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支持企业办职业学校，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并对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根据促进办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可依法依规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与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共育人才，这些企业皆可建设成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近年来，国家广泛开展了包括“引企入教”改革、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形式的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合作研发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动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无数事实已证明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企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主体作用。然而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直接成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也就是说要建设成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首先要有一定的校企合作基础和经验。2018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征集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公告，在公告中对申报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最低年限、企业实力、企业的类型和企业的规模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规定。2019年3月，期待已久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正式颁布实施。该实施办法对为什么要建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应具备哪些条件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同时有关教育型企业内涵的理论探讨也非常活跃。“教育型企业是指具备良好的资质基础，能够提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条件，承担教育实训内容，与职业学校共同或单独完成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企业。”[1]全国著名职业教育专家姜大源研究员认为：“教育型企业实际上是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把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跨界突破。”[2]
我们认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必须是符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所规定的基本条件，通过先建后认的方式，与职业院校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评审建设并经政府授权的企业。其基本内涵包括：第一，有意愿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即企业愿意参与到共同育人当中来；第二，有实力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即企业能够与职业学校共同或单独完成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一些“领头羊”式的企业；第三，有担当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即企业把培养职业教育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一些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第四，有热情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即企业能够积极主动、乐意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第五，有信心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即企业是学生向往的，对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完成共同或单独育人；第六，有经验，即企业已开展过校企合作并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第七，有权威，即企业必须通过评审建设并经政府授权。
二、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基础
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可行、必要的。那么，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基础是什么？本文认为，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时代基础、实践基础和产业基础。
（一）理论基础
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因此，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该站在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考虑其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利益相关者理论促使校企共同承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任，实现共生共赢。企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人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组建人才培养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能够充分考虑到职业院校、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充分调动职业院校、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能动性，能确保职业院校、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真正参与共同育人，最终实现各自利益诉求达成的多赢目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一种新形式，能够促使职业院校、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实现共生共赢。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基础
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既是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保障技术技能人才有效供给的基本经验，也是国内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历史必然。换言之，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符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历史规律。
首先，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保障技术技能人才有效供给的基本经验。为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德国较早就建设了“教育企业”。“从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来看，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具有主体地位，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直接成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对那些符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并经过行业协会对办学资质建设后的企业，才可作为有资格从事职业教育的企业。”[3]这样的企业，德国称其为“教育企业”。[3]凡被建设为“教育企业”的企业必须承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任务，同时决不允许通过办职业教育来盈利，从而有力地保障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教育企业’的建设改革了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其实质是一种‘变职业教育完全由学校承担’为‘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改革模式。”[5]难以想象没有“教育企业”的德国制造何以畅行全球。
其次，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历史必然。追溯中国职业教育百年源起，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其萌芽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生俱来就有产教融合的内在基因。在中国近代，洋务派为应对西方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就开始思考创办自己的新式企业。然而科技人才的匮乏致使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企业失败。为克服这种困难，洋务派一方面聘用洋技师，招募外国工匠，另一方面自己培养科技人才为企业所用，成为当时企业的重要职责。“洋务派开始在企业内设立教育设施，企校一体的新式企业得以建成，肩负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教育型企业开始出现。”[6]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企业的教育因素不断增加，企业教育逐渐向体系化过渡，企业与学校的优势开始得到兼顾，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企业为得到发展所需要的大批技术人才，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坚持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创造”培养了大批合格的职业教育人才。因此，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不仅是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历史必然。
（三）时代基础
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自身的时代基础。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新时代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所作出的科学判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逐渐深入，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阐释、新要求，作出了有关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战略部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进入新时代，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2014年6月，***总书记在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示中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了重要的表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时下职业教育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其改革和创新的力度前所未有。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发展与壮大企业和职业院校，《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涉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政策文件相继出台。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特别是2019年通过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更是提出了全方位设想，“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到2022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这都为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提供了政策依据。
因此，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不仅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也是基于对当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现状的客观把握和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符合时代要求的准确认知后作出的科学判断，符合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时代特征。
（四）实践基础
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自身的实践基础。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对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无论是国家顶层设计还是学校办学都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均对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有了明确的规定或指示。《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支持企业办职业学校，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吹响了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号角。其后，国务院印发通过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提出了全方位设想，“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到2022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从职业教育实践层面来看，2018年教育部启动了征集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并于2019年4月确定了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24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从基层探索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早在《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出台之前就按照国家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有关要求和政策先行先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2017年浙江省嘉兴市进行了推行教育型企业建设与管理机构试点，2018年江苏省南京市也开展了评选首批南京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这些有益的探索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都为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五）产业基础
近年来国家各级各类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扎实的产业基础。据统计，截止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37.27万个，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5.89万个，还有数以万计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企业。
在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顺应高质量发展潮流，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愿意参与到职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中来。因此，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不仅是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而且可为企业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三、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基本策略
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充分发挥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打造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重大举措。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共同努力：一是健全制度安排，破除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制度障碍；二是积极培育，激活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内生动力；三是做好区域规划，尽快制定省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标准。
（一）健全制度安排，破除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制度障碍
制度安排是一种结构性安排，是各种制度的具体化。制度安排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制度缺陷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既可以是某一方面大的制度的系统缺失，也可以是某个较小制度的缺失或者是虽然有某方面的制度，但相关配套的制度没有跟上，致使制度的完整性无法实现。”[8]《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已经明确提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为下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产教融合企业确定了总的制度安排。这是充分发挥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打造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重大举措。为此，必须严格按照《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文本扎实做好具体的实施工作，制定出的一系列制度要具体、详细，具有可操作性，要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譬如，产教融合型企业中企业的投入额是一个关键点，如何科学测算企业投入额，是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关键点，必须汇集各方面的智慧，做好制度设计和安排。
（二）积极培育，激活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国家各级各类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企业也乐于承担社会责任，为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奠定了扎实基础。各级政府尤其是市级以上政府应当根据当地产业、职业教育发展状况，遴选一批在区域内同行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生产设备设施与工艺水平较高的规模以上企业和在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职业院校师资队伍、职业院校专业课程建设等方面开展校企合作效果显著且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通过资金投入、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方式积极支持培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激活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内生动力。
（三）做好区域规划，尽快制定省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省级之间校企合作的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可以在遵循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分级建设。为此，从区域层面着手产教融合，做好区域规划，对标《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的条件要求，按照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在不低于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尽快制定出省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标准，出台省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与管理办法，是一种更具操作性与可行性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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