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思想分析的理论预设

　　一、作为哲学践行的思想分析
　　
　　思想分析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对话、运用逻辑的方法对有“思想问题”的人进行治疗的过程或活动。思想分析的一个教义是“分析即是治疗”,因此，思想分析即是思想治疗①.从事思想分析工作的哲学家可以称为思想分析师、思想医生或者哲学医生。

　　思想分析是一种哲学践行。哲学践行是哲学化的过程或活动。在古代哲学中，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佛陀，他们都是做哲学的哲学家。在他们那里，哲学一直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孔子为人答疑解惑，苏格拉底时刻在雅典与他人辩论，佛陀更是践行哲学家，他所思考的是如何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但是，哲学的这个现实功能逐步被宗教以及心理治疗所替代； 哲学则变成纯粹学院式的理论思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是我们熟悉的哲学大师。20世纪 20 年代，德国哲学家尼尔森（ Leonard Nel-son） 尝试性地用苏格拉底方法教哲学。在尼尔森看来，苏格拉底方法，不是教哲学的艺术，而是做哲学的艺术，是使学生成为哲学家的艺术。

　　但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没有被人们所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践行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德国哲学家阿亨巴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立了第一个哲学践行研究所。尼尔森、阿亨巴赫等人将哲学践行看成哲学教学的一种模式，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让对方（ 学生） 进行哲学地思考。然而，这样一种哲学模式已经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自此哲学践行作为哲学活动的一个新型态，逐步恢复哲学在起步之初被赋予的实践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哲学践行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②.它开辟了从事哲学的一种新模式。

　　哲学践行的核心是践行，而不是形成哲学理论。它有多种功能，如批判性思维提升功能、教化功能、治疗功能等等。思想分析也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治疗功能是思想分析的主要功能。

　　通过分析，人们的思想病症得到消除，而这样的功能本属于心理治疗。思想分析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或前提，这里要分析的预设是： 第一，思想问题，本文称之为“惑”,其根源是认知冲突； 第二，有思想问题的人，即“惑者”,有健全的心灵； 第三，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

　　二、思想问题的根源是认知冲突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 帕斯卡） ,而思考的产物便是思想或认知。在人的心灵中存在一个被称为思想的领域，它指导着我们的行动。然而，思想领域中的元素不总是运转良好的，元素之间会出现不和谐。思想之间的不和谐能够引发痛苦，这样的痛苦可以称为思想病症。这是思想分析的一个预设。

　　思想病症是一个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的痛苦。我们的生物意义上的躯体存在健康与疾病，心理存在健康与失调，思想同样存在健康与否。我们不严格地将这种因思想而造成的痛苦称为“病”.本文中用“惑”来称谓它①,以与生理的病以及心理紊乱相区别。这个惑是广义的，迷惘、苦恼、困惑、内疚、绝望等等，都是惑。

　　惑的根源是思想上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痛苦是症状，而思想上的根源是病因。

　　一切惑的根源或“病因”是认知上或者说是信念上的冲突。惑之产生不是因心理而产生的创伤，更不是生理病症。因而，惑不应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治疗不是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在传统上，我们都一股脑儿地将之说成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与思想问题被严格区分开来。心理病症有生理基础，它之产生可能是由于生理刺激，也可能是由于心理刺激。但无论是哪种刺激，最终转化为生理上的创伤。我见过一个癫痫病人。该病人是一个小学生，来自农村。

　　他的父母说，他在上学途中目击了一场车祸，他看到了血淋淋的场面，从此患上了癫痫，到处求医问药。通过吃药治疗，发病次数降低，但有一个麻烦，当听到农村吹办丧事的唢呐时，便发疯似的追过去。癫痫病是一个有生理基础的病，这个小孩因外界的刺激而发生了生理上的病变。可以看到，人的生理与心理是不能分开的。

　　心理分浅层和深沉，而深层的心理便到达生理部分，或者说深沉的心理就是生理部分。因此，心理的重度创伤便能够伤及生理。这也是心理医生面对重症心理病人往往使用药物进行治疗的原因，他们治疗的是人与心理相关的生理部分。

　　惑是思想层面或认知层面上的问题。人们的认知通过看、听、阅读、亲身经历等方式而形成； 同样，这些方式也能够使我们得思想之病症。惑与生理上的因素之间没有因果关联。身体残疾的人可能是乐观的，心态灰暗的残疾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社会遭遇，这些遭遇使他产生某种扭曲性认知。当然，这不是说，错误的认知产生惑。人类的认知都是“暂时正确的”,愚昧的人也会感到生活得很幸福。只有那种冲突性的认知才会产生惑，或者成为惑的根源。生活的诸多不如意使我推得我的未来也会不如意，我对未来的不如意的认知使我对我的未来产生“绝望”.对未来的绝望会使我痛苦，甚至自杀。而之所以对未来的推知被我看成是“绝望”,是因为我以前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是一个矛盾。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个典故说的是人无意犯下了的某个重大错误使自己产生悔恨、痛苦。《资治通鉴》中记载： 晋中宗时，朝中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兄王导及家族受牵连，在宫外候罪。周伯仁进宫，王导请其说情。周伯仁不加理睬； 但是，他私下积极向皇帝进言为王导开罪，甚至上书为王导请命。王导不知详情，对之怨恨。时过境迁，王敦执掌大权，询问王导要不要杀掉周伯仁，王导没有表态。于是周伯仁被杀。后来王导从文库中找到了周伯仁以前的奏折，才恍然大悟，痛哭流涕：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王导的痛苦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他产生深度“内疚”.在这个例子中王导的内疚源于他获悉了周伯仁曾经帮助他的事实，而他一直以为周伯仁没有帮助他。这是一个认知冲突，或者说是矛盾。严重的认知冲突会使人自杀。自杀是主动采取某种行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生与死的选择中，选择死亡不是自杀； 只有用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死亡才能够被称为自杀。自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活着还是死亡是生命体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人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则打破这样的规律，这违逆生命的本能。自杀往往因为认知冲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科学家在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体系中工作着，这些理论构成他们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他们生存的价值。

　　一旦新的科学事实和他们信仰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无法被排除时，他们就陷入了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给他们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因内心的这种痛苦而自杀的科学家不在少数。

　　1906 年的夏天，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德国科学家德鲁德还有之后的荷兰理论物理学家皮 - 艾伦菲斯特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02 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曾极忧郁地谈到精神危机的极大痛苦：“我很后悔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就死去。”爱因斯坦在悼念他的挚友埃伦菲斯特时说： “现在时常发生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因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我的朋友埃伦菲斯特厌世自杀了。”这些着名的物理学家选择自杀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的物理学。新证据是确凿的，但它们不能与他们以前所坚持的体系相容，原来的信念体系发生崩溃。他们“更愿意相信”或“希望相信”原来的体系，但确凿证据不让他们相信原来的体系。

　　王国维之死也能够这样解释。王国维是近代着名学者，成绩卓着。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之三种境界： 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们从他的湿衣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开头两句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静地选择投河自尽。

　　至于他为什么自杀，至今没有定论。但无论是哪种因素导致他自杀，在我看来一定是因为他认知上产生的冲突使他痛苦，使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并非所有思想层面上的问题都是思想分析的任务。有人抱怨生活对他不公平，因为他遇到太多的磨难； 有人颓废，因为他感到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些都是思想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思想分析的解决对象。它们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问题。思想分析可以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仅有逻辑分析是不够的。需要另外的思想如积极向上的思想的植入，这是其他思想工作者的任务。

　　三、惑者有健全的心灵
　　
　　有思想痛苦的人即惑者有“健全的心灵”,这是思想分析的又一个理论预设。这个预设将思想分析的对象即惑者，与心理病人或精神病人区分开来，也将思想分析师与心理医生、神经医生区分开来。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的心灵是不健全的。

　　他们在生理的和心理上的病症使他们的心灵得到破坏或扭曲。他们的心灵是残缺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与正常人一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惑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说，每个人的心灵是相同的，对相同的道理能够做相同的理解。什么样的心灵是健全的？ 难以对健全的心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大致地说，能够理解某个道理的心灵便是健全的。在社会中我们的行动是在信念指导下的行动，因而健全的心灵是指心中所拥有的信念是健全的。这样，健全心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信念是全面的； 第二，有使信念合理的逻辑机制。第一个标准是社会标准。这不是说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同就是健全的，因为很可能的是，大多数人的心灵都处于不健全的状态，都有一定程度的思想病。信念是全面的是指有指导相关行动的相关信念，或者至少对他人相关行动信念能够理解。第二个标准是逻辑标准。人们拥有不合理的信念不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心灵是指不能对不合理的信念进行修正的心灵。健全的人是一个时刻处于学习之中的人，学习便是一个修正自己信念的过程。

　　那么对相同的道理人们为什么能够做同样的理解？ 在我与他人的心灵中一定有共同的东西。逻辑便是健全心灵所共同拥有的，它使心灵的沟通成为可能。

　　当某物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时，一个自然的假定是，该物与其自身是同一的。尽管自然界的万物随时间而变化，我们感觉到这种变化，但在某一个时刻及该时刻的无穷小的时间之中，它保持同一。在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设定了这种不变。若将这种设定进行扩展，认为事物在变化中仍保持某种不变的本质。这种设定是在思维中进行的，这种设定是理性所必需的。没有这种设定，其他的认识便不可能。

　　在某一时刻，若事物的性质或者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没有稳定性，我们何以认识？ 即使某物在我思考之后的性质与我进行思考之前的性质发生变化---因为我的思考是花时间的，但在我思考的时候，认为它没有变化是合理的。这便是同一律。在思考的时候，若我们不认为一个命题既为真又为假，这便是不矛盾律。若我们认为所有命题或真或假，并且某个命题为真，那么，该命题不为假，这便是排中律。它反映的是事物或者处于某种状态或者不处于某种状态，两者必居其一。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思维世界，这些方式便是逻辑。逻辑是先验的，是健全的心灵所共同具有的。我们通过理性分析获得这些定律，逻辑公式的真假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确定，而可以先验地确定。尽管这些定律形式是通过理性反思而获得的，它们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构成我们心灵的结构。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同样的心灵结构。

　　我们的心中拥有逻辑，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思想中不产生“错误”.我们的思想中或者我们的思考中偶尔会违反逻辑，这样的违法使我们的思想出现“不一致”.然而，我们心中拥有的逻辑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不一致，一旦我们认识到“不一致”,我们便努力清除它。思想分析的目的便是清除其中特殊的不一致，即使我们痛苦的惑。

　　健全的心灵是解惑的前提。惑者有健全的心灵，惑者是理性的。惑者能够跟随分析师的分析和判断，在分析师的帮助下，找出自己心中的困惑原因。惑者与分析师有同样的理性，分析师不能代他思考，更不能代他决策。分析师所做的是帮助惑者进行逻辑分析。在对话中，惑者使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进行思考和分析。通过与思想分析师的沟通，惑者自己走出这些困惑。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分析师只是帮助他进行逻辑分析，而困惑的最终解决要靠他自己健全的心灵将问题“想通”.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生将病人坏掉的器官摘除，如果需要的话，换上他人的或人造的器官。思想分析师的工作不能像外科医生。尽管存在如外科医生的思想工作者或思想医生，他们用洗脑的方法向“思想病人”灌输“正确的思想”,但此时的思想医生已经不是分析师了，而是宗教的神职人员或某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在他们那里有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之分。从事思想分析的哲学家只能起到帮助的作用，而最终释惑是他人不能完成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惑，只不过没有出现有惑的情景。思想分析师也会有惑，他不一定是无惑的智者。思想分析师产生惑，如同医生也会生病一样。没有人会说医生不生病，也没有人说一旦医生生病，他能够自己给自己治疗，而不需要其他医生来治疗。医生有他职业的优势，但他的优势不在于他不生病，而在于对就医程序的熟悉。未去过医院的人去医院就医，他进入医院会摸不着头脑； 医生了解医院的程序，熟悉各个部门的功能，了解谁是专家，谁是庸医。

　　正因为惑者有健全的心灵，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他要对自己所做的任何选择负责。思想分析师不承担任何责任。设想这个场景，某个惑者经过思想分析师的分析后，他做出了某些选择，而事后或者他对自己的选择后悔，或者出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惑者找到思想分析师，意图追究思想分析师的责任，认为分析师“误导”了他。这当然是滑稽的。惑者是行为主体，并且有健全心灵的行为主体，思想分析师只是帮助他分析，而不是行为主体。

　　四、思想分析的价值中立原则
　　
　　思想分析是一个用言语进行治疗的过程。惑的产生没有生物学基础，因而不能够使用药物来治疗。使用化学药物来治疗，其效果就如同酒精这样的麻醉剂所产生的效果，且有副作用①.它的病因是能够说得清的，因而也不需要催眠术等心理治疗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常说，言语是表达思想的。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的一个自然倾向是，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然而，这是思想分析所力图避免的。思想分析是一个纯粹逻辑分析的过程，而不是推销自己观点的过程。在实际中人们的痛苦更多的是价值冲突。因此，作为纯粹分析的思想分析师，他不预设任何价值观是合理的。他既不推销某个价值观，也不贬低某种价值观。这就是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原则使得从事思想分析的工作者是哲学家，而不是神职人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

　　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不是说思想分析没有价值预设。思想分析预设了没有认知冲突是好的人生状态等等。同时，价值中立原则也不是说思想分析不能进行价值观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实际上许多痛苦的根源是价值观问题。价值中立说的是在价值观讨论上，思想分析师只是对所涉及的价值观进行逻辑分析，而实际上人们也只能这么做，没有客观的东西决定一种价值观优于另外一种价值观。

　　一个惑者的惑可能在偷窃问题上。我们的一个自然想法是偷窃是恶的。然而，我们所认为的“偷窃是一种恶”这样的观念，不是来自对自然的观察，而是因为教育。可能的是有人不认为偷窃是一种恶。若惑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时，思想分析师所要做的仅仅是让对方的信念一致，而不是去说服对方放弃偷窃不是一种恶的观念。

　　当然，价值中立原则并不阻碍思想分析师向惑者传授知识，包括发生的客观事件、科学知识、法律条文、社会习俗等等知识，也不妨碍思想分析师讲解哲学史中某个哲学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思想分析师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些都是分析能够进行下去的元素。价值中立原则所禁止的是在对话开始预设某种价值观是正确的、某种价值观是错误的。

　　思想分析师可以告知不认为偷窃是恶的人社会中普遍的观念，也可以告知他偷窃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当然更要告诉他偷窃面临的法律后果。若他经过解惑后，“愉快地”决定去偷窃，思想分析师的任务完成了。惑者偷窃被抓后，思想分析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偷窃者，他有健全的心灵； 若他没有被惩罚，问题也不在思想分析师那里，而在社会，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偷窃者不被惩罚。

　　当然，在实际中思想分析师承载着社会责任，社会也难以容忍纯粹的思想分析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理由是教唆年轻人。这便是一个事例。

　　五、结语
　　
　　上述分析的相关联的预设，只是思想分析预设中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思想分析的预设规定了思想分析功效的边界。思想分析的对象是有健全心灵的人的思想治疗，而对于有生理基础的心理问题，思想分析无能为力； 对无法进行沟通的人，思想分析也没有用武之地。同时，思想分析是言语治疗，它所治疗的是因认知而造成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往往表现在情绪上。

　　在实际中有些人的思想病表现在意志上，对其的治疗需要进行行动治疗，通过构建某些行动，让患者形成某种行动习惯，等等。思想分析的研究与实践刚刚开始，有许多理论问题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