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通过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3.2.1 瞿秋白的民主革命思想
瞿秋白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之一，对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中确定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瞿秋白在总结了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状况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性，分析了中国革命的阶级状况、主要动力、斗争方式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策略，形成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他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道路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的民主革命思想主要包括：
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瞿秋白基于中国社会现实角度，针对社会各个阶层做出了系统论述，明确了中国开展革命活动可以依赖的力量以及革命对象。通过分析各个阶层的特征，能够更好的认清应联合谁与斗争谁。
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当中曾言："只要是一种政治势力则必然会有对应的经济地位，这是原则问题".据此，瞿秋白提出中国社会的阶级主要有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买办、军阀以及农民等，阶级地位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其实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早期论述。瞿秋白基于经济成分角度来明确阶级成因以及内在关系问题，分清了哪几个阶级是革命阶级，哪几个阶级是被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是是革命领导阶级，而农民则是革命的中坚力量，至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但无法担当革命领导责任，而且有破坏革命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可能。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领导权，使革命得到彻底胜利。"
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状况和特点，1923年6月，在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中，瞿秋白指出："在革命过程中唯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也是最彻底的参与领导力量。"
1923 年 9 月，瞿秋白发表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在该文当中针对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是领导力量，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革命领导权论述:"只有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广泛且深入参与民权革命，则资产阶级性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11]55
并认为无产阶级"引导"民众革命，"引导"少数人还不行，"应当引导大多数的农民小商……引导大多数无产阶级分子",乃至"全体平民""成就社会主义的事业".[11]71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担任这次大会的政治决议草案审查组负责人，并做了一次长篇发言，针对草案当中几个重大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在大会上正式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首次明确指出革命领导权应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武装斗争思想
瞿秋白在分析革命斗争方式的过程中，得出了武装斗争的结论，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俄期间，就从俄国稳固政权的过程中总结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0年1月，他写下《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论述革命的胜利不能只依靠群众运动，要将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改革社会不可以单靠一次两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改革社会需要打破旧有的制度与习惯，并创造新的信仰，形成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于中国革命具体应通过哪种方式来进行的问题，瞿秋白于 1926 年写作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认为革命斗争的方式应包括武装斗争，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针对武装斗争问题作出阐释。瞿秋白认为，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面对中国人民作出的反抗，必然会依靠中国的统治阶级予以镇压。所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需要面对的敌人包括了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帝国主义。他还逐次分析了在不同革命阶段所应采取的斗争方式，最终得到的结论是：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应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从示威游行发展为总罢工，然后是武装暴动，进而开展革命战争。在斗争方式以及策略运用上应得当。伴随着中国革命的逐渐组织开展，瞿秋白对于武装斗争作出的认识也开始升级，在他的报告及文章当中关于"革命"、"斗争"、"暴力"等字眼随处可见，并重点强调革命武装斗争的意义。
除此之外，瞿秋白还认为：革命战争作为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仅有民间武装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必须要建立正式的革命军队。"武装平民的工作迫在眉睫……然而草创的民间武装也只能是在局部取得胜利，而在城市当中是不具备持久斗争可能性的，因此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建立正式革命军队，开展革命战争。""在政治方面应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作为主体，在军事方面应以正式革命军队作为主体，这样才能够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
瞿秋白对于中国革命做出的探索性理论研究，深刻影响到了后来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
统一战线思想
在统一战线思想上，瞿秋白认为应该分为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分别建立起跟当时相适应的统一战线。
在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很年轻，缺少经验，要取得革命胜利，应该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包括工人、农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阵营。除此之外，瞿秋白还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会互相争取革命领导权，并各自选择国际联盟军，因此联合战线的性质长期以后会产生变化。将来资产阶级怕"牺牲自己的私利"而"开始反动",他受帝国主义
"利诱和威胁"会离开和破坏联合战线。
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准是通过土地革命以解决农民问题和解除农民的一切痛苦。这就需要建立工农联盟，解决农民问题。在发动革命的过程当中，真正的领导力量应该是工人阶级，而农民阶级则是工人阶级的重要辅助力量，即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因而工农阶级联盟最坚决，是农村联合战线的主要力量。同时，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而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要联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城市贫民。
党的建设思想
瞿秋白作为党内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十分重视，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均有建树。在党的理论建设中，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改造事物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中国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瞿秋白曾写下大量文字，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而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方法，这些文章多刊登在他创办的革命刊物中。
瞿秋白担任中央领导后，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指导意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进一步指出："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应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前迫切要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国情工作方面。"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瞿秋白十分重视党内民主，提出在党内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党员有讨论党的权利，但要有党的纪律，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领导。他在 1925年2月撰写的《列宁主义概说-改译施达林着之<列宁与列宁主义>里的一部》中重点论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深刻阐述了其重要性。他在 1927 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也曾再次提出："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工厂支部或街市支部，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的指导".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瞿秋白倡导党内应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贯彻党的民主，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途径。他指出，对党的错误，决不能"讳疾忌医",而应当"全部揭发出来"."若是负政治责任的同志存在错误倾向，采取了不合理的策略，则应及时指出来，让同志乃至群众都有所了解",以便改正错我。对错误不指出，反倒一味掩盖，对党和同志都是有害的。
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中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农民又因长期被压迫剥削而富有革命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根基所在。是否可以发动农民加入革命事业，是革命探索道路上的一个关键问题，瞿秋白作为党史上第一位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的诸多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早在瞿秋白赴苏俄采访时，就注重考察苏俄政府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从中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的功效。"他在 1922 年4 月 19 日写的《赤俄之第四年》中提到，十月革命中的很多重要战役都是靠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才取得了胜利，农民阶级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却没有考虑农民的利益，以致产生了社会危机。苏俄共产党在认识到这个错误后，及时采取了土地公有和实行食粮课税的措施解决农民问题。
1926年8月，在借鉴苏俄共产党有关农民问题经验的基础上，瞿秋白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写下《国民革命之农民问题》，专门论述农民问题，分析了中国农民阶级现状，指出中国农民阶级人数最多，同时又是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阶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据主体地位。我们的国民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五卅运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农民阶级参加。五卅运动过后，瞿秋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解决农民问题迫在眉睫，并就农民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如：根本上要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实行"耕地农用";要组织发动农民自卫军，让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而能够更好的保卫自己；要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各级政权，尤其是乡村基层政权应归农民自治。
瞿秋白还初步将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联系起来。他认为，革命的社会内容是彻底的土地革命，进行土地革命的保证是建立农民政权。
瞿秋白在1927年5月撰写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中曾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13]580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农民深受苛捐杂税之苦，真正能够享受的耕地收获往往不及自己收获的 40%,尤其是贫农，在贫困中饱受痛苦，耕地实际上已非农有。要改变这种现状，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就必须彻底推翻现存的土地制度。这时的瞿秋白已经初步形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的观点。八七会议后，他更是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的社会内容是彻底的土地革命",并发表大量文章阐述这一观点。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彻底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农民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农民政权。瞿秋白曾指出："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
想要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土地革命，最终要靠农民自己斗争解决，这就要求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是保住革命成果的根本保证。
3.2.2 瞿秋白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除了对革命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到革命实践中。他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参与策划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斗争起了指导性作用。
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便参与了在民主革命史上重要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是瞿秋白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的瞿秋白经历了家庭的悲剧后，投奔北京的堂兄纯白，又入俄文专修馆学习。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罔顾中国主权之实际，抛开中国代表，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于日本。而腐朽无能的北洋政府在扞卫国家主权方面表现的非常软弱，步步退让，这引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激愤与不满，于是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们都纷纷行动起来。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青年学生代表，他组织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爱国主义演讲。又带领学生参加了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次运动也对共产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也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民主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领导五卅运动
瞿秋白 1925 年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标志。在 1925年 2 月，因日本资本家殴打工人，再加之工人工资十分低廉，于是上海 22 家日商纱厂有数万名工人走上街头全面罢工，坚决要求惩治打人者以及提高工人工资。
同年 5 月枪杀工人顾正红事件，成为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后帝国主义公然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在惨案发生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是由瞿秋白、刘少奇以及李立三等人负责组织领导这次群众性运动。随后，瞿秋白等行动委员会委员亲自组织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五卅运动虽没有取得直接成功，但也检验了各社会阶层，瞿秋白据此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重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瞿秋白还决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在南昌起义中实现了要建立正规的革命军队的理想。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武汉市汉口区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研究瞿秋白的革命史乃至整个共产党的革命史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提出了很多政治观点，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观点，决定了中国革命以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
3.3 瞿秋白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3.3.1 经济思想
瞿秋白生前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他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察，对将来中国在经历民主革命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了展望与思考。在对瞿秋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树的研究中，瞿秋白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专着，但是在他写的大量文章中都有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的许多经济思想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开拓性的意义。
瞿秋白旅俄期间，恰逢俄国十月革命过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瞿秋白实地考察了苏俄社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变化，并写作多篇通信，其中主要包括《俄罗斯之工人协作社问题》以及《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针对当时俄国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做出了较高评价，认为能够最大程度的巩固工农联盟，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提出了若干重要经济思想。
3.3.1.1 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有利于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瞿秋白肯定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构想，认为发展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更好的发展生产力，资本家是可以被推翻的，资本却是不能被毁的。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让步。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非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瞿秋白在这期间写给友人俞颂华的信中曾说："列宁最近指出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一）租借地；（二）协作社；（三）商人；（四）企业家（私家小厂）。现第四次全俄职工联合会大会及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已在讨论之中，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14]288
1924 年 6月，瞿秋白写下《新经济政策之意义》专门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提出"‘新经济政策’乃自资本主义过度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从社会主义退一步而恢复私人资本主义，乃进一步而实行社会主义；亦并非与资产阶级妥协，乃继续阶级斗争。"
3.3.1.2 发展工业，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培植
瞿秋白在俄过程当中，曾经访问了当时担任苏俄政府通商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列扎瓦。列扎瓦对他说："若没有工业则没有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隔离状态之下完成新村式共产主义建设……应该利用那些暂时没被打倒的外国资本家，发展工业，以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根本……以后再看，胜利的还是我们，而不是资本家！"瞿秋白很欣赏列扎瓦的分析，采访归来后还将这一论断写进《赤都心史》，他深深的感到，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物质基础，而想要培植经济物质基础，发展工业是离不开的手段。
3.3.1.3 开展对外贸易，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瞿秋白在认真分析了新经济政策和苏俄情况下，提倡发展开放式的经济政策，鼓励利用外资外力发展经济。他对苏俄利用外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举动十分认同，认为苏维埃政府"虽实行利用外资，而不至于做人家的殖民地"[14]197通过这样的方式既发展了经济，也保全了自己的独立性。他指出："要振兴工业……不借外资来发展，始终太慢……何况新发明，新技术，器械，材料都要希望外国供给。"[14]199
瞿秋白写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还特意强调了侨商的作用，这些开放式的经济政策理论，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对现在的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3.3.2 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并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饿乡纪程》等论着中，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解剖，认为要推进中国新文化建设，既不能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盲从西方文化，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坚持中西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综合创新，努力创建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文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是其文化主张的一次实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当时的瞿秋白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0年8月，他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这期间与"左联"的领导人之一的茅盾取得了联系。到1931年5月，离开党的政治局后，正式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他与鲁迅并称为"左翼文坛两领导".
"左联"成立时通过的《纲领》中宣布："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1931 年 10 月，瞿秋白对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示性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这份文件讲文化革命与政治斗争相联系，文件精神是"左联"十一月决议的基础。文中提别强调了"文化运动的大众化",文中写道："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是在文化战线上彻底完成民权革命的运动，为着社会主义斗争。"文中还提出"左联"的工作是：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养成；四、文艺理论和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15]231235.这份文件也是瞿秋白对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整体设想和具体部署。
这期间，瞿秋白曾写过着名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宣告：
"真正的中国的文艺，一定要从革命的大众文艺里产生出来。",文中瞿秋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运用到中国文艺中来，系统地提出了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认为大众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该文扞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指出文艺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瞿秋白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后，注意团结左翼同人，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他们的错误观点也毫不留情地批评指正。在他与同志们共同的努力下，"左联"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一支左翼文化大军，改变了当时的文化格局，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深远。矛盾后来回忆说："鲁迅虽然是作为‘左联’的领导者，但是他毕竟没有入党，还是属于‘统战对象',因此’左联‘盟员里面的大部分党员同志都是对他尊敬有加，却并不怎么服从。而秋白则不一样，因他在党员当中的具备的威望以及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深厚造诣，赢得了人们的折服……在王明’左‘倾错误占据党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以上海作为根据地的左翼文艺运动却始终具备马克思主义气质，能够在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之下，探索开辟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路，同时还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16]
3.4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从历史客观的角度来看，瞿秋白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中，也曾出现过失误。这里主要是指在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领导的中共党中央曾经出现过一次历时一年半左右的"左"倾盲动主义失误。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带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有关决议，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并创建人民军队，走农村革命的"割据"路线，从大革命转向土地革命。但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盲目的要求一些地区继续开展武装起义。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渐滋生，到后来发展为"左"倾盲动错误。当时他的一些言论中，也可见端倪，他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说："中国革命一直都是热情高涨而并非是低落的".当时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决议，在各地方执行的过程当中，有的强迫工人进行罢工，也有的强迫农民发动暴动以及盲目烧杀，这已经造成了党对群众的脱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到瞿秋白在1928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对"左"倾错误做了积极的改正，才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后来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一文中提到：
"对于之前出现的个别盲动现象，中央在 1927 年就明确予以反对；针对部分党部未充分领导与发动人民群众，转而冒险革命或者只是暗杀一些土豪劣绅的现象，我们一直是认为要及时纠正的。然而由于当时存在整个路线的错误问题，于是不管主观认知如何，客观上都是在支持盲动主义。"[15]709究其原因，虽有他的个人原因，但是也离不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这次错误与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左"倾错误指导脱不开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面：大革命时期，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存在许多不足，对各种错误思想的防御和地址能力比较差，存在着一些照搬书本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缺少全面科学系统的分析总结。 这些都对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