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升级的若干建议

　　第 5 章 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升级的若干建议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取决于其产业转型和升级速度。时不待我，转型和升级迫在眉睫。

　　5.1 转型和升级应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国制造业和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在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差距相当大，所以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

　　5.1.1 构建中国制造业“高低搭配，有效分工”新格局

　　首先，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短期内依然存在，短期内“东南亚制造”仍难撼“中国制造” ，尽管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数年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将保持，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大国优势，产业供应链非常长，这是东南亚国家难以比拟的。

　　另外，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仍具有“东南亚制造”无法比拟的优势。

　　还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可以具备所有雁阵模型要求的承接制造产业转移的条件，除去技能和成本上、劳动力在数量的优势之外，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将会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消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拉动作用的增大，未来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内需的性质；长距离运输的必要性和成本也会降低，这些都创造了这些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物质条件。

　　根据经济理论，产业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的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以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中，既是由于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这里的源源不断流动，提供了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由于这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区域布局的要素成本效应已经超过了集聚效应，相应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地区间转移进程，2012 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同时，中国制造业应在稳步推进产业梯度转移，挖掘中西部经济增长潜力并提升增长质量的同时，打造高地搭配，有效分工格局，充分利用东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技术与金融优势，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提高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整体竞争力，如果能够稳固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上述地区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金融市场等专业服务能力，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则不仅有望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还能够提升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融合度，进而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领中国经济的整体升级。

　　5.1.2 打造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积极面对产业转移挑战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归长期性值得质疑，“世界工厂”从英国转到美国，然后到德国、日本，现在落户中国，从西向东跨越万里重洋，历史上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被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这符合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规律。近期，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可是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和长期性？据说，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 3 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据统计，美国 2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00 年的 13.22 年降低到 2010 年的 12.45 年，其与世界 173 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更何况制造业长期回流。

　　其实，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利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制造业长期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价格成本的变化也说明，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在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5.2 借危机之力加快中国制造业全球化步伐

　　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当前的经济危机既是个考验也是个机会。金融危机使得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缺，很多优质企业因为一时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下，收购的政治性风险也因此降低不少。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是开展海外并购的绝佳机会，而此时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也为我国企业海外扩张提供了便利；另外，欧洲危机造成中国制造业出口受阻，但是同时全球经济危机也为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欧美重振制造业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会有资金上的需求，除了政府的支持，他们也需要来自外国企业的投资，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提供了机遇。中国企业应该把握机遇，在海外寻找适合的领域加大发展，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吸收和学习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加快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速度。

　　如下图 5.1 所示，新公布的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生产数据显示，与五年前相比，美国制造业产出下降了 0.5%，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了 71.2%，制造业的全球化之路方兴未艾、才刚刚开始。【图5.1】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规模上来说，2012 年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772亿美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增长了 20 多倍。

　　不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在全球的比重仍然比较低。据埃森哲《中国企业，全球梦想》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金额相当于美国的 16%、日本的对外投资流量金额的 57%，全球排名第九，中国企业海外运营收入的比重很低，美国标准普尔指数 500 企业的海外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为 27%，而中国企业500 强 2010 年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仅为 14.13%，同时，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品牌知名度与其规模不相符，国际化的效果和影响力仍需提升，此外，中国企业高层领导的国际化程度与国外企业相比也较低，中国企业有 22%的高管具有国外教育背景，17%的高管具有国际工作经验，，而在发达经济体企业，对应的比例分别为 36%和 86%。

　　因此从程度上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总体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成熟度仍然较低，中国企业认为目前的优势主要在于低成本运营，未来则要转向创新、品牌、人才、知识产权等高价值因素，国际化的主要目的为了提升价值链、获取市场和建立全球品牌。

　　5.3 抓牢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升级的引领作用

　　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将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3D 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相结合的数字制造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崛起，被认为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契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制造业已经朝着数字化、智能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中国制造业要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制造业行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并加以积极应对。之所以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是因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将迎来发展机遇，并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中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说以 3D 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相结合的数字制造技术和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以 3D 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相结合的数字制造技术和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将会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一方面，新技术、新工艺将会大量应用于传统行业，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单位劳动生产效率，激活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将转型升级为使用新技术、采用新生产方式、满足新市场需求的新产业。例如，传统汽车工业与新能源技术的融合将升级为新能源汽车行业，传统机床行业与信息技术、激光焊接技术的融合将升级为数控机床行业、工业机器人行业，传统化工行业与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的融合将升级为新材料行业。

　　其次，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新技术工业革命不仅会给第二产业领域带来重大变革，还同时影响到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领域，产生新的服务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的整合将会成为新的业态。可以想象，未来生产制造工厂的生产流程将很少需要的操作员工参与，众多的从业人员集中在设计、供应链、销售等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产业。依 3D 打印机技术和产业发展为例，3D 打印机新技术的发展将不仅仅是促进产业价值链上游的新材料、激光焊接装备行业，中游的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行业，同时还包括价值链下游的智能软件、工业设计行业的培育和发展。

　　伴随着新技术的导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会进一步深入融合，信息技术将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全面渗入，同时对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将会打破粗放式管理的传统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纵向融合，其产业价值链本身将会重组、升级转型，产品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入融合；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地域上将呈现聚集融合的趋势，结合中国制造业的特点-人口众多，人口基数大，内部消费需求旺盛等特点，新技术将有助于未来不同层次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整合和发展。

　　中国制造业应紧紧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制造产业努力实现由由低技术密集向高技术密集、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粗放发展向精益制造、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的全面战略转型，显着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要坚持既要吸收外部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又要坚持自主创新，充分利用自身的创新资源，既要重视技术创新的引领，又要重视市场需求的拉动。

　　当前，基于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压力，制造业的转型之路十分艰难。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将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当今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是高技术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融合与协同创新，我们一定要把握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方向，通过建立多项技术协同创新的新机制，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质量，并为制造业的未来发展规划出新的技术路径与运营模式。

　　5.4 合理配置投资、出口和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作用

　　投资是发展的手段，消费是发展的目的，长远看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我们说，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就不能实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自然就不会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如下图 5.2 显示，在美国，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 50%，劳动力的贡献率占 29%，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占 21%。由此可见，如果投资率下降，即使施行简政放权或者权力分散等战略经济政策也不可能获得成功。按照制造业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在规模递减状态下，更高的增长是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也就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突破增长瓶颈，加大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就是非常关键的，至于短期增长的突破，则要靠“残差”的改善，“残差”是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所有积极因素，包括更有效率的增长、环境生态平衡的增长、合理的增长结构、合理的产业布局、能释放更大的生产力的创造力和新的增长动力的制度进步等等。

　　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刺激政策，多投向港口、高铁和机场等国有垄断项目，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投资的方向不能仅局限于国有企业，也应该公平的体现在民营企业；再者，投资的方向更应该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养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方向转移，这些投资将产生很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至于有专家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为按照该种逻辑，城镇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进而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而这一切显然离不开投资的带动作用。专家们可能看重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基于投资乘数效应的 GDP 增长，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已经告诉世人：城镇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与人居环境理应是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何况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为了推行城镇化而强行圈地进而破坏既有生活环境的逆人居与生态行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城镇化尽管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但也有其内生的机理，如果将其作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显然本末倒置，城镇化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关于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说当前发达经济体居民的刚性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同时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但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疲软使得中国的出口整体表现低迷，同时内需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乃至制造业的发展，因而必须制定有效的对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完善政策，保持外贸出口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政府应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方面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鼓励企业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汇率浮动，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工作，积极完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从政策上、法律法规上要求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制造企业的扶持，各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体系应持续对民营制造业的服务水平，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改革，提高制造业出口审批效率，积极引导来料加工或处于产业低端制造业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转型升级。同时，推动贸易自由化、加强多(双)边合作，积极面对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健全和完善对国际贸易中出现摩擦的应对机制，高度重视贸易摩擦重大案件的应对工作，学习和充分利用世贸规则和贸易救助措施等手段保卫我国制造业的安全。

　　再者要优化内部环境要完善纵向联动、横向合作的工作机制，形成部分合力，全面推行通关整合，加快电子口岸建设，简化贸易的手续，提高贸易管理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有利于外贸发展的环境，改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环境，清理对外贸企业不合理的收费，让利于民，增强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盈利能力。

　　另外，在居民财产收入大大缩水的情况下，希望百姓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内需显然不切实际，这涉及到一系列政府核心利益层面的让利行为，政府应该切实做好以民生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改革，我们说，提高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但不能减少企业利润的收入份额，因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那只能减少政府所得的比重，所以政府必须减政、瘦身、放权，建立服务型政府势在必行。

　　在当前的这个改革时间空间中，基本策略可以定为“促改革、调结构、释消费”。

　　首先，对于促进改革，政府应加快市场改革进程，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核心是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把市场的应有之权还给市场，更有效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其次，对于调整结构，关键在于两个结构要尽快调整，一是产业结构，通过加快服务业开放进程，加快服务业发展以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城乡结构，通过加快户籍等制度改革，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结构；再次，对于释放消费潜力。

　　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存在所谓的“扩大消费”的问题，而是如何“释放消费潜力”的问题，只有消费潜力真正释放出来，当前过剩的产能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

　　释消费，需要稳收入，扩就业，加快推进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在打破垄断中扩大社会资本的准入范围，这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未来几年是政府改革的关键时期，“促改革”要优于“稳增长”，“调结构”要优于“稳财政”，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乃至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升级必经的道路。

　　5.5 政府改革先行

　　政府改革先行是制造业转型和升级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基于经济学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政府必须要改革转型，实现政府有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政府应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企业，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需要公平的市场环境，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和市场(企业) 必须找一个契合点。

　　着名的经济学家利普顿曾经表示，应对发展中的挑战，中国政府需加快改革：一方面要在银行、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层面建立强有力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要继续放开管制，减少政府参与，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要果断推进经济再平衡，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当前政府需要改革地方确实很多。

　　5.5.1 改革应该基于真实的市场数据
　　
　　再残酷的真实也比粉饰要好。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3 年前 4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 13307.5 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率为 14％，其中出口增长 6958.7亿美元，增长率为 17.4％，进口 6348.8 亿美元，增长率为 10.6％，贸易顺差额为 3824.6亿美元，14％的增长速度虽然赶不上以往商务部的数据-加入 WTO 的 11 年间，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为 20.2%，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下同各发达经济的出口增速比较，属于排名第一的高增长。

　　但是以上的数据一直受到质疑，其数据同同期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严重不符，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数据无法对应起来，其结果是 2013 年 5 月在坚持被要求披露真相的压力下，外管局，商务部对外出口数据大幅下降。如果以这样造假的数据为基础参数，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依据，以这样的数据与美、欧进行经济谈判对话，将会是一剂难以下咽的毒药，对外贸易数据越来越热，而实际上实体经济越来越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将会越来越强烈，欧美的贸易壁垒会高举中国自己提供的数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进行打压。

　　事实是，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份额仍然占据出口很大份额，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效率低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以粉饰的数据作为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届时中国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中西部正在重蹈东部地区的污染覆辙，甚至更糟，未富先大面积污染，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与西部地区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以透明的规则放手让企业发展制造业，是历史要求的必然选择，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市场数据上，不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5.5.2 让百姓参与政府绩效考评

　　过去 30 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对干部的考核，也逐渐形成了“唯 GDP 论英雄”的政绩观，致使部分地区盲目建设，不惜以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的代价换取 GDP 的短期增长，当前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跃至世界第二，而这背后却是延宕多年的粗放型、低效率、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受宠了近 30 年的、在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眼里二十世纪最伟大发明的 GDP，正在渐渐失去光环。如下图 5.3 所示，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与百姓的实际感受并不契合，无不敲打政府考核指标的合理性。6 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称，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 GDP 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以及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还有“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 GDP 的含金量，单纯的 GDP 增长是毫无意义的，不容置疑的是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合理化科学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前提。【图5.3】

　　
　　政府的绩效考评亟待百姓的参与，不要搞成一揽子考评，这种绩效考核体系需要通过地方民主机制，把老百姓的价值观纳入到当地的发展中来。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帖子，无不尽体现老百姓对目前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改革的期待：

　　“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上一个提案：纳税的时候采用支付宝，等政府作出了政绩或者兑现承诺了，我们确认支付，不然全额退款。那时，政府官员就会追着我们的屁股喊：亲，给个好评，亲！亲，选我啊，包为人民服务，亲亲，政绩在这里，亲查收。亲！”

　　中国制造业三十年来粗放式管理的发展模式，致使中国制造业产生诸多的，如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等问题，以及环境约束，资源约束，都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都制约了制造业的有效投资的增长，所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转型和升级时不待我，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正在调整，新的产业结构还未形成的过程中，新的有效投资需求增长不能补缺正在调整行业的投资减少，GDP 在一定程度上增长速度的放缓是完全正常的。
　　
　　5.5.3 深化政府结构改革，搭建服务型政府平台

　　当前投资、消费未与广义货币同步快速增长的情形，意味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提振将不会像以往时间那样有力，中国经济走出低迷关键是需要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为制造业主体进行创新，寻找更有效的资源使用方式、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加具有潜力的市场和更多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创造环境。近期，政府已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未来的中国制造业主体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进行探索，转型和升级将成为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另外，中国宏观调控当下的着力点应放在稳增长上，而稳住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加大政府改革力度，首要问题就是财税和金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制造企业税负，同时降低制造企业的融资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目前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

　　此外，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机制。要建立符合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性保障支持，从发达国家的先行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凝聚隐含性知识的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无法回避的要素依赖，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较低增值水平。因此，在转型关键期，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保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同时，要改革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搭建服务型政府平台，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要提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体制机制，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发展能力；要提供建立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体制机制，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能力；要提供发展高端技术的体制机制，提升制造业的产出能力，提供加快开放型经济建设的体制机制，提升制造业的开放发展能力。
　　
　　5.6 小结

　　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但并没有真正认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如果不改变各级政府为政绩和利益而进行掠夺性发展的制度根源，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另外，根据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要面临两个两难选择，一是外向度问题，是降低外向度还是维持高外向度，降低外向度，可以减少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提高中国经济的主动性，但可能失去利用有利国际条件的机会。二是高技术问题，是多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还是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缺乏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竞争力，但继续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符合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笔者认为，首先，后危机时代短期内中国仍然要维持高出口，努力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但制造业的长期导向应当是逐步将重心转向国内市场，现在就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适应经济形势重大变化具有出口和内需兼顾和转换功能的需求支撑体系与之配套，中国的制造业不是孤岛，不能脱离整个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系统，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求关系。同时，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应性效率，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绩效之所以存在差异，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要能够兼顾出口和内需，最终以内需为主。

　　再者，要激励企业抢占技术高地，一方面要继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要提升传统产品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掌握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高端技术，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争取将企业产品提升到国际产业链上游，参与高端国际竞争。制造业一定要通过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努力参与国际产业链上游的竞争。金融危机不仅带来了消极影响，也给我们将“中国制造”进行转型和升级，为变成“中国创造”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