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美学未来发展走向探究

　　尽管生态美学首先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但就目前国际学术界的实际情况而言，生态美学的学术成果主要出现在中国。除了数量颇多的论文、论文集之外，系统的生态美学着作在中国至少已经出版了如下几部：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0年）、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2010年）、程相占与三位美国学者合着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2013年）等。而西方的同题着作至今只有一部论文集《生态美学——环境设计艺术的理论与实践》（2004年）。

　　造成这种学术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西方的环境美学发展成熟较早，西方学者一般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等同为一回事，顶多在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中提出生态美学，也就是将生态美学视为“生态的环境美学”。西方环境美学的代表性着作主要是如下四部：芬兰学者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1986年）、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1992年）与《生活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1997年）、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森的《美学与环境——对自然、艺术与建筑的欣赏》（2000年）。这四部系统的专着表明，西方环境美学在20世纪末期已经基本成型或成熟。这些着作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都被译介到中国，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参照。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环境美学，就很难有今日的中国生态美学。究其深层原因会发现，环境美学的上述三位主要代表人物都有着深刻的生态意识，他们的论着当中不时涉及生态问题，将相关内容抽取出来直接称为生态美学亦无不可。西方环境美学发展到21世纪时生态意识更加突出，罗尔斯顿、齐藤百合子等人的一些重要论文，尽管讨论问题的理论框架还是环境美学，但是，其生态审美意识较之西方生态美学的先驱者如利奥波德、考利科特等人更加明确而强烈。我们对此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第二，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生态文明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者对于生态美学的关注。客观地说，20世纪60—70年代环保运动已经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8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概念逐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生态美学，笔者本人从2001年参加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开始了相关研究。但是，中国于2007年率先提出“生态文明”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确认了生态美学的合法性，其逻辑推演并不复杂：文明是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综合体，审美活动及其理论化的学科——美学无疑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毫无疑问应该包括生态美学。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于生态美学合法性的疑虑，越来越多的学者被吸引到生态美学研究领域中来。

　　第三，生态美学是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美学回应，其中所包含的对于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现代性的批判，无形中引导着一些学者的思路向前现代思想回归；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法自然”等前现代思想很容易引发强烈的生态共鸣，成为中国生态美学构建的丰富资源——而这样的哲学思想资源在西方是相对稀缺的。

　　如果我们的上述分析是可靠的话，那么，中国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策略与方向就是对于上述三方面的分别回应：第一，更充分借鉴并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成果；第二，更自觉地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第三，更理性地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生态转化。

　　第一，更充分借鉴并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成果。西方环境美学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产生期（1966—1982年）、成型期（1983—2000年）与深化拓展期（2001—2014年）。仅就笔者有限的接触而言，西方环境美学的专着（包括论文集）已经有23部之多。我国目前翻译过来的主要是20世纪后半期的4部着作，而21世纪以来的14部着作只有1部出版了中译本。着名环境美学家卡尔森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环境美学”条目发表于2010年，条目后面所列的参考文献长达10页，其中包括大量的环境美学论文。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于西方环境美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环境美学在新世纪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自然美学进一步繁荣，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引起了更广泛的注意，一些艺术哲学着作甚至开始讨论自然审美问题，表明西方美学的主导性范式艺术哲学开始主动接纳环境美学；2.在自然美学进一步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两部以“自然环境美学”为题的着作，表明学术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然”与“自然环境”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更加突出了“环境美学”的关键词是“环境”而不是“自然”；3“.环境”概念进一步从“自然环境”延伸到“人建环境”，出现了专门探讨人建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的环境美学论着；4.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联盟进一步加强，国际上一些着名的环境伦理学家如罗尔斯顿开始关注环境美学问题，而环境美学家们也开始探讨环境保护论问题——两个领域的交叉与合作，共同促使环境美学的生态意蕴日益加强，孕育在环境美学母体中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5.由于“环境”概念向日常生活环境（场所或场景）的延伸，促使“日常生活美学”日益壮大；6.由于环境美学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世界各民族的环境审美传统与环境文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西方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如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原住民的环境美学资源，开始进入环境美学领域。

　　我们在构建生态美学的时候，无疑应该更加充分地借鉴与吸收相关成果。

　　第二，更自觉地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要理解“生态文明”这个概念，无疑应该首先理解“文明”。“文明”（civilization）经常与“文化”（culture）这个术语混用，二者都是对于人的本能状态的超越。比如，美国着名人类学家L.A.怀特的名着《文化的科学》的副标题就是“人类与文明研究”。

　　但如果要认真区分的话，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与“文明”相对的概念是“野蛮”，特指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之后、超越荒蛮状态而进化为更高级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相对的概念则是“自然”，指的是人类在自然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切产品的总和。借用休谟所做出的“事实/价值”二分法我们可以说，文明往往是一个表明“价值”的术语，而文化一般是个描述“事实”的术语。美国学者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后世的人类学会了制作石刀，同时也学会了用刀子斩断手指来祭祀。枪械既能射杀动物也能射杀同胞。君主可以通过法律管理国家，也可以制定刑法惩治人们。……文明与野蛮的结果便相互抵消。……黑猩猩固然没有从祖宗那里得到什么如工具、服饰、建筑之类的遗产，但它们却不会因为什么采用巫术残害同胞的罪名而被正法。虽然没有当上万物之灵，但是它们却避免了充当最愚蠢的蠢物。［2］（P236）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文化产品”，包括工具、制度、观念等；但是，文化产品不一定都是“文明成果”——有很多文化创造其实极其野蛮，是人类最愚蠢的行径所导致的恶果。比如，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二百多年中所创造的文化产品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化产品的总和。但是，也必须看到，过去二百多年也是人类不断犯下严重罪行的历史，不仅仅有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同类相残事件，而且由于人类贪欲不断膨胀导致了大量物种的迅速灭绝。如果说德国纳粹二战期间大肆屠杀犹太人是“人种灭绝”暴行的话，那么，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其他物种的灭绝无疑是“物种灭绝”暴行——这些暴行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文明”。

　　正是为了将人类从现代文明所导致的环境危机中拯救出来，我们才必须大力倡导并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生态美学研究而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它引领我们着力解决生态审美观问题。

　　生态审美观是指符合生态价值观的新型审美观。与其他各种人类观念一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等原因，人类的审美观千差万别。

　　比如，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时期盛行“小脚崇拜”，“三寸金莲”成了女性之美的重要标准。在这种审美观的钳制下，千千万万的女性缠足去迎合社会的审美标准。随着审美观的时代演进人们发现，被某些历史时期中某些群体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三寸金莲”其实是一种畸形状态，不但不美观，而且很丑陋。这个例子表明，人们的审美观不是天生的，而是文化塑造的结果；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三寸金莲”这种审美现象还表明：审美观有是非对错之分——人们的“审美行为”绝不总是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错误的审美观难免导致错误的审美行为。在今天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衡量审美观与审美行为对错的标准非常明确——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康。

　　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反思我们的审美观和审美行为会发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生态审美现象。比如，在动物伦理（属于当代生态伦理的一部分）兴起之前，人们往往把貂皮大衣当作雍容华贵的服饰；但是，当一个女士目睹了水貂被活活剥掉毛皮的残忍过程之后，她从貂皮大衣上感受到的不再是雍容华贵，而是残忍和野蛮，从而可能改变自己对于服饰的审美偏好。再比如，为了所谓的“整齐”、“美观”，人们以前常用水泥和石头将河岸、湖岸进行硬化；但随着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的普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自然的河岸与湖岸更加具有审美价值。生态美学研究应该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从理论上剖析传统审美观的各种弊端，分析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对于生态审美的重要性，探索实施生态审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更理性地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生态转化。随着生态研究的逐步展开，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复兴之梦想的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生态思想资源，生态美学研究也不例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思考如下问题：

　　1. 中国传统思想为什么容易与生态思想挂钩？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生产必须遵循自然节律——自然规律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从农耕生活世界中提炼出来的价值观念，往往体现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歌颂自然。因此，当中国古代哲人思考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元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道法自然”等哲学命题。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有一种明显“美化自然”的现象，比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等命题，一厢情愿地将天地（也就是自然）的特性概括为“生生之德”，有意无意地掩盖或忽略了自然的残酷性，诸如中国历代频繁发生的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道家相对冷静一些，提出了“天地不仁”这样的命题，看到了自然的“生杀”二重性。因此，如果我们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依然像古人那样不加反思地美化自然（就像中国山水诗或山水画的惯常倾向那样），甚至试图通过美化中国传统社会来批判当前的生态危机，那必然文不对题。简言之，只有深入思考中国传统思想与当代生态思想的内在关联，才能避免生搬硬套或牵强附会之弊病。

　　2.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如何实现国际化？或者更具体一点说，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走向国际学术界的路径是什么？在全球化的整体语境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面临着国际化问题。由于历史传统悠久、文化成分多元、社会结构复杂，如何选择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路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学术界。笔者奉行的学术信念是“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针对世界各民族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而做出理论回应，严格遵照国际学术规范和通用术语，决不轻易地制造内涵模糊的新概念。为此，借鉴挪威生态哲学家奈斯影响广泛的“生态智慧T”，笔者构建了“生态智慧C”来作为中国生态智慧实现国际化的路径。如下8个术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都是 C：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中国学者的文化母体与文化背景，儒家思想（Confucianism）——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象征，存有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being）——中国美学的形而上与本体论前提，生生（Creating life）——由《周易》所表达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通物（Compassion）——庄子“知鱼之乐 ”的哲学根据与感知能力 ，程颢（ChengHao）——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思想最系统的哲学家，共同体（Community）——利奥波德据以发展起生态良知的生态学关键词，文弊（Culturalevils）——笔者“生生美学”的关键词之一。

　　因此，概括来说，“生态智慧C”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以生生本体论与价值观为根基的生态审美智慧，其当代理论形态就是生生美学。

　　总而言之，所谓“中国生态美学”就是由中国学者在中国语境中构建的生态美学，它毫无疑问是国际生态美学的一部分。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学术队伍庞大等方面的优势，中国生态美学有可能在国际生态美学领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由于抽象思辨能力与逻辑论证能力不发达、外语写作能力薄弱、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至今依然十分微弱。因此，中国生态美学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2］ 路威：《文明与野蛮》，张庆博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3］ Xiangzhan Cheng.“Aesthetic Engagement, Ecosophy C, and Ecological Appreciation”，i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