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时与历时视角研究义位函数理论,普通语言学论文

　　一、引言

　　词汇主义是当前世界语言学研究的首要趋势，词义的研究是词汇语义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词义的探索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大多从哲学、语文学、语言学和普通语义学等角度对词义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分析。伴随着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向，弗雷格开始从逻辑学的角度研究语义问题，他的语义组合原则是:句子的整体意义是其组成成分语义的总和及其各部分的组合方式的函数。

　　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蒙塔古(R ．Montague)语义学采用严密的数学模式处理和描写自然语言，声称“句子的整体意义是部分意义的函数;句子的意义是它的部分意义组合方式的函数;句子意义是上下文应用的函数;句子的意义是时空的函数”。
大概与此同时，以И．А．Мельчук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创建了“意思＜=＞文本”学说(简称TCT学说)，该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即“词汇函数”理论，函数式为Y=f(X)。该学派利用这一理论和公式细致分析了俄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概括出替换函数和参数函数两大类70多种类型。

　　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词义进行了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逻辑学的思考，认为义位(glosseme)是其成分义(component　meaning)、结构义(structure　meaning)和语境义(context　meaning)的多元函数，用函数式表示为G=f(cpm)+g(stm)+h(ctm)(f，g，h＞0)。

　　二、命题的推导和命题证明的共时视角

　　(一)词位、义位与义位变体

　　对义位和词位进行多维度划分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结果，本文从词汇语义学的维度将义位界定为一个词的一个自由义项，是语义系统中自由的、最基本的单位;把构成多义词的一束义位称为词位;把义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称为义位变体。

　　(二)义位的成分义

　　现代语义学的解释语义学和生成语义学等学派都认为，义位的组成成分为一组语义成分，义位是义素(noeme)的综合体。如:〔飞机〕一种航天器，由机翼、机身、发动机等构成。种类很多。广泛用在交通运输、军事、农业等方面。(《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5》)该义位是由四个义素构成的综合体:(1)上位义素———航天器;(2)结构义素———机翼、机身、发动机等;(3)类别义素———种类很多;(4)功用义素———广泛用在交通运输、军事、农业等方面。

　　〔函购〕用通信方式向生产或经营者购买。(《现汉5》)该义位是由三个义素构成的综合体:(1)工具义素———通信方式;(2)关事义素———生产或经营者;(3)上位义素———购买。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义位的成分义是由不同类型的义素(用x表示)构成的多元函数，函数公式为:f(cpm)=f1(x1)+f2(x2)+…+fn(xn)(x＞0)。

　　式中，x1、x2…xn为定义域和自变量，f1、f2…fn为对应规则和关系算子，f(cpm)为值域和因变量。

　　(三)义位的结构义

　　义位的结构义包括语义结构义和语法结构义两方面。义位是由义位内部的义值(义素)和义域(义素)构成的，义值(value　meaning)是义位的质，即质义素;义域(field　meaning)是义位的量，即量义素，它包括大小域、多少域、伙伴域等类型。义值中又可分析出基义(义素)和陪义(义素)。基义(funda-mental　meaning)又可分析出共性义素和个性义素，个性义素中又可分析出主要个性义素和次要个性义素。陪义(connot　ative　meaning)又可分出属性陪义、情态陪义、形象陪义、风格陪义、语体陪义、时代陪义、文化陪义等不同的类型。义位结构间的质、量、主、次关系，构成了义位内部的层级结构。

　　例如:〔草泽〕〈书〉低洼积水野草丛生的地方:深山～。(《现汉5》)该例中的“〈书〉”是陪义中的语体陪义，“低洼积水野草丛生”是基义中的主要个性义素，而“地方”则是基义中的共性义素，“深山～”属于义域中的伙伴域。〔撤〕〈方〉减轻(气味、分量等):～味儿|～分量。(《现汉5》)该例中的“〈方〉”属于语体陪义，“减轻”是基义，“气味、分量等”是伙伴域中的显性伙伴域，“～味儿|～分量”属于伙伴域中的隐性伙伴域。〔俊俏〕〈口〉(相貌)好看:模样～。(《现汉5》)该例中的“〈口〉”属于语体陪义，“相貌”是伙伴域中的显性伙伴域，“好看”是基义，“模样～”属于伙伴域中的隐性伙伴域，从释义和例证中可以看出该义位又具有赞美、喜爱的情态陪义。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义位的结构义，也是由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义值和义域构成的多元函数。

　　函数公式为:g(stm)=g1(vlm)+g2(fdm)=［g11(fdmm)+g12(cntm)］+g2(fdm)={［g111(fdm1)+g112(fdm2)+…］+［g121(cntm1)+g122(cntm2)+…］}+［g21(fdm1)+g22(fdm2)+…］(fdm，fdmm，vlm＞0;cntmR 0)。

　　式中，vlm、fdm、fdmm、cntm…为定义域和自变量，g1，g2，g11，g12…为对应规则和关系算子，g(stm)为值域和因变量。如果对双音复合词语素义之间的语义结构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出A+B=A=B、A+B=A、A+B=B、A+B=C、A+B=A+B、A+B=A+B+D、A+B=A+D、A+B=D+B等八种类型。这种分类是一种便于操作的语义结构分析，笔者下文的实证研究将以此为参数和切入点。

　　再者，义位的语法结构这里专指构词结构，即联合、偏正、补充、动宾、主谓等。这些结构类型也是自变量，同一成分、不同类型之间的意义是不同的，如“评分”做动宾结构时为动词，是“评定分数”的意思;做偏正结构时为名词，是“评定的分数”的意思。

　　“扑跌”做联合结构时为名词，是“相扑或摔跤”的意思;做偏正结构时为动词，是“向前跌倒”的意思。这种因不同语法结构所形成的不同意义在词典中分列为不同的义项。(《现汉5》)再如“铺盖”做联合结构时为名词，是“褥子和被子”的意思;做偏正结构时为动词，是“平铺着盖”的意思。这种因不同语法结构所形成的不同意义在词典中则分别立目，表示不同的词。(《现汉5》)

　　(四)义位的语境义

　　弗雷格1884年在《算数基础》中提出必须在句子联系中解释词的原则，后人称之为语境原则。语境作为解释语言的社会功能的手段是以索绪尔(Sunssure)的“结构段”为前导的。由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并将研究对象锁定在“语言”方面，语境一般只是用来指称单个语言项目前后毗邻的语音、词或短语，最多不过是指在句子层次上对语词和句子意义有制约作用的所谓上下文，与语言外部环境基本无涉。

　　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确立“语境”概念，并首次区分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使“语境”包含了与语言相关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弗斯(Firth)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语境理论，他将语言外的情景因素视为与语言内的上下文同等重要，语言学的任务是把语言中各个有意义的方面与语言外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研究。韩礼德(Halliday)、海姆斯(Hymes)、莱昂斯(Lyons)、哈里斯(Harris)、维索尔伦(Verschueren)、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等学者都对语境进行过研究。

　　义位的语境意义类别共包括五类:(1)主体语境意义(subject　context　meaning)，即义位在言语中受交际者影响而产生的意义;(2)语言环境意义(linguisticcontextmeaning)，即义位的组合意义，包括义位内部语素的组合意义和义位之间的组合(义位搭配)意义两种情况;(3)小背景意义，即场合义(occasions　meaning);(4)大背景意义，即社会文化意义(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5)语境零义(ze-rocontext　meaning)，指受交际者、场合、时代等语境参数的制约，某些义位的义值为零。

　　如“我们”一词在表示群体使用时指包括说话者在内的若干人;在个人的文章或发言中使用则多指作者或说话者本人，此时“们”表示复数的意义为零;在课堂上教师常说“今天我们学习……”这句话中的“我们”的语义重心不在说话者，而在学生，义位趋于零。“我们”一词的意义差别是由主体语境义和场合义的不同形成的。表示容量单位的“斗”在“斗胆、斗印、斗碗”等词中用来指物体大，在“斗室、斗舍、斗船”等词中用来指物体小，“斗”义的两极对立现象是由其使用的语言环境义决定的。

　　同样是表示照明工具的“灯”，古代多指油灯，现在多指电灯，时代不同，所指不同，这是社会文化意义的差别形成的。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义位的语境义，也是由不同类别的参数构成的多元函数。函数公式为:

　　h(ctm)=h1(sbjcm)+h2(lgtcm)+h3(ocsnm)+h4(scctm)+h5(zcm)(sbjcm，lgtcm，ocsnm，scctm＞0;zcm0)。

　　式中，sbjcm，lgtcm，ocsnm，scctm，zcm为定义域和自变量，h1，h2，h3，h4，h5为对应规则和关系算子，h(ctm)为值域和因变量。

　　(五)函数式的内涵

　　词的义位是从众多的语境义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用具有不同关系算子的成分义(义素)和结构义展示其特定的函数值。义位(glosseme)是其成分义(component　meaning)、结构义(structure　meaning)和语境义(context　meaning)的多元函数，用函数式表示为G=f(cpm)+g(stm)+h(ctm)(f，g，h＞0)。式中，cpm，stm，ctm为定义域，是自变量，用一组词或词组代表不同的意义类型;f，g，h分别为关系算子，表示不同的意义关系;G为义位的值域，是因变量，大多用词组或句子的形式表示在三个子函数式影响下生成的最终值，其中，f，g，h的取值不能为零，f(cpm)，g(stm)，h(ctm)的任一变化都会影响G的最终取值。

　　如上文“飞机”的义位是从各种“战斗机、客机、运输机、农业机、森林防护机、航测机、医疗救护机、游览机、公务机、体育机、试验研究机、气象机、特技表演机、执法机”等具体的语境义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义位中“航天器”属于基义中的共性义素，“由机翼、机身、发动机等构成”是基义中的主要个性义素，“种类很多”是次要个性义素，“广泛用在交通运输、军事、农业等方面”为义域。

　　再如:为了适应部分人“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汉语中新造了“减肥”一词，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词义逐渐固定为“通过控制饮食、增加运动、服药等方法减去多余脂肪，使不过于肥胖”(《现汉5》)。在此义位中“通过控制饮食、增加运动、服药等方法”为方式义素，次要个性义素和义域中的多少域;“减去多余脂肪，使不过于肥胖”为目的义素，主要个性义素;“减去”为方式义素，基义中的共性义素。该词义逐渐发展，语义场发生转移，基义中共性义素不变，个性义素发生变化，用来比喻“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该义位的产生是通过原义位成分义、结构义和语境义函数值的变化形成的，由于产生时间较短，还没有收录进《现汉5》，但已被大多数新词词典所收录，其函数值能否得到规范汉语的接受还有待验证。

　　三、命题证明的历时视角

　　一切事物都必须置于一定历史过程中考察，借助历时的研究成果，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事物，进而促进共时的研究。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告诉人们: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平衡系统。同理，作为语言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词义也处于动态的平衡变化之中。

　　一般说的词义演变都是限制在一个词位之内，从词汇语义的角度分析，词义演变是由词位内义位的成分义、结构义和语境义函数值的改变引起的，词义演变的最终结果为三者影响下的原义位，即原函数值的变化，具体体现为:词位中义位的转移、转类、虚化、缩小、扩大、深化、贬降、扬升、弱化和强化。

　　如“报”:G1受了别人的东西以后，还送给别人东西以为回报。《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之以琼琚。”引申为G2回报别人的恩惠或仇恨，即报恩或报仇。《论语·宪问》:“以直～怨，以德～德。”又引申为G3天对人的善恶的回报(迷信)。《荀子·宥坐》:“为善者天～之以福，为不善者天～之以祸。”在G1中“受了别人东西”为前提义素，“以后”为时间义素，而“受了别人的东西以后”为义域中的显性伙伴域，“还送给”为方式义素，“别人”为受事义素，“东西”为内容义素，“还送东西”为基义中的主要个性义素，“别人”为次要个性义素，“回报”为上位义素，基义中的共性义素。在“投我以木瓜，～之以琼琚”的语境义中，G1的内容义素为“琼琚”，主要个性义素为“还送琼琚”。

　　随着G1语境义的变化，G1引申出G2的意义，在G2中显性伙伴域因扩大而变为隐性伙伴域，不再出现在G2的释文中，“回报”仍为上位义素，基义中的共性义素，“别人”仍为受事义素，次要个性义素，而基义中的主要个性义素由具体的实物抽象为“恩惠或仇恨”，同时“恩惠或仇恨”也显示出该义位的多少域，“报恩或报仇”成为G2的核心义素。在“以直～怨，以德～德”的语境中，G2的语境义分别为“报仇”和“报恩”。在由G1到G2的义位演变过程中，G1发生了义位的转移、虚化、扩大和强化。

　　再由G2引申为G3，“天”成为施事义素，“人”成为受事义素，二者为G3的显性伙伴域，“人的善恶”为前提义素，是主要个性义素，“回报”仍为上位义素、共性义素，义位中增加了“迷信”的情态陪义和文化陪义。在“为善者天～之以福，为不善者天～之以祸”的语境中，G3的语境义分别为“天对人的善的回报”和“天对人的恶的回报”。G2到G3的演变，G2发生了义位的转移、贬降和再度强化。

　　又如“臭”:G1名词，气味。《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薰:香草。莸:臭草。)引申为G2形容词，(气味)难闻的。《水经注·沔水注》:“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灌城……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因名其陂为～池。”“臭”由G1演变为G2，词性由名词变为形容词，“气味”成为显性伙伴域，“难闻的”成为核心义素和基义，义位发生转类和缩小。再如“出局”:G1指棒球、垒球比赛击球员或跑垒员在进攻中因犯规等被判退离球场，失去继续进攻机会。G2泛指在体育比赛中因失利而不能继续参加下一阶段的比赛:经过预赛，有三支球队被淘汰～。G3比喻人或事物因不能适应形势或不能达到某种要求而无法在其领域继续存在下去:粗制滥造的产品必要被淘汰～。(《现汉5》)在“出局”的原有义G1中“棒球、垒球比赛”为类别义素和显性伙伴域，在新义G2中扩大为“体育比赛”，在新义G3中再度扩大为经济、文化等某种领域。在G1中“击球员或跑垒员”为受事义素、主要个性义素和显性伙伴域，在G2中扩大为运动员或运动队，在G3中再度扩大为某领域中参与竞争的事物、个人或团体等。在G1中“在进攻中犯规等”为原因义素和次要个性义素，在G2中扩大为“在比赛中失利”，在G3中再度扩大为“不能适应形势或不能达到某种要求”。在G1中“被判退离球场，失去继续进攻机会”为结果义素和主要个性义素，在G2中扩大为“不能继续参加下一阶段的比赛”，在G3中再度扩大为“无法在其领域继续存在下去”。从G1到G2的演变发生在体育比赛义场，属于场内转移，但从G2演变为G3使得语义场发生变化，属于场间转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池、穷、诬、淫、网、谤、诛、妻子、锻炼、骨肉、领袖、眉目、渠道、爪牙、阿斗、菜单、下课、充电、阳光、软着陆、防火墙、擦边球”等。

　　可见，在词义演变过程中，义位中的成分义、结构义和语境义的函数值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最终引起原函数值的变化和新函数值的产生，新义位的形成、义位演变中各函数值的调整和变化对原有词和新词的词义演变都是同样适用的。

　　四、结语

　　对词的意义的探索是一个相当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义位受客体因素、主体因素和语言因素的影响;从语言世界分析，义位还受语音、语法、语言接触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仅从词汇语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共时和历时、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希望能对词汇语义研究、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辞书编纂等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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