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训是训诂学中的一种训诂方法, 最大的特点是“因声求义”, 它对音义关系的探索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视角看声训, 声训与普通语言学思想具有契合点, 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谬误。声训和传统训诂学的科学方法值得当代借鉴和发展, 而其中的谬误则需要改正, 这就要求声训乃至训诂学, 与现代语言学领域的词汇学、语义学接轨。
关键词:声训; 普通语言学; 训诂学; 索绪尔; 词汇学; 词源学;
声训, 是训诂学中产生较早、影响深远的一种训诂方法, 它是根据词与词之间的声音关系推求意义[1], 解释词和被解释词之间必须是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声训这种训释方法在汉代成为一种风尚, 在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的发展下才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认为:“声训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 而进入了语言学的范围。”[2]42因此, 本文从《普通语言学教程》所代表的现代普通语言学的视角观察声训, 发掘这一独特语言研究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契合点和不足。
一、从普通语言学视角看声训的基础———训诂学与《普通语言学教程》思想的呼应
因为训诂学是解释中国古代文献的学科, 它常被视为语文学的一个分支。又因为它的产生远早于现代语言学, 且形成了特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训诂学很难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统摄下的一级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就格格不入, 相反, 二者应该是互有侧重、互相补充的, 这种关系在训诂学与词汇学之间显得尤为突出和必要[3]。
早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传入我国之前, 黄侃先生就对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任务做了具有现代语言学意义的阐述。他说:“真正之训诂学, 即以语言解释语言……且论其法式, 明其义例, 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这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研究语言系统、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4]29等观点相呼应。这种“呼应”绝非偶然。早在上古, 东西方的许多学者都对语言的源头有着浓厚兴趣, 古代西方产生了语源学, 古代中国也产生了独特的语源探求之法———声训。用音近的词解释被训释词, 早见于《论语》:“政者正也。”在《孟子》中也有用音近的词解释被训释词的用法, 如“庠者, 养也;校者, 教也。”到了汉代, 人们大量运用声训来解释, 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寻求词义的本源, 追究事物之所以得名的真正解释。刘熙的《释名》就是这一时期运用声训推溯词源的代表。明清时期, 小学取得了很大进步, 清代学者的“因声求义”理论使声训成为了科学、理性的语言研究方法。
二、声训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契合点
(一) 对语言中音义结合关系的认识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它主要由音响形象和意义结合而成。语言这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的本质, 使研究语言的人选择从声音入手具有必然性。
由于汉语采用了表意系统的文字来记录语言, 汉字的形体往往具有提示意义的构件, 这种形体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观点, 即依靠字形就能阐释字义。对于研究文字的人来说, 这种观点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语言研究来说, 这就掩盖了语音的重要性, 因为语言中与意义相联系的是语音。掌握了词与词之间语音的联系, 才能进一步揭示意义的联系。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因而产生了声训之法。明清时期, 一些学者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 认识到了语音比文字更接近语言本质。“读九经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 以致诸子百家之书, 莫不如此。”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 自顾炎武开始, 声训被发展为“因声求义”的理论, 取得了丰硕的训诂成果。
(二) 语言符号的不变性
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这种不变性使得后人通过声音相似性解释词义、归纳同源词具有可行性。索绪尔认为, 在任何时代语言都是前一时代的遗产。因为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 音义的结合总是试图保持稳定的关系, 所以音义之间的关系可以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而不太改变。假定社会的发展是均质的, 同一个语言系统中的几个词, 如果在一个时期是音同或音近的关系, 那么在这之后的较长一个时期内, 这种音同或音近的关系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比如, “天”“颠”“顶”在上古语音相近, “颠”“天”同属真韵, 声母都是舌头音, 为端透旁纽;“颠”“顶”同为端母, 韵母为真耕通转。时至今日, “天”“颠”“顶”的语音相似关系也还是成立的。汉语词汇的语音相似关系能够保持一千年以上的, 并不在少数, 因而从原则上来说, 声训具有可行性。
(三) 语言符号的可变性和系统性
可变性和系统性是语言符号的另两大特征。这两个特性使声训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的统一。索绪尔以历史性的观念观察语言, 将时间引入语言系统, 时间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可变性和不变性既有对立的一面, 同时又是统一于连续性的。“符号正因为是连续的, 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在整个变化中, 总是旧有材料的保持占优势;对过去不忠实只是相对的。”[4]112系统性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中反复强调的。语言符号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语音的变化通常是系统性的变化。以同源词“贞”“当”[5]的推定为例, 上古汉语无舌上音, 中古声母发舌上音的字在上古是舌头音, 这种情况是系统性的, 不是个别性的。了解了这个规律, 就可以推定, “贞”“当”的声母在上古是相似或相同的。由于上古无舌上音的规律是系统性的, 就不必因为怀疑“贞”的声母另有来源, 而使声训无从下手。
如果语言符号完全是不可变的, 同源词研究将简单得多。正是因为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和可变性, 使得从声音系统研究语言成为可行的和必要的。
三、声训在语言学上的谬误
声训的谬误主要是由于没有认识到符号是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统一。“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的 (即不能论证的) , 同相对任意的区别开来。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 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4]181
(一) 忽视符号的绝对任意性
在索绪尔看来, 由于符号的绝对任意性, 一种语言中绝大多数词的原始本义是不可论证的。在词产生的时候, 词义与语音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像《释名》那样试图从语音层面论证事物得名原因的努力, 都可能是徒劳的。
忽视符号的绝对任意性, 表现为强解本意、错误溯源。古人虽然认识了音义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并用于语文学实践。但在很长时间内, 古人却忽视了语言符号音义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任意性。尽管荀子已经明确提出“名无固宜, 约定俗成谓之宜”的理论, 然而清代以前的学者往往不能秉持这一正确的理论, 声训被大量滥用, 对一些不能用声音联系的词语将其主观臆断地联系在一起, 产生了诸多谬误。例如, 汉代人用声训解释带有神秘色彩的词, 比如干支、五行, “寅, 言万物始生螾然;卯, 茂, 言万物茂;甲, 言万物剖符甲而出……” (《史记·律书》) 。汉人是依照时令来解释干支的意义的, 这是汉代才开始出现的干支使用方法。实际情况是, 从商到秦, 干支只用来纪日。这样, 干支以时令为声训就完全失去了事实根据。根据语言学的观点, 干支和基数词 (“一”到“十”这样的词) , 每个词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可再分的符号, 其音义结合是绝对任意的, 其意义和词根在语言学层面上是不可论证的。
(二) 滥用符号的相对任意性和不变性
索绪尔在强调符号绝对任意性的同时, 还提出了符号的相对任意性, 即相对可论证性。尽管很多词, 特别是合成词、派生词是相对可论证的。相对可论证的词, 可以论证到词根为止, 所以说是相对的可论证。对于汉语来说, 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 推求词根就等于推求共同语素, 因此对单音词进行完全的推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像《释名》这类力图用声训找出词根的, 在推源的时候难免错误百出。比如:
剑, 检也, 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敛也, 以其在身拱时敛在臂内也。 (释兵)
痔, 食也, 虫食之也。 (释疾病)
“剑”同时有“检”“敛”两个词根;“痔”的词根竟然是“食”。刘熙这种解释几乎是随心所欲的, 只要音同音近就可以成为词根。
清代学者之所以因声求义的成果丰硕, 就是因为他们不再纠缠于词的本源, 对不懂的字不再强加解释。至于不能推源的几个词, 就把它们归拢在一起, 做个系源而已, 以资解释词义时参考。他们着力于构建古汉语的同义词和同源词系统。清代学者的这种研究, 也暗合了索绪尔的系统构建比追根溯源更有意义的思想。虽然清人的研究没有真正构建起完整的系统,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后人进行词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四、结语
声训作为训诂方法存在了两千余年。立足于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关系和不变性、可变性和系统性, 声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古人也确实运用声训解释了很多问题, 留下了宝贵的训诂材料。然而声训中对符号绝对任意性的违背和对相对任意性的滥用也造成了研究的困境。王力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 是必须批判的。”[2]51
由于语言符号的演变涉及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 变化常常是错综复杂的, 仅仅依靠语音的相似性是不能完全把握同源关系的。我们必须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完善声训, 乃至整个训诂学科, 努力提高训诂学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水平[3]1。随着现代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训诂学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王宁先生认为训诂学在21世纪的发展应该有三个方向, 其中一个就是“进入语言学领域的训诂学”[6], 即训诂学在语言学领域里与汉语词汇语义学接轨。汉语的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发展时间还不是很长, 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这两门学科也需要吸收和借鉴训诂学等传统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综上所述, 虽然不能把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 但是根据语音规律探索同源词的方法应该继承, 对古人声训的具体内容也应该珍视。通过语言学完善后的声训, 可以被更好地用于汉语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构建工作。
参考文献
[1]杨端志.训诂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7.
[2]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3]杨端志.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J].文史哲, 2003, (6) .
[4][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5]王力.同源字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6]王宁.谈训诂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J].苏州大学学报, 201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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