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对人生哲学的体察与考释(3)

四、乐观的人生
　　
　　在贺麟看来，“乐与悲是人类共有的情绪”[2]107,“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2]107.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首先要知道他对人生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大概讲来，除非到了颓唐衰乱、人心已死、生机毫无的末世，世界上的人最大多数都是乐观者”[2]109.历史上，众多圣贤豪杰在艰难的环境中，仍能动心忍性，始终保持其奋斗的勇气和激情，大都因为他们在精神修养上达到了一种少有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始终鼓励和支撑着他们。
　　
　　不过，具体而言，人们对乐观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存在问题。大多数人的乐观，都是一种朴素天真、不谙人事艰险的乐观，而不是基于学养的、批评的、理想的、真正的乐观。作为朴素肤浅的乐观者，他们往往忽视现实，把人世看得太简单，把事情想得太单纯，无知而无惧。进而，安于现状，缺少忧患意识，每每身处危机之下，犹恬然自得。对这种朴素意义上的乐观，悲观主义者提出问题，指出困难，揭示艰险，揭露人世狰狞面目的真相，恰巧是对天真朴素乐观主义者的否定，倒能使肤浅轻易的乐观论者遭受严重的打击，从而趋于深刻化，具有补偏救弊的功效。因此，“肤浅轻易恬嬉苟安的乐观乃是出于愚昧无知，不能说是真正的‘观',更说不上是'
　　乐观’”[2]110.
　　
　　贺麟认为，真正的乐观是建立在理想和学养之上的乐观，是真纯快乐的情感，是真正的乐观。这种乐观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证： 首先乐观是一种“仁爱观”或“同情观”.他认为，人类最崇高、最圣洁、最普遍，且与快乐相关的情绪就是儒家所谓的“仁爱”“同情心”或“恻隐之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用同情心和仁爱的态度去了解和体察人生、欣赏事物，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乐者，因此，可以说，仁爱是快乐源泉。因为仁者能够用仁爱的态度去观察宇宙人生，便容易发现“庭前春草，生意一般”,并体验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境界。他认为，《论语》所说的“仁者不忧”就含有不悲观的意思。仁爱就像光明，驱散黑暗，仁爱所至，悲苦绝迹。同样，“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人有了爱情，便可以化丑为美，把爱的对象当作美的对象； 一个人有了仁爱，也可以化恶为善，化险为夷，只要看得见人性中的光明，就会养成乐观的心境。他将外在的社会伦理变为内在的自觉道德诉求与审美要求，将乐观与道德观和审美观相衔接，因此他说：“至圣至仁就是至乐观之人，未有不仁的人而会成为真正的乐观论者。”[2]111
　　
　　其次，真正的乐观又是“信心观”“希望观”.是人对他所面对的一切具有的正面肯定。包括“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有信心”,“对天道或宇宙法则有信心”.一个人只要俯仰无愧、内省无疚、顶天立地，自然内心平实，情绪安稳，无论艰难困苦、百转千回，他都不会失去信心，从而必定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同时，相信人心本善，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公道，为恶的人终究可以转变和感化，不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于是，他便会相信他人、信任他人，成为一个乐观者。最后，相信天道。就是相信宇宙法则廓然大公、无所私心，具有永恒的公正性。相信正义、善良必定战胜邪恶，理性必定攻克无理性，公理必定战胜强权，确立起对宇宙正义的信心，有了这种体念，也会成为一个乐观者。
　　
　　乐观还可以被称为“进化观”.贺麟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进化观十分匮乏，大多数人持有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念，认为时代总是前面的好，随后则一代不如一代。在道德方面，感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在文化领域，“魏碑不如汉 碑，唐碑不如魏碑”; 在政治上，“三代不如唐虞，两汉不如三代”,从而将此观念推至一切。事实上，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变化的过程中，看出发展的阶段、进步的秩序，形成一种历史的眼光，就会树立一种日新不已、逐渐向上的乐观态度。近代以来的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都带有强烈的进化观和乐观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真正的学识和历史的眼光。“更须知乐观亦非轻易可得，必须基于学问修养、经验阅历，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恶劣险阻的环境，战胜悲观，方可达到真正健全而无流弊的乐观思想。”[2]114
　　
　　五、德行的人生
　　
　　在人生自我的行为方面，贺麟对现代人的德行寄予很高的期望，并对传统儒家的德行思想给予极大的肯定。在贺麟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不仅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全部否定，而且使儒家得到新的开展。在德行方面也是如此，不仅不应该抛弃传统，反而应该以传统思想资源为底色，构建新的道德人格。其具体途径可通过“儒者人格”和“儒者气象”得以实现。他指出：“就生活修养而言，则新儒家思想目的在于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点儒者气象，不仅军人皆有‘儒将’的风度，医生皆有‘儒医’的风度，亦不仅须有儒者的政治家（ 昔时叫做‘儒臣’） ,亦须有儒者的农人（ 昔时所谓耕读传家之‘儒农’）。在此趋向于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的技术人员。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的儒商、儒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商者凭借其经济地位以剥削人，工者凭借其优越技能以欺凌人、傲慢人，则社会秩序将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的途径。”[2]11可见，在贺麟看来，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内涵的道德修养仍然是现代社会个体人格的必然要求，一个健全有序的社会也需要具有德行的人生个体。
　　
　　而所谓“儒者”,则是一种全新的理想人格，贺麟认为，在现代社会，“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2]11.他打破传统社会对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将作为士的儒者阶层变成了一种德行的内涵，并使之与其他社会阶层相嫁接，从而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使社会分工不再成为道德与非道德的隔离。他希望这些品学兼优的“新人”,积极加入社会工商业的建设，使商人和工人的知识与道德同步推进，进而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当然，这是较为理想的标准，如果由于每个个体的差异，不能德才兼备，需要在才能和德行之中做出取舍的话，贺麟则明确遵循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认为德行具有比才能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儒者固需品学兼优，但因限于资质，无才能知识而卓有品德的人亦可谓为儒者，所谓‘虽曰未学，我必谓之学矣'.唯有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其知识技能以作恶者，方不得称为儒者，且为儒家所深恶痛绝之人。”[2]12
　　
　　而“儒者气象”,即是在儒者德行与才能合一的基础上，将提升人格品质的诗礼风度赋予儒者，成为一种有审美情调、有生活诗意、有行为节制、有涵养风度、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他指出：“又就意味或气象来讲，则凡具有诗礼风度者，皆可谓之有儒者气象。”[2]12相反，如果在生活上趣味低下，只知功名利禄，不懂得美的欣赏，则是缺乏诗意。粗暴鲁莽，扰乱秩序，内无和悦的心情，外无整齐的品节，则是缺乏礼意。无诗意则丑俗，无礼意则暴乱。事实上，诗礼风度作为人生的基本素质，不仅能提升人作为人的优秀品质，而且能从生活源头上使人远离丑陋、恶习和暴乱，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一层文化的外衣。
　　
　　同时，在贺麟看来，具有儒者气象的人，在做事的态度上，具有合于道德的标准，这就是“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其中，所谓“合人情”就是要“反诸吾心而心安”,“合理性”就是要“揆诸天理而顺”,“合时代”就是要“审时度势、因应得宜”.他认为，如果合时代而不合理性，则会走向时髦。只重视抽象的理性而不近人情，合时代则会陷入“以理杀人”.只重视合人性而不合理性及时代，则会流入“妇人之仁”“感情用事”和主观的直觉。而这一切，其最终的归宿，则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合乎时代的道德实践者。因此他说：“凡事皆能精研详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从容乎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2]13由此，无论是“儒者”本身，还是“儒者气象”,合乎道德，行乎中道，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始终是贺麟对人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