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对人生哲学的体察与考释(4)

六、学养的人生
　　
　　所谓“学养”也可称为学识和涵养。贺麟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在道德而在知识。人之忠不如犬，合群不如蚁，守职分不如蜜蜂。人之道德所以高于禽兽者，实由于知识高于禽兽”[3]122.“人之所以优于禽兽者，不在先天的本能，而在后天的学问。人的嗅觉不如犬，视觉不如猫，飞不及禽，走不及兽。但人能求学问增技术以发展扩充其固有能力，而禽兽则不能。”[3]122进而，人之所以真正异于禽兽，则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发明并使用语言文字。
　　
　　在贺麟看来，人的理性的发展，理想的开展，其行为落实绝不会毫无依凭。人生行为必具有其学识涵养和文化基础。真正的人生必须建立在知识和学问的基础之上，“为学与作人是一步工夫，一而不可分。敦品与励学乃系一件事。增进学术即所以培养品格，追求真理即所以砥砺德行”[3]122.犹如“美德即知识”,离开了相应的知识、学养，人生也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真假、善恶的能力。因此，他极力强调“学养”在人生活动中的意义。
　　
　　他指出：“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和准则，真、善、美的永恒价值，其显现方式有二： 凭借人类精神活动而显现者谓之“文化”,其隐晦地显现者谓之“自然”.“从价值的观点看来，真美善之表现于外，如学术（ 包括科学与哲学，约相当于中国所谓理学）、艺术（ 包括诗歌、戏剧、小说、雕刻、建筑、绘画、音乐等约相当于中国所谓诗教乐教）、宗教（ 包括道德在内，在西洋道德乃宗教的附庸，约相当于中国所谓礼教） 即是文化，而真美善之活动于内，如真理的探讨，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宗教道德的体验等，亦是文化，或称学养（Bil-dung）。”[3]122只有经过学术、宗教和艺术等熏陶濡染而具备真善美学养的人，才能称为“文化人”,中西概莫能外。就对应关系而言，中国的诗教、礼教、理学，西洋的艺术、宗教、哲学皆为人生学养的三个方面，而这三者又均能包含于儒家智慧之中，因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2]9.其中，理学格物穷理，寻求智慧； 礼教磨炼意志，规范行为； 诗教陶养性灵，美化生活。一个负荷民族文化的学者，必须三者兼而有之，否则便有所欠缺。
　　
　　但是，就三者地位而言，知识和学术则是最根本的学养，最能直接与人发生关系。他说：“离开知外无行，离开 学 问 外 无 涵 养，离 开 真 理 的 指 导 外 无 道德。”[4]163贺麟始终强调，人的道德和宗教修养、艺术陶养建立在知识和学术之上，人的情感抒发才不致产生流弊，人格才能健康；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事业建立在学术之上，才有稳固的精神基础。因为知识、学术的根本任务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真理或智慧之所以可爱，之所以能成为爱的对象，就因为真理不仅是真，而且又是善的美的，灵明的，神圣的。真理不仅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认识事物，而且又能指导我们的行为，美化我们的情绪，为构成善的行为之所以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的根本原则。”[5]
　　
　　所以，在人生问题上，我们要极力达到真知灼见、清楚透彻，“伟大的事功出于伟大的学术，善良的行为出于正确的知识”[2]174.在面对国家社会动荡和人世浮沉时无所畏惧。正如黑格尔所言：“只有知识是唯一救星。唯有知识能够使我们对于事变之来，不致如禽兽一般，木然吃惊，亦不致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唯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家灾难的起源认作某某个人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把国家的命运认作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且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6]进而，在情感与理智的关系上，贺麟认为，情感与理智是合一的，但必须以理智为主，甚至宗教精神也需要通过理性化，力求知识与信仰的有机结合。总之，“一方面是求知识作学问，而他方面就是力求有以异于禽兽，做堂堂的一个人”[3]123.
　　
　　七、知行合一的人生
　　
　　作为陆王心学的代表，贺麟在自身的哲学创建过程中，不仅继承“心即理”的基本精神，而且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也予以强烈的关注。
　　他通过对斯宾诺莎、格林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吸收，挖掘“知行合一”内在义理，并使之贯穿其整个人生哲学体系之中，成为其人生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他认为，“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本体，所得必为武断的玄学（dogmatic metaphysics） ; 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为武断的伦理学（dogmatic ethics）。因为道德学研究行为的准则、善的概念，若不研究与行为相连的知识、与善相关的真，当然会陷于无本的独断。至于不理知与行根本的关系，一味只知下’汝应如此‘、’汝应如彼‘,使’由‘不使’知‘的道德命令的人，当然就是狭义的、武断的道德家。而不审问他人行为背后的知识基础，只知从表面上去判断别人行为的是非善恶的人，则他们所下的道德判断，也就是武断的道德判断”[1]49 - 50.在贺麟看来，一个健康的人生应该从知行观的探讨中了解人生修养的基本方法。为此，他通过对宇宙人生的体会，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主张。他说：“知行合一说虽因表面上与常识抵触，而易招误解，但若加以正当理解，实为有事实根据，有理论基础，且亦于学术 上 求 知、道 德 上 履 践，均 可 应 用 有 效 的 学说。”[1]49换言之，这种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人认识自我和他人在知行上是如何相互决定的，人生如何来调适知、行之间的平衡。
　　
　　在贺麟看来，所谓“知行合一”其实有两种具体的表现方式： 一是“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一是“价值的知行合一”论。对“自然的知行合一”而言，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并进，永远是一种心理、生理活动的两个方面。所谓“价值的知行合一”,则是在承认“自然的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对知行关系的特别调整。它将显知隐行当作知，将显行隐知当作行。且持二元观点，将知行从时间上分隔开来。然后通过一定努力求得知（ 显知隐行） 与行（ 显行隐知） 的合一。
　　
　　在两种知行合一的判定中，“自然的知行合一”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们无从调整，而“价值的知行合一”则可以对人的实际生活产生迫切的影响。“自然的知行合一”虽为贺麟本人对“知行合一”的发挥所得，但他并不排斥“价值的知行合一”,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他认为，“价值的知行合一”具有两条路线： 一为“向上的途径”,一为“向下的途径”.所谓“向上的途径”,即由行以求与知的合一，通过寻求知识学问的基础超越不学无术的冥行，它是一条寻求学术化的途径。所谓“向下的途径”,则由知以求与行的合一，从而求得学识知识效用化以避免空疏之知，它是一条寻求普及化、社会化和效用化的途径。因此，在“价值的知行合一”中，知与行是相互涵摄的，知可以是行的原因，行也可以是知的原因。换言之，可以根据人的知识来解释他的行为，也可以根据人的行为来解释他具有的知识。
　　
　　在知行问题的主从关系上，贺麟认为，应以逻辑上的知与行的本质来界定二者之孰为主孰为从，由此，他判定：“知主行从”“知难行易”.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 知是目的，行是工具。在人生的行为中，人的行为之所以能超出纯机械物理运动，就在于行能与知合一。这就表明，知永远决定行，知为行的内在动因，知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
　　
　　因此，贺麟认为，将知行问题应用于人生的修养上，就是要对道德生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离开知外无行，离开学问外无涵养，离开真理的指导外无道德。由于指出行为的理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打破那不探究道德的知识基础的武断的道德学； 打破那使’由‘不使’知‘的武断道德命令； 并打破那只表面指责人，不追溯行为的知识背景的武断的道德判断。”[1]76由此，既可以成己，也可以成人，为人生搭建坚实的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