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的认知异同(2)

2.中国先秦道家学说
　　
　　东周以降，铁制工具开始出现，并逐渐和牛耕方法推广到农业生产上，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方式的革新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改变以及为之服务的文化思想的更新。于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将面临为黎民、为君主抑或为自己的选择。春秋战国五六百年间，虽说是百家争鸣，但实际上成为“显学”的只有儒、道、墨、法等几家。在治国理念上各有千秋，儒家倡导通过礼乐教化达到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周礼为标志的有序状态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道家批评儒家的德治，认为儒家之有为容易滋生虚假和混乱，以至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因而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顺人性之自然的治国方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57章）。墨家以“役夫之道”的立场，提出了“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主义。在反对兼并战争倡导和平主义方面，以上各家是一致的，但是，当强国大邦以“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之政治雄心为主导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不能迎合各国统治集团的需要，例如，“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因此儒、道、墨的政治主张最终难以实现，因为世界的游戏规则向来是由强国制定的。与此相反，法家在政治生活中最终胜出，获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其中，法、术、势的结合使得法家成为王权专制的有效工具，通过“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管子·七臣七主》）来凝聚一切力量于军功上，最终通过赢得战争、扩大领土来说话。
　　
　　在人生哲学上，除道家以外，其他各家大都主张尽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通过教育、感化或游说统治者而影响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方式是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在推行政治主张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修身固然是儒家的根本，然而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齐家和治国，为家族及国家的兴旺发达有所奉献才是个体生命意义之所在，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与此截然相反，庄子谢绝了楚王的卿相之邀，而选择“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因为在道家看来，通过谋划运作来实现治国安邦的努力要么是无益的，要么是徒劳的。无论是“严而少恩”（司马谈语）的法家还是“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的纵横家，自以为凭借一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呼风唤雨、改天换日，实际上常常是同流合污或助纣为虐，成为强权国家开疆扩土发动战争的御用工具，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秦朝变法的总设计师商鞅和曾挂六国相印的苏秦都死于当时最严酷的国家刑罚---车裂，而到秦国献计献策的韩非也被同学李斯谋害，这些“有为”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有害而无益的。至于“摩顶放踵利天下”（《孟子·尽心》）的墨子和“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儒生，在战争决定一切的时代，在分分合合的历史机遇中，儒墨之艰难抗争恰如“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人间世》）。道家选择了与他们都不同的生活方式---隐居，如此实现道家最珍视的生命品质---自由：“泽雉十步一喙，百步一饮，不蕲畜平樊中”（《庄子·养生主》）。身体之自由是形式，受外在条件的制约，因而隐居地的选择不可强求，可在山林，可在乡村，可在市井，也可在朝堂；而精神之自由可以由自己主宰，既可以在山水之中静听“天籁”,可也在市井之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如鲲鹏展翅般遨游于太空，如真人般达到“吾丧我”之境地，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例如庄子自己“终身不仕”,却有一个官界的朋友---惠施，因为可以享受彼此交流思想的愉悦。总之，既区别于儒、墨、法的积极参与，也不同于佛家的出世主义，而是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韦伯称其为“政治冷漠这点上的不彻底性”[8].精神生活对世俗社会的超越带给道者巨大的空间和张力来承载有利于身心的自由生活，恰如毕达哥拉斯所赞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看台上的观众，超越于小商小贩的功利心和运动员的竞争心，看客的心情永远是轻松的、自在的，因为他们懂得，无论一个人曾经多么成功和耀眼、多么辉煌和伟大，在历史长河中，在浩渺的宇宙里，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终究都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生之最美只在于：“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至于朝堂国事，不过是：“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朝杨慎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