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的认知异同(5)

3.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有别
　　
　　伊壁鸠鲁虽然论述的哲理非常普通和平凡，如黑格尔所论：“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都降低到一般普遍人的常识观点”[29].这是内容上从古代哲学由追求超凡脱俗的至善理想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基础的转向，也是对象群体上从具有一定财富的公民乃至贵族向普通劳苦大众的转向，但是在论述手法上仍然沿用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概念思维下的哲学论证和阐述，运用形而上学中的原子论、心理学解释以及逻辑学的推导规则，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层层递进得出其快乐主义人生哲学的伦理规范。整个论证过程是抽象的、严密的、无懈可击的。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支脉，道家思想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则迥然不同，以西方人眼光乍看起来，《庄子》一书“没有明显的线性发展的哲学论辩。另外，它内部很多段落相互之间似乎是不依据前提的推理。更糟糕的是，它内部充满了这样的段落：它们是如此地晦涩难懂以至于它们抗拒任何一种理性分析”[30].然而仔细研读该书的英国着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则称《庄子》是“世界上最具消遣性同时又最具深刻性的书之一”[31].消遣性体现在抽象思维下的艺术表现手法，如神话、隐喻、类比的大量应用，通过浪漫想象、嘲讽、形象比喻来展现道家之道，富有极强的文学情调和美学色彩；深刻性在于，尽管道家没有利用西方特色的概念分析及逻辑推理等智性功能，却通过开启另一个维度（this other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直觉的或审美的认知模式，让读者以“哲学儿童”（爱莲心语）的心态来阅读和体悟。固然这一抽象思维的表达方式隐晦、玄妙，因为在东方文化中，真正的人生大道是无法精确下定义的，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一切也都在具有唯一性的生命个体的独特体悟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1章）。而这正是东方智慧的魅力所在。
　　
　　4.理论思想的发展寿命不同
　　
　　伊壁鸠鲁的学说体系虽然有些元素独立留存并成长起来，如其原子式个体间互不伤害之契约的创意成为后期社会契约论的萌芽，他的审慎快乐论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也不无关系，但是，他的核心理论---伊壁鸠鲁人生哲学---却随着斯多葛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变得默默无闻。这里有外在的不可把握的各种力量综合起来所造就的历史命运，也有伊壁鸠鲁本人的失误和责任，因为他严禁任何弟子增删、修改他的任何理论，如卢克来修的《物性论》只是以诗歌形式重现了伊壁鸠鲁思想，其中没有任何发展和创新。也许是因为伊壁鸠鲁花园里的很多学员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出身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只有树立了自己的至上权威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巫术、占星等迷信，与道家的途径是“度己”不同，伊壁鸠鲁学说的使命是“度人”.其代价却是，伊壁鸠鲁创造他的学派，也终结了他的学派，因为没有发展创新的学说是不可能有悠久生命力的。与伊壁鸠鲁人生哲学的早夭截然相反，中国道家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学派分支都可谓源远流长，并发展演变为不同方向的各种形态，有西汉初年流行的政府治理模式---黄老之术；有中国唯一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形成于魏晋南北朝且至今仍有活力的道教；有两千多年来塑造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和灵魂的老庄人生哲学，如，《红楼梦》的至上地位部分缘于曹雪芹写作的道家视角；而当代作家汪曾祺的写作特色被曹文轩在其《北大课堂：经典作家十五讲》一书中概括为“无为的艺术”,曹指出：“汪曾祺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他的人格组成中有着道家精神。道家讲淡泊，讲宁静，讲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他的叙事态度上”[32].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道家又成为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生活紧张、心态浮躁状况下解脱并放松身心的一剂灵丹妙药。分析原因，道家人生哲学不仅肯定儒家君子在社会生活中的自律美德---超越“自我”（主观）达到“非我”（客观），还涵盖着更高层次的精神超越---超越“非我”（客观）达到“大我”（天人合一）。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并证明了道家思想力之深刻，如李约瑟所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33].可以预知，在全球化时代，道家塑造的物我齐一之理念、自在豁达之心胸、超凡脱俗之气质、仙风道骨之人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在使更多地球人受益的同时，自身也将得到发展与创新。
　　
　　注 释：
　　
　　[1]苏格拉底的最高善等同于知识；柏拉图的至善只存在于抽象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善就是幸福，而最高级的幸福是对真理的沉思。
　　[2][5][6][15][16][17][18][19][20][21][24][25][26]苗力田：《古希腊哲学》，秦典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9页，第642页，第640页，第640页，第639页，第638-639页，第639页，第638页，第638页，第624页，第636页，第637页，第644页。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7页。
　　[4]薛巍：《<理想国>汉译辨正》，《三联生活周刊》2014第32期。
　　[7]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在于中道---人由于有质料构成而不可能像神那样完全自足，因而可以享受适度的快乐，即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既不纵欲，也不麻木不仁，节制就是这一美德的适度称谓。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9]（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4页。
　　[10][11][2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95年，第318年，第311页。
　　[12]张荣明：《魏晋思想的世俗与超越》，《新华文摘》2013第11期，第58-59页。
　　[13]（古希腊）伊壁鸠鲁、卢克来修：《自然与快乐》，包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14]（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10页。
　　[22][30]（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3页，自序第1页。
　　[27][28]（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9年，第110页。
　　[29]（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8页。
　　[31]Arthur Waley:“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London,1939,pp.163.
　　[32]曹文轩：《水洗的文字---读汪曾祺》，《书摘》2014第9期。
　　[33]（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2卷），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