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也被传播到中国，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近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综合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划归为六个阶段：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肇始期；四十年代的成熟期；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期；"十年文革"的曲折期；八十年代的恢复发展期；新世纪新阶段的创新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肇始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五四运动前后，众多共产主义先驱在介绍先进理论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介绍到中国，从而拉开了这一研究内容的序幕，具有深刻的开创性积极意义。

　　一、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传播。

　　（一）构建"新青年"的理想人格。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重塑中国人形象、重建中国人生之道的设想，深深影响着陈独秀对人生的思考。面对中国濒临灭亡的惨痛现实，陈独秀在早年发表的文章中，语言时而铿锵有力、时而真诚恳切，不断试图唤醒沉睡中国人的爱国心。由于陈独秀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和社会像自然界一样都是遵循新陈代谢规律不断演进的，陈腐朽败者自然淘汰，新鲜活泼者才有生命。他说："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生死相续，理无可逃。"所以，他在创办《新青年》之初就选定了"青年"这个最具斗志的热血群体作为思想革命的首要对象，开始了一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人格奴隶和隐性的两大弊端，陈独秀为新青年设计了一种理想人格--"人生六义".所谓"人生六义"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人生六义"中，最重要的就是"自主、进取、创新、务实"的新型人格。不难看出，陈独秀将建设国家重任的希望寄托于他所塑造的"新青年"身上，希望新青年们用新型理想人格取代传统人格，以朝气蓬勃的形象、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人生归宿"与"人生幸福".

　　要确立新青年的人格形象，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支撑，让青年人对人生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觉悟，对人生目的有清晰认知。陈独秀认为：青年人"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率先提出了"人生真义"的问题，所谓"人生真义"就是人生意义。陈独秀指出"人生意义"体现在九个方面，核心正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陈独秀看来：社会是由个体集结而成的，个体的努力为社会的文明发展贡献了力量，因而个体拥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而个体的生存依托于社会这个大平台，所以个体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应当促成社会的前进。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在明白人生归宿问题后，青年人"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陈独秀指出，新青年应当追求的人生幸福观是："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重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立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他还强调，幸福是通过劳动来创造的：

　　"欲享受幸福之一日，不可不一日尽力之劳动；欲享受一生之幸福，不可不尽力劳动以终其身，劳动者，获得幸福之唯一法门也。"青年人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幸福观，才能校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引导自己朝着正确的人生目标前进。

　　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传播。

　　（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腐败不堪的社会现实使许多青年产生悲观厌世的思想，更有极端者甚至选择自杀以求得解脱，李大钊对此深为忧虑。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来观察分析这一现象，认为是缺陷的社会制度束缚、摧残着活泼的青年，才造成社会上众人自杀的现状。所以青年们不应该悲观丧气，而要本着"乐天努力"的人生态度珍惜美好时光，因为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是基于今日所累积的结果，能够抓紧时间和机会活在当下，向着正确的目标不断奋进，进而创造美好社会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人生的价值也体现在对新生活的创造，他认为人类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对新生活的不懈追求，从而为社会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他告诫青年，人生是短暂的，不可以消极悲观，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人类谋幸福的道路上，"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二）敢于直视生死的生死观。

　　李大钊认为，死与生都是生活循环往复中无法逃避的部分，如果把生看作是起点，死只是最终的归宿，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那么死亡就没有什么可畏惧和悲哀的了。他曾理性而深邃的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对于每个人而言，生命的自然性特征决定了个体生命是有限的，想要实现其永恒性的价值就需要在有限的时光里做出轰轰烈烈为民族、为革命而奋斗的壮举。李大钊身上所反映出的毫不考虑自身利益的牺牲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豁达态度，使得李大钊在面对个人生死时充分表现出了从容与淡然。在受刑之前唯一一次与妻女相见的机会面前，他选择了静静地再看他们一眼，没有任何怨言；在登上绞刑架时，他依旧选择了英勇就义，视死而归。

　　三、其他共产主义先驱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传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大批初步掌握了先进思想的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理论分析人生问题。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人民谋利益的人生宗旨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激励着大批有志青年为祖国解放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同时也为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一）瞿秋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李泽厚在对我们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类总结时认为："在理论上认知，瞿秋白成为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性人物。"足见瞿秋白在早期革命中所发挥的效用十分重要。从走上革命道路起，瞿秋白就矢志不渝的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他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积极投身到革命实践中。他坚信"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更无所谓'我'."在福建长汀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瞿秋白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正义凛然地说："古人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共产主义之道不仅被我所闻，我还看到它正日益被群众所爱戴，即使让我死亡也毫无遗憾！"在实际工作中，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人民中的一员，选择用自己的担当与付出为人民开辟前途中的光明。出于对信仰的坚定追随与共产党员身上所具备的坚强意志，瞿秋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即使面对可怕的病痛折磨也坚持追求真理不懈奋斗，努力克服各种罕见的阻碍，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而且以自己的生命为其做出了生动诠释。

　　（二）李达：敢为人先，重义轻利。

　　毛泽东对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是"理论界的鲁迅".他在革命工作中敢为人先的行事作风与重义轻利的高尚品质成为其人生的代名词。李达在年轻时就立志报效祖国，他从教育入手，经过实业发展，进而转到研究宣传这一理论来成就美好新生活的步伐从未停歇。他与其他先进分子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党组织、创立第一个出版机构、完成第一本马列主义教科书，创造了多个第一的辉煌。在积极组织党建活动、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思想舆论阵地的过程中他又扛起了千斤重担。尤其是在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下，面对敌人打击、经费不足、人手不够等问题，李达倾其所有，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组织，种种行为无不体现着他敢为人先、重义轻利的人生追求，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努力向着实现共产主义迈进。

　　（三）邓中夏：劳动创造世界，青年人要积极有为。

　　邓中夏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宣传劳动创造世界的理论，他指出："我们相信劳动是一切事务发展的动力，它创造了历史的文明进步，也让人们在此过程中获得成就。"这种震撼人心的宣传激发了一批青年人先进意识的觉醒，他们深入群众与广大工友之中，为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解烦扰，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这批积极有为的青年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邓中夏的人生经历说明：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不断接受科学人生观指导，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过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陈独秀、李大钊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由于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因而对现实人生问题的观察更加深刻，能够透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把人生问题的解决同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更具科学性和现代性，也更符合社会需要。他们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对某些重大人生问题进行阐述分析，但从总体上看，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建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倘若没有这些共产主义先驱的探索与贡献，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中国化。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成熟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体系，其标志是"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的发表。

　　毛泽东人生哲学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走向成熟。刘少奇、周恩来也对这一相关内容做出了阐述，贡献了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成熟标志--毛泽东人生哲学的诞生。

　　（一）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在毛泽东看来，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不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那么人生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深切感受着人民的疾苦，他依据党的性质和宗旨，把"为人民服务"和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追求。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个队伍的性质"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写入"七大"党章，并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表明：毛泽东不仅把这一理念作为党在各项工作中的行动宗旨，而且把它作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哲学的核心。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实际行动中认真践行，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共产党人必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是一个共产党员。"（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

　　在进一步完善"为人民服务"人生哲学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做人标准和人生境界的问题做出了很好的诠释。白求恩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把革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当中，对工作严谨小心、一丝不苟，始终心怀人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既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广大共产党人完全可以经过努力而实现这一目标。以白求恩为标准，毛泽东对"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生有五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即"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上述五种人生境界中，高尚的人和有益于人民的人属于高层的人生境界，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必须要向这一目标迈进。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徐特立同志 60 岁寿辰时，毛泽东致信祝贺，他高度赞扬徐特立的人格品质，号召全党同志要像徐特立那样，做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面对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许多人出于自保离开了党员队伍，而徐特立却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对党的忠诚，更表达了徐老心中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工作中，徐老勇于担起各种重担，从来不拈轻怕重，不像有些同志"只愿捡轻松事做，而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总是深入群众实际，"任何时候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并且处处遵守党的纪律，不像有些党员，"以脱离群众为快乐，认为纪律只是束缚别人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吴玉章是中共"五老"之一，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庆祝吴玉章同志60 岁寿辰时，毛泽东致祝词，高度赞颂吴玉章同志，"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只有确立"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坚定信念，才会把"一辈子做好人"当作做人标准，在行动上把做好事坚持一生。"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吴玉章同志这首诗，正是他毕生追求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生动写照，也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动力。

　　（三）愚公移山的人生精神。

　　要实现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趋于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还必须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支撑。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心有杂念，做事瞻前顾后则难成大业，革命的胜利需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信念，执着向前。

　　愚公移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充分反映了千百年来我们努力奋进、从不言败的品格。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广大党员，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如何面对困难、挫折、风险和挑战？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毛泽东认为：

　　如果全党全国人民都能发扬这种精神就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种精神成就了不竭的动力，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不屈服于困难环境的奋斗精神，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刘少奇以"革命的实践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合理因素，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文章，第一次系统回答了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问题。这一时期，为配合政治形势需要，全党掀起了三次学习理论高潮，对全党进行了共产主义理论和党性教育，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如何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认为首先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对待万事万物的科学理论，广大共产党员要通过学习和思考提升自身的能力。还应时刻保持"慎独",要求"即使在他在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在提高党员政治素养的基本途径上，刘少奇强调提升修养的过程是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他说："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因为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锻炼，共产党人才能在艰辛的现实环境中体会人民的疾苦，进而将其内化为服务人民的无限动力，不断提升各方面素养，用实际行动贡献祖国人民。

　　综合来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中提出的党性修养的五条标准、四项要求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它所体现出的人生精神却至今受用。这一理论是对共产党员人格品质的要求，同样是对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

　　三、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青年时期，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过人胆识，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铸就了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建国以后，周恩来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精神，真正落实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用一生探索马克思主义，信念如一，言行一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胸襟，为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从此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22 年 3 月，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坚定信念的指引下，周恩来一生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奔走，无论是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还是处理困难重重的国内问题，心中所思到实际所为都十分统一。周恩来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旧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周恩来要求自己要像"老黄牛"那样，勤勤恳恳为人民，认认真真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即使到生命的弥留之际，他要求将自己遗体火化后的骨灰撒到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去做肥料。这种直到离开人世前还心系群众是一种何等崇高的人生境界啊！他不仅仅尽到了一个国家总理应尽的职责，更为广大党员做出了表率，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繁荣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神州大地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进入繁荣时期。

　　一、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各项事业得到了跨越式的前进，而这一理论也逐渐被人民所接受，进而成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广泛传播，理论界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进行通俗易懂的阐述，撰写了一批人生哲学的简明读物。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论革命的人生观》、丁大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冯定的《人生漫谈》等，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得到了广泛普及。文艺工作者也借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了一批弘扬革命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如：《革命家庭》、《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北大荒人》、《英雄儿女》等。这批人生哲学读物与文艺作品使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得到广泛传播，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共产主义人生观家喻户晓。

　　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受益于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人们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神州大地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这种积极风气的指导下，生活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协作共进的局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社会风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涌现出了一批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式的优秀代表，他们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党无限忠诚的品格和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无论走到哪里都心系人民，始终如一坚持做好事。雷锋的日记里记录着生活的点滴，每一件小事都体现出共产主义好战士的人格特质，他说，活着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这就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目的的真谛，体现了无产阶级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不顾自己身患重病，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水。兰考的落后面貌得到很大改变，但焦裕禄本人却因病情恶化，献出了年仅42 岁的生命。焦裕禄精神是一面镜子，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高地，以其强大的思想魅力动员和感召着广大共产党人时刻坚守。"铁人"王进喜紧随祖国的发展需要，从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一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豪迈而又质朴的语言说出了多少共产党人心中真实的追求，他们高贵的品质为人生观教育扬起了新的风帆。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曲折期（文革时期）。

　　1966 年到 1976 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十年"文革",打断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正常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处在曲折发展阶段。

　　一、传统人生哲学的断裂。

　　"文化大革命"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奉行"砸烂一切"的原则，对历史遗留的宝贵资源进行全盘否定，使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仅在物质上对历史名胜古迹和宝贵的物质遗留的破坏令人发指，在精神上更把中国传统人生哲学、道德文明一概贬斥为封建文化，颠覆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使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精神防线。舞台上展示着格调一致的"样板戏"、人们满腹的忧伤与哀怨、千篇一律的抱怨与声讨，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严重的病态之中。

　　二、道德的堕落及人际关系的紧张。

　　文革期间，所有事务都围绕阶级斗争展开，常常兴师动众，无病呻吟，人民连基本正常的生活都无法顺利进行。国家层面，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党员活动长期停滞，大部分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民众生活中，不仅造成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而且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人们拉帮结派，尔虞我诈，甚至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搞得人人自危，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形式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泛滥开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恢复发展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一时期，我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手抓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人生哲学的本来面目；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形成科学的行为指导体系，为丰富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八十年代初的"人生观大讨论".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发表潘晓的读者来信，信中诉说她自己对"文革"期间遭遇的所思所感，发出"人生之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得出"人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偏激结论。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持续近半年时间，引导广大青年思考人生观问题。大家针对"人的本性是否自私"? "理想和现实如何结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公私关系如何处理"?"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这场人生观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先导作用，并直接引发了八十年代的人生哲学热。

　　二、"两个文明"一起抓。

　　社会是否可以稳定向前取得进步，靠的是基本的物质保障与先进的意识导向。我们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要辅以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层次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这也有利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长远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这一活动通过通俗的语言表达和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活动形式鲜活地传递了文明思想，实现了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形象化、群众化，对于进一步完善成员精神素养的培育，推动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信念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给养，带来了行动的动力，在信念的支撑下，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历经实践的检验向世人充分证明，理想信念与道德信念相互助力，不仅帮助广大共产党人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更将其运用在了实现心中理想的光明大道上。正如邓小平所说，帮助我们在国家发展举步维艰的时期挺过来的，是作为我们精神力量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现在我们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同样也离不开这份信念。"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②因此，全党同志要自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使其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激励人们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邓小平在批判文革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口号时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不仅不是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与刻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自1978 年开始在高等学校和普通高中普遍开设人生观教育课程，全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生都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这不得不说是中外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件壮举，多种版本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丛书广为流传；教育方法上，邓小平强调教育一定要专人负责、科学调查、联系实际，做有说服力的教育；在教育成效上，则重视人民的意愿，认为群众只有先从内心上认同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树立理性信念，拥有爱国主义情怀。

　　五、培养"四有"新人在毛泽东提出的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思想的基础上，依据对我国发展情况的考量，邓小平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只有源源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优秀人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始终展现蓬勃的生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将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人们的道德层次与文化水平上，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因为这项建设本身就是一种主体性建设，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上，而且表现在人们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上。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期（二十一世纪初）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还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就目前的国际发展态势而言，文化的地位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它代表着民族的精髓，承载着人们的美好心愿，同时也是一国软实力的表现，在逐步向纵深化发展的国际合作中意义深远。虽然各国的历史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同，但小到节日文化的交流，大到主流价值观的碰撞，代表本国特质的文化身影无处不在。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由此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国跻身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党中央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以严谨的态度与包容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绝不放弃正确的原则标准，使在努力成为文化强国的大道上真正做到海纳百川，真正使代表我国特质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人们带来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着人们对自由、幸福等精神层面内容的向往。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就要求应当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进行有效指导。在我国当前的发展态势下，以人为本这一主要思想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价值。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是党的执政理念，必须"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抓住了人这个根本，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立足于思想层级的高度，我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期和谐人际关系，形成良好的舆论发展氛围。这一理论内容以其深厚的历史基调、通俗易懂的表达形式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帮助人们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氛围，树立了良好的理想信念，对于深层次、多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特殊的作用。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努力践行是培育这一价值观的终极目标，培育所形成的良好社会道德风气能够帮助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元的价值选择中找到示范性的蓝本，进而为人们规范自身行为指出正确的方向。